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新疆罗布泊的上空同时升起了两个“太阳”，而其中一个正是爆炸所绽放的光芒，更比一千个太阳都来的明亮。
在当天深夜，中国氢弹试爆成功的消息从北京发出，一下子举国沸腾，大批群众涌上街头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成就，长安大街上人潮汹涌，满是庆祝氢弹试爆的标语和旗帜。
而这一则消息也立刻传遍全球，引起了举世瞩目，各大国家媒体争相报道和评论。
日本共同社第一时间对相关新闻进行了报道，描述了中国人民的喜悦之情。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则以《中国爆炸氢弹》为题，发表评论道：
“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们大为惊诧。她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实现，比预计早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中国由原子武器到制造热核武器所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短，现在已经追上了法国。”
中国的成功像一面镜子，照射出了国际社会的众生相，愤怒、羡慕、恐惧、傲慢、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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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表演竞相上台，共和国第一颗氢弹就像是一块巨石，激起千层浪。
戴高乐的心病
中国成功试爆氢弹的消息很快递到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桌前，让这位二战老将军的心里打翻了调料铺一样五味杂陈。
他掰开手指数一数，之前全世界有三个氢弹国家：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有了第四个——却不是法兰西，而是万里之外，对西方而言还相当神秘的红色中国。
自1959年重回政坛，戴高乐就对法国核武器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心，因为他知道从第一颗原子弹出现之后，国际政治就发生了一项根本性的变化。
即便这个变化没有见诸于任何公告、声明和联合宣言，但它却像是一条铁律深深烙进了每一个政治家的脑中：一个国家只有拥有核弹，才真正地拥有话语权。
而这也正是戴高乐所心心念念的法国“地位”的证明，为此他不惜开罪美国，直接挑战美国在欧洲建立的战后新秩序，坚持要求建立属于法国自己的核武库与核威慑力量。
所以1960年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戴高乐会曾高呼：“法兰西万岁！”
在亲眼看过原子弹爆炸的场景后，戴高乐更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他称这是“复兴”——是“我们所有努力的最终成果”。
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法国重新回到了大国行列。
戴高乐还充满雄心地构想过一个非常极端的“全方位战略”：核武器系统的寿命很长，同时法国也无法确定未来的对手是谁，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建立一种能对世界任何打击的核力量。
虽然戴高乐没有明说，但是谁都能猜到“未来的对手”包括了现在的盟友，即美国和英国。
可是后来出现了氢弹，话语权的门槛便又一次升高了，不过情况依然可控。
美国和苏联拥有氢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英国跟着美国也获得了相关技术，虽然令法国嫉妒，但仍然可以容忍；
但现在连看起来还相当贫困落后的中国都有了，这让法国真正有了“掉队”的恐惧。
戴高乐焦躁不安，法国没有氢弹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几乎让他茶不思饭不想。
为此，戴高乐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到爱丽舍宫，狠狠地训斥了一遍，他拍着桌子厉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进度这么慢？为什么让中国走到了前面？”
负责人无言以对，法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制此时经过了7年还没有成果，相比中国两弹间隔的2年8个月，真可谓是龟速运行。
不过戴高乐到底是个懂得实际的人，在大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他决心加大氢弹研发的投入，而且是立刻进行。
从1967年10月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并重新拟定了试验计划，大大增加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戴高乐的大力投入没有再让他失望，研制工作的进程明显加快，到了来年的8月，法国的第一颗氢弹也终于在太平洋上成功试爆。
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中国促进了法国氢弹的研制工作。
而中国氢弹对戴高乐的影响却不止于此。
如果说在1964年中法建交主要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那么在这之后戴高乐展现出对中国的兴趣就伴有浓厚的个人兴趣在里头了。
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请教法国的汉学家关于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会望着一张长城的照片而久久出神。
戴高乐还计划在1971年访问中国，在构想里，他和毛泽东的会面将会是自己政治生涯的完美句号，他们的合影也将放在回忆录里的最后一页。
不过这样的情景最终没能实现，1970年底戴高乐与世长辞，毛泽东主席也发出了唁电，为这位法兰西的英雄“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尼克松的机会
中国成功试爆氢弹的消息同样飞跨太平洋，传遍了整个美国。
听到这个消息，参议员杰克逊说这是“一种胜过我们所预料的成就”。
而此时的美国已渐渐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虽然美国和越共断断续续进行了上千次谈判，但双方都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
在1967年，美国派到越南的军队已经超过50万人，持续的大规模轰炸也越来越逼近中越交界。
而中国派往越南的支援部队也超过了15万，更向北越承诺，如果美国敢使用原子弹轰炸越南，中国也会向其提供核弹头作为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拥有氢弹对美国政治的冲击可想而知。
这也无怪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会在1967年10月近乎歇斯底里地表示“中国人”才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
毕竟他们当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会在越南陷入一场总体战，甚至于核战争。
然而，与被国内外各种事情烧得焦头烂额的政府不一样，在野党反而有人在升高的核战风险中看到了转机。
同样是在10月份，一直以强硬反共立场著称的尼克松却在一篇文章里冷静地写道：“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
尼克松所提到的“负担不起”自然包括了氢弹的因素，在他看来，中国在1964先研制了原子弹，现在又研制了氢弹，美国已经不可能用列强对待第三世界小国的方法来对付中国。
不论是像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还是像对越南这样的直接战争，都不可能再套用在中国身上。
这种改变的态度在尼克松1968年赢得总统大选后更加清晰，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满怀深意地说道：“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而进入白宫没有多久，尼克松便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在1969年更直接拜托戴高乐帮忙传达自己想要与中国开展对话的愿望。
除了戴高乐，尼克松同样跟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总统传达了类似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够担任中间人，向中国进行联络。
接着，尼克松又鼓励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柬埔寨想办法接近周恩来，并放宽了中美人员来往和贸易的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这为后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启“乒乓外交”扫清了制度障碍。
到了1969年的8月，国务卿罗杰斯干脆把话挑明了，他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表讲话说：“我们正在寻求打开（与中国）对话的渠道。”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对华缓和倾向，是非常现实的国家利益计算，遵循的是残酷的实力原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和越南困局迫使美国要采取软化的态度来接近中国。
所以尼克松一方面多次表达与中国接触的意愿，另一方面又在关岛部署反导弹系统来应付可能的战略打击，并跟着过去的老调渲染来自中国的“威胁”。
美国这种两套手腕和两面做法，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苏联的傲慢
与美国不同，苏联方面对中国氢弹成功试爆的反应似乎相当冷淡，只有塔斯社简简单单地引用了一条新华社报道：“中国在他们的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不过在外国其他媒体看来，中国氢弹试爆成功一定会对苏联的外交造成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在两国关系趋于恶化的情况下。
例如，法新社就认为氢弹上的成功让“中国的威望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中国在“阿拉伯各国中赢得了不利于苏联集团的分数”。
要知道在这之前，因为中国坚定反美立场，阿拉伯世界已经非常倾向于中国。
一家科威特报纸还曾建议过，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应用“毛泽东的方法”，“用战争思想教育青年”。
所以当中国成功试爆氢弹后，阿拉伯对中国的钦佩和羡慕更是上升到了一个顶峰，这对当时正在收拾第三次中东战争乱局的苏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日本的共同社认为“频临困境的克里姆林外交政策，将会更加倒向西方”。
除了中东，苏联在越南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冲击，毕竟连中国官方都说，成功试爆氢弹是对阿拉伯人民和越南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援。
而在越南战争的这几年，中苏在援助越南的问题上矛盾不断，摩擦频频，在援越的方式、物资种类、运输方式等各个问题上都争论不休，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试爆氢弹成功后，看着中国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让苏联心里极不是滋味，这或许也是其选择冷处理相关消息的原因。
不过俄国人惯有的粗鲁和骄傲，让他们没有在中国拥有氢弹后选择缓和关系的道路，而是自信地认为与中国可能的核战争中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军力轻松取胜。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的关系恶化到了兵戎相见，险些爆发战争的理由。
苏联人并不把中国的氢弹视为足够分量的威胁，而是傲慢地表示可以通过“手术刀”式的精准打击摧毁掉了中国所有的核设施。
当时克里姆林宫只在乎美国的因素，苏联驻美大使就直接询问尼克松，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
尼克松没有正面回应，但他转头就把相关消息透露给了《华盛顿明星报》。
这家报纸立刻刊登了一篇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报道，表示
“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新闻一出举世震惊，惯用政治手段的尼克松便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同时引起了中国警觉更加紧张备战，也使得苏联丧失了先机并陷入了国际舆论的讨伐当中，最后只能放弃先发制人的想法，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不过虽然最后事件得以平息，但是苏联的核威胁已经成了中国的天空挥之不去的一片阴云，结果就促使得中美在70年代从对抗走向了联合，苏联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东亚的分歧
中国氢弹试爆的余波在东亚邻国也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对朝鲜而言，中国的成功是又一次鼓舞，又逢中苏关系生变，使得朝鲜成为两大国都要拉拢的对象，所以朝鲜的核子研究在这期间有了很大发展。
而在南面的韩国当时正处于右翼军人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在日本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朴正熙一直顽固反共，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抱有巨大的敌意，对中国的氢弹试爆成功自然没有什么好话。
但如果把目光投向东京，各界的反应就要复杂许多。
日本各大报纸都在一、二、三版面的重要位置发表各种社论、座谈纪要和各报驻中美苏等地的记者发回来的消息，用非常大篇幅的报道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的消息。
各大报纸都认为中国在核武器研发上进展神速，远超西方国家的预期，并且认为中国进行带有氢弹弹头的导弹的试验，形成核打击能力，只有时间上的问题了。
而日本媒体也认为中国拥有氢弹，对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全新的“威胁”。
而跟美国人略有区别的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还特别提到了中国氢弹在“心理”上对日本人的冲击。
因为在当时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依然是一副贫穷落后的模样，现在要想象中国核打击日本的场景，对很多人的思想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而为了应付这种冲击，日本只有两种对策：
一个办法是“以核武器对付核武器”——在美国的监视下，这自然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日本就只剩下另一个办法——努力缓和同中国之间的国际紧张关系。
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已经执政多年，高举着所谓“无核化”的大旗，在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还妄加批评，多次拒绝中国各界人士入境日本的申请，可以说对中国的态度很不友好。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氢弹的成功和中国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政治界和民间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大。
到了1970年，日本国会甚至出现了一个跨党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参与人数高达379人。而整个国会也不过四五百人，等于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都加入到了这个联盟。
几个主要反对党，公明党、社会党和民社党都拿出了自己的与华建交方案，并都派了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访问。
而除了在东京的国会，日本各地方议会也要求与中国尽快建交，26个县提出了恢复邦交意见书，20个府县则通过了决议向中央施压。
在这样从地方到中央山呼海啸般的建交声浪中，田中角荣击败了佐藤所支持的对手，在1972年7月上台组阁，并以闪电之势在9月份完成了访华与中国建交的历史任务。
从氢弹试爆到中日建交，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的典型“慕强”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来即便是战败之后，日本人都一直习惯以亚洲第一自居，认为日本依然是东亚的领导者。
但是随着中国的战略武器不断发展，在世界舞台上越发重要，日本又担心战争的危险会波及到自己，立刻从上到下开始对中国发出友好的声音，甚至急切地抢在美国之前就与中国建交。
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政客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再次提醒我们，国际外交归根结底还是遵循着实力原则，只有自身底子硬，说话才硬。
俾斯麦曾说过“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这句话或许有些极端，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大炮”作为支撑，也不会有人耐心地听你解释“真理”。
参考文献
1、中国知网；1967年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本刊编辑部综合整理；工会信息；2015年06；
2、中国知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高中生；2009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