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尔克斯与莫言的作品的阅读过程，读者几乎都沉浸在两位诺奖作家荒诞离奇的场景设置与神秘怪异的人物塑造中。读者在忙于惊叹两位作家各自精彩纷呈的奇思妙想中，总会忽略一个事实：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通常都是集现实与虚幻于一体的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这些成串联排列于小说中的魔幻故事，除了源于马尔克斯与莫言同样拥有的两位酷爱讲故事的老祖母外，最重要的资源来自两人风格各异的民间文化。
世纪以来，各国革命风起云涌，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各国先后掀起了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长期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和本国独裁专制统治高压下的拉美人民，逐步地自发地形成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拉美意识”。身处拉美这种内忧外患的历史现实中，马尔克斯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始终郁结于心，不知如何发泄。后来，他从种种珍藏于拉美民间的原始宗教、原始思维方式、黑人文化、印第安文明中看到了拉丁美洲的过去。这些来自拉美民间的文化资源，促使马尔克斯开始思考拉美三百年来的殖民命运与未来的出路。在拉美的原始宗教信仰、原始神话传说的寓指中，在印第安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中，马尔克斯看到了本民族的过去与自身的文化属性，也使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种与拉美民族独特文化气质相一致的飘泛着神秘性的美学效果。
拉美民族的神秘性并非马尔克斯杜撰出来的，而是以其复杂交融的民间文化为土壤的。因此，神秘性即魔幻性，正是拉美民族文化的特质。马尔克斯认为：“看上去很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我还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文化。我们由衷地相信存在着这种现实。”可见，马尔克斯除了将在曰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社会现状当做现实进行描述，更再此基础上赋予了思想与文化的深度。
展开全文
在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族长的没落》中，牛能敏捷地爬楼，人像云雾一样消失，用一把盐就可治愈麻风病、瘫痪和失明。这令人无法相信的社会现实，在作家的笔下，随时都能构成拉美民间文化的重要部分，从而顺利走进拉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在他看来，只要是能从民间文化资源中产生的故事，或口头文学，或代代相传的古老文化，一切看似不合常态的事，都是寻常事，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一样看待。马尔克斯凭借其化用民间文化资源的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向读者展示了拉美文化的魔幻特质。而作家从中体悟到的并不仅仅是拉美现实的魔幻性，还有导致拉美民族这种个性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孤独愚昧与社会的原始落后。马尔克斯认为，拉美民族只有想法设法地摆脱孤独与落后的现实困境，才能逐步迈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的光明未来，由此“爱情是真诚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而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这就是马尔克斯从拉美民族深厚的民间文化中感悟到的民族意识。
莫言说过，每个人对于民间文化资源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沈从文笔下的民间文化资源是淳朴湘西那未经世俗這染的天然人性，而王安忆小说中的民间文化资源乃是在上海这个繁花似锦的大都市中过着小市民的生活的大城小事。而莫言小说中荡漾着的鲜明的民间文化气息，则明显源于高密东北乡不断盛产的独特的“鬼故事”。但要追本溯源的话，莫言笔下的民间文化资源则主要来源于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莫言之所以“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是因为他认为蒲松龄源自民间的创作灵感与素材对他启发很大。蒲松龄在自己的“聊斋”写作鬼故事时，十分注重用他那双艺术家的眼睛来观察生活，用他那对艺术家的耳朵来捕捉生活中的特异的声音。“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来自生活的常识性和经验性的细节，使蒲松龄虚构的许多狐、鬼、妖的小说富有了人间生活气息，变得那样的真切可信，变得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莫言在很长的一段小说创作的时期内，选择了一条跟蒲松龄一样的道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这是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的高度赞赏之词。由此，莫言的小说中总能时不时地職出个把灵动的妖魔鬼怪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饱读民间鬼怪故事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之余，莫言在其魔幻小说创作中还充分吸取了另一种中华民族独特的民间文化的精髓，即民间戏曲。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几乎每个地域都会流传自己独有的一种民间戏曲。而在高密东北乡，由这里的乡民自己独创的小剧种，猫腔，曾盛极一时。猫腔，演出形式十分特殊，唱腔婉转凄苦，可高密东北乡人民苦难历程的真实映射。每到农闲时节，高密县的各乡各村便开始塔台唱戏。猫腔戏既是高密县人民表达感情的主要途径，更是民间的狂欢节。民间戏曲的戏文不仅通俗易懂、简单易学，而且接近生活、亲近人民。将这种民间文化资源引入小说的写作中，绝对是对当今文坛逐步趋向优雅的贵族化小说语言的一次伟大的变革。而在中国，首度将民间戏曲引入写作并对小说语言进行变革尝试的作家，便是莫言，而其成果便是长篇小说《檀香刑》的诞生。不仅莫言关乎小说语言方面的创新源自民间文化资源，可以说，作家的整体创作中流露出的浓重的民族意识，包括对民间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追求，都离不幵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
综上所述，马尔克斯与莫言这两位诺奖作家，虽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投身于魔幻写作的文学领域中。这种“异曲同工”之妙，不仅源于他们二人所代表的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风格各异的本土文化特征，还受到了他们各自极富传奇色彩的童年生活经验的巨大影响，以及他们对本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耳孺目染的吸收与借鉴。马尔克斯所立足的拉美本土文化具有明显的混融性、魔幻性与多样性；而莫言对中国乡土文化的认识与把握，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文化之“根”的价值判断上。马尔克斯与莫言关于魔幻小说的创作思想，除了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气息外，还主要来自于二人在童年时代所拥有的同样酷爱讲述神秘离奇故事的亲人们，这些不经意间听来的奇闻异事，显然成为了两位作家笔下魔幻故事的影子。此外，马尔克斯与莫言笔下的小说文本都带有浓重的神秘性，这主要归功于他们二人对本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吸纳。从那些保存于拉美民间的原始宗教信仰、印第安生死观、原始神话传说中，马尔克斯挖掘出了本民族文化的魔幻现实性；而莫言的魔幻小说则处处彰显着《聊斋志异》与中国民间戏曲的印迹，由此突出对民间英雄主义、民族精神的追求。可见，马尔克斯与莫言的魔幻写作历程，既与他们二人生活的特定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又离不幵他们各自坎柯复杂的社会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