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一家名为“物质生活”的书吧在深圳百花二路和百花五路的三岔路口正式开业。彼时没有人能想到，这家屹立在街角的小书店，能在这座城市一开就是23年。一家主打精神消费的书店，却起名为“物质生活”，这个名字除了取自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随笔集《物质生活》外，更包含了创始团队对这家书店的期望，“人人来到深圳都为了淘金，为了追求物质生活，而我想做的却是构建一个精神的空间”。就这样，“物质生活”这个略显反叛的店名和这家店一起，见证了深圳20余年的阅读文化发展。
物质生活书吧内部陈列（2020年）
物质生活书吧内部陈列（2000年）
今天的深圳已经与23年前不同，“物质生活”创办之初，创始人晓昱形容，“在这个人均购书量号称全国第一的城市里，除了浩浩荡荡的书城，几乎没有一间有态度的人文书店”。而今天深圳除了有诸如西西弗、茑屋这类的连锁书店，也有众多散落在城市角落的独立书店。4月23日，第28个世界读书日到来，深圳各地标建筑亮起与阅读相关的标语，展现“阅读之城”的美丽。今天的书店，已经不仅是买卖书籍的场所，而更多承载了文化交流的作用，20多年来，深圳的读书氛围越发活跃，各书店也发展出不同的面相与性格，要想了解深圳的阅读文化，独立书店是一个重要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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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及23日晚，深圳多个地标建筑为“世界读书日”亮灯
老牌书店物质生活：
“不在物质生活，就在去物质生活的路上”
物质生活创立20余载，来访过的文艺名流不计其数，由文学到电影，从艺术到史哲，许多文化人把这里当作他们在深圳的基地，还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深圳文化人中间就流行一句话，“不在物质生活，就在去物质生活的路上”。这里迎来送往了白先勇、李欧梵、余秋雨、贾平凹、许鞍华、王小帅等等华语文艺圈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质生活从创始之初就展现出极强的与港台文化链接的风格，亦称为深圳人窥见海外文化的窗口。
2003年11月15日，李欧梵以“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为题在物质生活讲座
2003年10月18日，物质生活书吧“文化沙龙”第一期，《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匆忙的文学”为题做讲座
对物质生活的老客人们来说，这里早就不再是一家简单的书店。从千禧年后让物质生活声名鹊起的那些文化沙龙，到后来成为周边社区孩子们的“文化根据地”，物质生活早就成为这个社区的文化会客厅。回望这20多年，早已数不清有多少人受到物质生活的影响。
有设计师在这里听完导演分享后重拾电影梦想，拍出后来在国际获奖的电影《回南天》；有与书店同岁的女孩在长大后出版了自己的艺术书籍，又回到书店做签售；有母亲为了孩子读书搬来这附近，却因为物质生活再也没有搬走，在她给物质生活写的信里提到，“我无法想象没有物质生活的白沙岭”；曾经还有一个妈妈，拉着书吧创始人晓昱说，“我跟孩子讲，如果你有什么事，就跑到物质生活去，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000年物质生活书吧外景
一家书店何以对周边社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现任主理人孙娇说，这是基于书店长年以来的文化积淀，物质生活作为一个扎根社区的老牌书店，与商业地产运作的连锁书店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物质生活的选书从不依靠流行的排行榜，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文风格。又因为物质生活位于多所学校汇集的社区，这里承载起了周边中小学生“课后自习室”的功能。有在白沙岭片区长大的读者说，倘若将物质生活拟人化，她就像一个博学、风趣、先锋的小姨，从小照顾自己长大，倾听成长心事。
23年，无论是这座城市还是文化市场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纸质书被电子书抢占了市场，线下书店又被电商抢占了市场，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物质生活也正面临转型之痛。物质生活能否延续深圳老牌书店的“小传奇”？孙娇说，当下书店的运营情况就是“过了一天不知道第二天会如何，数据非常不好”，但每次见到书店会员，见到放学后鱼贯而入的孩子们，和他们打招呼、聊天时，孙娇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物质生活做下去，“因为这家书店已经和太多人产生了连结，物质生活已经不止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文艺电影放映地小津书店：
用书和电影治愈都市人的身心灵
在景田地铁站百米附近的商业区里，藏着一家叫做“小津”的独立书店。这家书店其实并不偏僻，但它位于商铺尽头，并且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用店主猫姐的话说是“比较隐秘”。这正好合她的心意，当书店晚上放映电影时，来这里观影的影迷们不容易被打扰，“因为我们想吸引真正热爱电影的朋友”。角落位置的另一个好处是租金低，这家书店也因此能持续经营下去，今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
小津的发起人之一是深圳一家电影社团的主理人，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放映电影。后来4位发起人中的3人因为各种原因陆续退出，在杂志社工作了6年的猫姐不愿放弃这家书店，于是辞去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书店的管理。
小津主要放映的是文艺电影，他们选择的主要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获奖影片，北京、上海等地国际电影节的放映影片以及国际著名导演的新片。在获得导演许可后，小津会在店内与影迷分享。因为定期放映电影，这里聚集了很多影迷，“周围的（影迷）十多年都不定期来我们这里看电影”。如今，书店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会员制收费，现在会员有近600人。
书是小津的另一个关键词。首先任店长是个书迷，会定期举办读书会。猫姐接手书店管理后，开始邀请一些深圳本地作家、导演来做分享。后来，书店也开始邀请深圳之外的其他作家、诗人来进行交流。猫姐觉得，深圳有很多热爱阅读的人。每到周末，书店里都是满满当当的，来这里的读者点一杯咖啡坐下看书，“很多人一进来就觉得太舒服了。有一天下午特别有意思，一对情侣过来看书，女生看书睡着了，醒来后又接着看，男生也是。我很喜欢他们这种状态，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她觉得，纸质书会给人带来一种宁静和治愈的感觉。
作为实体书店，小津和物质生活一样，作为获取书籍渠道的作用正在减弱，只靠卖书生存其实很难。而像小津一样规模较小、背后没有资本运营的独立书店只靠卖书更不可能生存下来。现在猫姐也在逐渐清理书店内的书籍，近年来她更倾向于收集限量版的特装书，以及签名版、收藏版书籍，她还会收集一些绝版书。她觉得，未来店里的书应该是“少而精”的，她理想中小津可能只需要200本左右的藏书。“以后的书会是奢侈品和收藏品，对于收藏品很多人更愿意买单。”
13年前，小津以深圳另一家著名的电影主题书店为目标而创立。如今那家书店已经搬走，猫姐觉得可惜，但她觉得小津并不需要成为它的替代者，“我成为小津就可以了”。
书香空间溪木素年：
书籍和桌椅都经严格挑选 倡导共享精神空间
不同于物质生活的老牌沉淀和小津的主题鲜明，位于蛇口的溪木素年书店，打造了一个书香满溢的空间，从英文原版书到各种古文经典藏书，书店几乎所有的墙壁都被打上书架，摆满了书。溪木素年的空间并不大，但店内却错落藏了一万本左右的书，无论你坐在这家店的哪个角落，手能够得着的地方，总是有书。书店主理人洋葱夫妇日常会将他们还在婴儿床里的宝宝带到店里照看，就连宝宝的婴儿床下，也都垫满了书。有读者形容，这里的氛围像深圳的莎士比亚书店。
除了堆满墙壁的书之外，溪木素年另一个为客人们称道的，是店内的桌椅沙发。溪木素年里找不到两张相同的桌椅，每一张桌椅都是洋葱从各处淘来，挑选的标准就是“坐着舒服，想让人坐下好好看书”。桌椅都有自己的标准，书籍就更是如此，洋葱夫妇对书的品质要求挑剔，“我们不跟着潮流选书，更多选一些经典书或绝版书”。
很多人喜欢在溪木素年自习或办公，在这里，每张桌子上都配有小台灯，坐下的每一个客人都在认真工作或学习。进入这里，人们似乎就自然会被书店的气质感染，不说话，完全进入沉浸式的工作状态。
虽然也定期放映电影、举办读书会，相较于其他独立书店，洋葱夫妇放在文化活动上的时间相对较少，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读书、选书、与客人交流上。这和夫妇俩本身的性格与爱好有关，和深圳大部分行色匆匆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每天都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阅读上，在店里，只要有时间，他们就捧起书来看。对他们来说，溪木素年更像是一个共享的空间，“单凭我们自己的财力，可能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桌椅和这么多的书，但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维护这里，我们自己也就有了一个栖息之地”。
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让溪木素年得以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洋葱觉得自己没有把这家店当成一盘生意，更多地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既能维持自己日常生活开销，又能享受读书的乐趣，对他来说，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选择。“目前的营运情况就是收入可以维持日常运营不至于倒闭，但从精神层面来说，我们在这里享受到的快乐远大于付出”，洋葱说，如无意外，自己会一直把这家店开下去。
独立书店面临转型阵痛 主理人为情怀坚持经营
深圳的独立书店远不止这三家，他们的气质与面相也远不限于此。物质生活的运营团队看着深圳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孙娇说，深圳的阅读氛围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书吧内组织的文化活动参加的人逐年增多，政府重视、读者参与，都助推了深圳文化氛围的成长。洋葱则觉得，深圳独立书店广度虽然比不上北上，但在文化深度上做得并不比这两座城市差，“因为规模不大，我们才更重视活动的质量，重视真实的交流和体验”。
几乎所有的独立书店主理人都同意，书店早已不是贩卖书籍的场所，而成为都市里的精神空间。孙娇把现阶段物质生活的转型锚定在“文化策划”上，利用书店本身对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多年的积累，将书店变成一个文化的聚集地，同时也为有文化活动需求的机构提供策划服务。猫姐觉得小津应该是一个充满个人特点的“综合的艺术空间”，从而吸引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来相互交流。而洋葱更希望溪木素年成为一个精神的栖息地，让爱书的人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书籍是缘起，文化是核心，空间是载体。虽然独立书店主理人们常常自嘲过着“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的日子，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渴望着把书店经营下去，这份坚持，是文化工作者的情怀，也是这座城市的幸运。
统筹 南都记者 吴灵珊
采写 南都记者 吴灵珊 焦明梁
摄影 南都记者 许松龙 赵炎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