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深瞳音乐，作者 | 河马君、楚青舟
文 | 深瞳音乐，作者 | 河马君、楚青舟
最近，仿佛整个网络都闻到一股《乌梅子酱》的甜香。
李荣浩去年12月发布的这首歌曲同时霸榜QQ音乐、网易云音乐，在它爆红的原生地抖音上，更刷出超15亿播放。
“抖音神曲”并不新鲜，《乌梅子酱》能激起如此热烈讨论，更多因为这是李荣浩；以及丁太升等的批评，认为这首歌有一种鸡贼的俗气，李荣浩失去的心气，过分讨好下沉市场。
《乌梅子酱》真是俗不可耐吗？平心而论它算是一首无功无过的小甜歌，短视频批量制造过的众多神曲中，甚至算得上良品。
不过本文也无意花太多笔墨讨论歌曲本身。作为音乐产业观察者，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乌梅子酱》引起业内如此热烈讨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丁太升们的愤怒，更多是来自于某种纵向对比，他们表面上叹息的是“从前的李荣浩”，真正怀念其实是“过去的乐坛”。这个故事，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丁太升批评李荣浩，为什么“小镇青年”背锅？
丁太升说李荣浩作品失去了早期的诚恳，在投机，“投谁的机呢？小镇青年、初中毕业的文艺骨干”……
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喷李荣浩就说李荣浩嘛，小镇青年做错了什么呢？
或许，问题并不在于“小镇”与“城市”的对立，而是：“神曲”与“乐坛”的冲突，源头在小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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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神曲”和“抖音”绑定起来，以至许多年轻的朋友没有意识到一件事：神曲并不是短视频时代才有的新物种。
早在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2000年代初，就有依托手机彩铃和街边小店音响火起来的《老鼠爱大米》《香水有毒》《两只蝴蝶》等传唱度超高，但旋律简单、歌词浅俗的流行作品。
当时的专业音乐人们时不时也会哂笑一下“街歌”，却很少会像丁太升批评李荣浩一样，为反神曲“上那么多价值”。
那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末段，流行歌手们还能经常做出销量百万的“白金唱片”，唱片公司牢牢把控着上下游，再加上数字音乐刚刚兴起（国内第一个音乐网站九天音乐网上线于1999年），带来更多的期待：音乐市场的未来大有可为。
所以当时，街歌、神曲这些属于“下沉”市场的东西，都是不放在乐评人眼里的。
大陆本土音乐在商业上欠发达，导致整个流行音乐界的信息渠道是“自上而下”的，由欧美到日韩，由日韩而港台，再进入内地——无论是叶倩文邓丽君还是梅艳芳张学友，对内地音乐市场都属于降维打击，大发行商想要谁红，影视演员多栖也能红；想要谁糊，一个冷藏可以废掉专业歌手半生努力。各大排行榜也都还很有公信力……
换句话说，当年的流行趋势从来不会逆着音乐人的意思走。
而小镇，可能是那个年代音乐世界唯一的反叛者——流行音乐“王权不下县”，街头的小店店主并不按照CCTV、MTV的榜单来选他录音机里的歌，就像中国数千个广场上的大爷大妈们只等凤凰传奇和《小苹果》，绝不会看一眼列侬或者小红莓，因为下沉市场有自己的逻辑。
不过当时的音乐从业者们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俗不可耐”的歌也就是个乐子，它不会抢走利益。
回头看来，分外有趣，由街边小店的喇叭和广场上的收音机来做末端触达，所以“下沉市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小镇和乡村在音乐选择上声量很小，大众传唱的依然是唱片里的、晚会上的那些歌。
“小镇”的话语权增加，经历了一个量变慢慢到达质变的过程，更关键的变化，出现在抖音这样日活超8亿的短视频怪物身上。
以《乌梅子酱》为例，哪怕是头部音乐平台力推，带来的传播度恐怕也不能与抖音快手相比——抖快的底层逻辑是“掠夺”所有碎片娱乐时间，最终形成“视听垄断”。这点我想不必再多说。
音乐的生产—消费模型于是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音乐的传播完成了“去中心化”，脱离了上游的掌控。
《海藻海藻》《少年》《惊雷》《你的答案》《我们不一样》《桥边姑娘》……这些歌曲占据传播金字塔的顶端，让音乐人群体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们既不是真正阳春白雪的学院派，也不再是“流行”的主流，无论愿不愿意，整个音乐圈都需要调整心态来适应这个最大的现实。
丁太升话语中莫名的小镇青年论，仔细想想，其实是音乐人刻板印象的一部分，是对下沉平台的用户画像。丁太升们为什么敌视“小镇”？小镇是一种象征，打破了固有的传播模式，窃夺了流行音乐的话语权，在传播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其实小镇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短视频怪物以超高效率不断放大传播指数，让小镇变成了某种威胁。
失去“金标准”，音乐还有好坏之分吗？
总有人说，如今是华语音乐的“末法时代”，说法夸张，却也有形象之处。随着“传唱度”这个金标准日渐失效，要以什么标准来分别好坏呢？商业和饭圈模式的加持下，榜单已不再具有参考价值。
“群众的眼睛”失去了雪亮的光彩，而小圈子的相互吹捧也令人厌烦，流行音乐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李荣浩就是这么说的，“音乐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你喜欢和你不喜欢”。
我认为，丁太升们对李荣浩的强烈意见也和这个表态有关，作为原有音乐生产体系培养的优秀音乐人，话语唱作人的“脸面”，你李荣浩不但主动下沉去“学猫叫”，搞“抖化”创作，竟然还要从理论上确认它合理，这不但是“叛徒”，而且丢失了音乐人底线。
说李荣浩“鸡贼”是成立的。音乐当然有好坏之分，专业水准与真挚情感，这都是“音乐人”这个身份存在的基础。李荣浩的言论与创作中，确实都能看到“主动下沉”，讨好流量主体的倾向。
李荣浩2018年的单曲《贝贝》，是一首只有4秒的话题性神曲，2020年的九字新歌《要我怎么办》，全部歌词只有“呵呵呵呵 我要怎么办”“哈哈哈哈 要我怎么办”。
就这2首歌而言，与其说是优秀的音乐作品，不如说是优秀的广告作品。
这未必全然是摆烂，但作为最优秀也最知名的华语创作人之一，受众和同行对他有更高的期待和更严厉的批评，这也合情合理。
流行音乐诚然需要大众的理解，但抖音等怪物的参与，明显也异化了传播。只要几个特定的和弦，就可以反复“洗脑”，成为“神曲”以后自然有人持币数百万要求商业合作——在这样的循环里，歌曲严重同质化、模式化。
哪怕周杰伦这样的天王，20年最火的《莫吉托》，其“传唱度”是否也和它的“抖化”有一些关系呢？
传统意义的流行音乐，失去了触达最广大受众的渠道——这也是整个音乐行业“不行了”的底层逻辑，当传唱性这个金标准失去，迷茫是必然的。
可话说回来，丁太升自己对《乌梅子酱》的评价方式也明显是设计过的。矛头直指“小镇青年、低学历打工人”刻意挑动争论，也充满了刻板印象。作为一名处处DISS抖化的专业乐评人，吃的却是抖化的流量，营销方式却也是依托于抖化传播环境的，这不讽刺么？
再者说，丁太升也实在算不上“小镇”的反面，真要论出身，他自己难道不是来自小镇，并且在小镇上有了自己关于音乐的想法和观点么？一位知名中专毕业生到处说人“没文化”，在音乐标准上搞“出身论”，这本来也很不合适。
音乐有好坏之分，不代表“音乐迷”的审美一定就高于“打工人”，好音乐的标准可以讨论，不能前定。
华语乐坛，还能“选李白”吗？
最后我想聊聊，音乐人究竟该不该害怕失去点赞——这实际上也是丁太升设计的话术，专门为了激起一部分受众的愤怒。
我认为，让听众（不仅仅是歌迷）听懂，是流行音乐人天然的义务，只为悦己而创作的音乐，其实都没必要进入流行工业生产体系中，要听众掏钱的东西，当然要以听众喜爱为标准。
只是“抖快”当道的模式下，许多业内人士和歌迷都有一个意见，认为现在的裂变传播“不是自然形成的”，视频创作者选择BGM一般都从众，也并不会细心判别音乐的好坏，使头部流量无限放大。
而短视频中的音乐，不再是“主材”，而是作为“辅材”存在，无疑也突出了音乐的工具性，消解了音乐创作自主性。这是专业音乐人和乐迷绝不可能接受的。
这种情况下，音乐人看待“点赞”其实该是两分的，广义的点赞是来自听众的肯定，依然是很重要的；狭义的“点赞”也就是某个APP上的按键，则不应该过分影响音乐创作。
白居易写诗追求“老妪能解”，这肯定是对的，可说到头，白居易也并不是靠老妪的指点来写诗。更何况，李荣浩的初心，难道不是“选李白”吗？至少这是他自己曾经的表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那个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那个李白……
《乌梅子酱》的味道或许并不坏，就是离李白太远了，更像是始终萦绕着“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 世俗到天亮”的背景音。整个圈子也正需要安静思考，音乐的标准和创作的导向问题。
“雅”与“俗”并非势不两立，音乐审美更应该是自由的，流行音乐或许在等待一批变革者，重新找到专业与传播之间的平衡点，就像马三立侯宝林将天桥的相声艺术带上大舞台一样。
只是，李荣浩开始“学猫叫”的时候，他还能选李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