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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 劝退 学生 轶事 史料

劝退想听三国轶事的学生,他带学生读史料还原“历史罗生门”

jnlyseo998998 jnlyseo998998 发表于2023-04-28 02:12:03 浏览14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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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在课堂上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

“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讲三国,好像难免讨论这个问题,”讲台之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说:“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这堂课不做人物评价,而是要通过分析史料,理解曹操不同的形象从何而来”。

“我不太想做‘演讲式’的课堂。”课上,他既不讲故事,也不抖“包袱”,还会果断劝退期待在课上听到三国轶事的同学,因为三国的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早已家喻户晓,但文学与史实迥然有别,所以这门课上要做的就是“真正进入文本、精读史料”。

对当代年轻人而言,阅读史书绝非轻松事。“教学的本质不是愉悦学生,让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一点压力和‘痛苦’,这也是我和脱口秀演员的根本区别。谈到现在网上流传很多二手、三手、甚至N手的快餐式阅读材料,仇鹿鸣有些哭笑不得,“类似《极简中国史》这类通俗读物,已经不太适合大学生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阅读,更何况时下‘几分钟读完一本书’帖子、分享、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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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上,他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辅以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释,通过比较不同记载的源流与可信度,带领学生打开三国史的大门。课堂上他既对文言文本身进行解释与疏通,还会信手拈来各种史料例证,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听者一不留神就会错失不少“干货”。

比如讲到“吕伯奢之死”时,仇鹿鸣根据裴注引录王沈《魏书》《魏晋世语》和孙盛《杂记》中的不同记载,还原了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并介绍几种史料的作者及撰述立场。

“不同史书的编纂者是谁?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立场?为何对曹操有如此不同的刻画?”提问掷地有声,全场陷入沉思之时,他又悠悠开口,“我们要从不同层面分析史料的信度,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找接近历史真实道路……”或许这门课不够“有趣”,但无疑足够“专注”——专注的老师、专注的阅读、专注于文本。

仇鹿鸣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排得紧锣密鼓。多年来,他始终要求自己讲满整整十五周,周周为学生奉上一场学术盛宴。而每堂课毕,仿佛约定好一般,课堂总会响起真挚的掌声。

重视阅读是复旦文科教育的传统。“课堂之外,我们的学生们应该做什么?理科要做习题,工科要做实验,文科就要阅读。这是最最基础的一件事。”仇鹿鸣说。

2008年,仇鹿鸣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注于中古史的研究,也是那时起,他在任重书院组织以原典为中心的阅读兴趣小组。阅读小组是纯自发的,同学们自愿参加,仇鹿鸣领着大家读书,“当时读的就是《三国志》”。这个小组,一开便是10年。

2017年,在学校通识教育中心的邀请和支持下,仇鹿鸣正式开设“《三国志》导读”课程。2021年,他将课程名调整为“《三国志》与三国史”,学分由2学分升至3学分,一来更为突出了史学特质,二来提高了对学生阅读原典的要求。

要求学生读原典,仇鹿鸣认为不能停留于一句简单而空泛的要求,而要通过各种方法带领学生学会“专业地阅读”,为此,他“把阅读的要求做细了”,分解到各个教学环节之中。

如此种种,都源于仇鹿鸣的教学理念——“不能让文科学习止步于课堂听讲,不能使讨论成为口才的评比和纯粹的表演,而要让讨论课成为阅读的延伸。”

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课,就要展示大家“求知、笨拙甚至不甚理解的那种状态”。

实际上,面对每年七八十位史学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仇鹿鸣在这门通识核心课上所投入的精力,远超他为历史学系同学们开设的专业课。“通识课的本质还是专业课,不意味着降低要求,应该在大一大二的阶段就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习惯。”

他认为,恰恰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这门课更能展现人文学科的价值,这无关理想主义、人生智慧之类的“大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维方式。

比如讲曹操的这堂课上,仇鹿鸣把课程的主题定为“曹操的三张面孔”。“之所以说‘三张面孔’,是因为现存史料里中的曹操,根据撰述者的不同背景,起码可以剥离出三个不同的曹操形象:吴国人写的《曹瞒传》、曹操的自述(《让县自明本志令》)、曹魏本国的国史王沈《魏书》。由于史源的不同,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各有多少?”

分析史料、提出疑问、尝试批判——这是学生雷明昊印象较深的学习方法。“仇老师说,史学研究的起点是一件事情要至少要有两个分歧的记载,这样才能在质疑其中一种记载时有依据,否则只能停留在怀疑,无法进一步分析真伪。”

“平时我读史书时,更多是按刻板印象读故事。”学生王学臻之前以为袁绍是因眼光短浅才不采纳谋士“挟天子”的建议,但课上仇老师引《三国志》裴注中《献帝春秋》等史料,指出袁绍其实另有所图,欲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信息,到底如何辨别判断?这考验着每一个个体。仇鹿鸣希望这种分析材料的能力,不仅局限于课堂,也能延伸到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正如他去年结课时为同学们的赠言:史学研究本身不提供“正确”的答案,但追求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相对“准确”的历史事实,这种运用理性的自觉与辨析材料的方法,或许是修读一门史学通识核心课程对非史学专业同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