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军
谈到《孔乙己》给人的印象，莫过于鲁迅先生一段精妙刻画，即孔乙己一边就着茴香豆津津有味地吃酒，一边带着几分醉意，用手指敲打着柜台问众人，“茴字有几种写法”。明显地，这种试图引发众人打开话匣子的做法，只能是无效操作，同时自己也落得个灰头土脸，讪讪无趣。
由此及彼，时下干部到基层调研，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尴尬。如有干部拿着圈定答案的调查提纲，让群众说不成、说不了“题外话”；又如，有干部装腔作势，说着群众听不懂的调调，问着群众不明白的问题，群众自然只能“嗯、嗯、啊、啊”应付了事。如此情形一再出现，最后群众干脆惹不起、躲得起。
进一步言，孔乙己好歹算是有苦衷的，至少他是诚心想与众人混成一堆儿，只可叹天生迂腐与固执，学不会与人相处。然而对于今天的一些干部而言，却不能以“苦衷”释然，乃至觉得群众不明事理、不识大体。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如此浅白的道理，决定了只能是干部适应群众，而不能让群众时时顺着自己、惯着自己，更不能让群众成为配合自己表演的“群演”。
犹记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干部要像柳树一样，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扎下根来，都能同那里的群众打得火热。事实也是如此，在柳树的生存法则中，绝对没有挑三拣四、挑肥拣瘦一说，而是无论插到何处，都能迅速适应那里的土壤、环境与气候，并呈现出沙柳、水柳、垂柳、弯柳等千姿百态的样貌，为大自然平添诸多神奇与魅力。
现实生活中，正是深悟柳树活法的广泛适应性、普遍适用性，更多干部从事调查研究，愿意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让群众把话说完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作出过典范，从来不搞作秀式、盆景式调研，而是在与群众接触时“摇身一变”，如一边下田插秧一边话家常，丝毫没有拿腔拿调或一脸严肃，生出一些让群众不愿接受、不能适应的做派。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实践一再表明，自顾自地问“茴字有几种写法”，只会让群众心生隔阂；还没有让群众认同认可，就笃定“茴字有四种写法”，也必然找不到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正确写法”。以这类行事风格与群众打交道，并非真正的调研，有哗众取宠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不可能密切干群关系，增进群众感情。
既然是调查研究，就应该事先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就应该不带任何立场与预设结论，敞开心扉聆听群众的真心话；就应该放下身段，主动转换话语系统，与群众说大白话。无疑，这种由“柳树的活法”衍生的调查方式方法，才能扎进群众中间，确保掌握的材料原汁原味，摸到的问题精准精确，进而为后续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推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兵无常形，水无常势。调查研究如同散文写作讲求“形散而神不散”，原本没有什么固定套路、既定章法、俗成工序，相反越是纯朴天然，越符合调查研究的本来本意。摒弃“茴字的写法”，拥抱“柳树的活法”，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推动调查研究取得成效，切实成为科学决策、正确部署、有效施策的“助推器”“导航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