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前面几篇的读者可以直接翻到 柒 厦门与福州 。
壹 下南洋
2023年3月15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IP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博杯”,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杯,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什,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杯往地上一撒,杯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杯的人,便凝神看地上杯的正反面。
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博杯,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一面正一面反,叫圣杯,表示事情可行;两面都是正面,叫阴杯,表示事情不可行;两面都是反面,叫笑杯,说明事情要再考虑考虑。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
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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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150万,民国时到1939年又跑出去500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1950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1893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50%。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一条船
下南洋的华人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贰 山与海
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2000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1000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700万、新加坡360万,菲律宾150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70%的财富,马来西亚前10的富豪里,8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37%、泰国华人的7%(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56%)、印尼华人的47%、新加坡华人的40%、缅甸华人的26%、菲律宾华人的90%(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1000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
、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267万人、三明只有248万人、龙岩只有273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800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505万、厦门有520万、泉州有
880万、莆田有320万、福州有830万、最少的宁德也有310万。
而且东部这3300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1400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4200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50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200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300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2000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1200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叁 格局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建议配合看上面的地形图和水系图,一看就很清晰)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图源:看世界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是龙岩市
图源:看世界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1958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1958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2600多名工人用了32年时间,一直修到1990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40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40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2008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200多公里路需要4.5个小时,1990年代更过分,坐破破烂烂的大客车,走颠簸的国道,通常要八小时以上,一路十分折磨人,2011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GDP,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2022年,福建省以5.3万亿GDP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GDP为5.67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4188万,四川有8400万人,比如福建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3.07万元、河南的2.82万元、湖北的3.29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GDP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肆 新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福建省只有福州市经济稍好,其他城市都过得十分不好。
1978年时,全省排名第一的福州GDP是14亿,第二三名的漳州和南平各10亿,莆田、三明、泉州都是9亿。
同年,旁边的浙江省,第一名的杭州30亿,宁波22亿、嘉兴15亿、温州14亿、绍兴12.7亿、台州和金华各11亿。
此时福州放在浙江省只能排第五,连温州都打不过,福建起点之低,让每个壶见人都有一股绝望之情。
2022年,福建省各市GDP大挪移,漳州和南平排名狂跌,泉州、厦门、宁德逆袭而上。
根本原因还是各市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许多外地人对漳州十分不熟悉,其实漳州5700亿的GDP放全国也不低了,漳州在省内一直很强,只是因为改开后漳州发展速度没赶上其他城市,帅得不明显。
我们仔细看地形图,会发现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合人类生存,在全国工业化之前,是除福州以外,本省最靓的仔。
我在浏览漳州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资料时,读到南宋1177年,漳州知州因民众不满,才取消了献象牙的规定,这说明当时整个南方还是极热,漳州居然有大象,侧面说明古代中国南方确实不太适合生存。
福建泉州的巅峰时期是宋元时代,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隆庆开关开放海禁,这时宁波刚发生宗设和端佐争贡之役、广州有葡萄牙人闹事、泉州福州荒废多年,只有漳州月港这时还挺繁华,平时就是走私胜地,叫天下小苏杭,旁边还有造船厂,可以造百吨双桅大船,九龙江出海口还有大型木材中转市场,朝廷经过好几年摇摆犹豫,最后选择了漳州月港。
1567-1644年,月港共流入白银3.3亿两,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漳州繁华到达历史巅峰,因为我们历史教科书只重点讲过泉州,没有讲明朝隆庆开关后漳州的辉煌,因此大家才对这座城市毫无印象。
只要有钱,当地就会重金投入教育,漳州历史一共835名进士,明代一口气出了418位,跟湖南湘军掠夺江南后,涌现出大量人才一个道理,都是经济基础哺育文化教育的结果。
教育是十分花钱的,没有大量的金钱投入,无法批量生产知识精英。
其实在泉州衰落后,漳州就一直顶替了泉州的经济地位,到清朝时广州成了主角,泉州漳州都不行了,但漳州农业条件全省第一,下限特别高,再苦也苦不到哪去,据漳州一位老人回忆,他们在1970-1980年代,漳州这边娶不到老婆的人,可以去泉州和龙岩买媳妇,泉州人和莆田人也常来漳州打工,做些造船、盖房类的工作。
在漳州调研时,一位年轻的农场主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农场,我便有机会,于3月17日跑去他农场,亲眼目睹了漳州农业发达的一面。
小伙子是九零后,继承了父辈200亩农场,手底下一共有小几十号人,平日出售各种果苗,主要卖给苗商、农户、政府,也通过4个抖音号直播卖给散户,网络客户常来他这买杨梅、荔枝、凤梨释迦,一棵桔子树,小的能卖十几块,已结果挂满枝头的,能卖五六百块。
当场算了下,如果把已结果的桔子,摘下来到市场上零售,其实也能卖五六百块钱,就是相当于拿买桔子的钱,直接买了一棵桔子树。
那以后每年都有免费的桔子吃,看起来十分划算。
我们聊了半天,决定去到他的苗场看看,开车到苗场时,正见到他员工站在地里搞抖音直播,每个号在线客人不多,往往同时在线只有二三十人,但都是精准客户,每日流水能做到八千到一万块。
用抖音直播卖果苗的农场员工
小伙子说,他们农场80%种植果苗,先从台湾引进种源,再在试验基地试种,台湾那边农业很发达,不过市场小,已经到达行业天花板,他们要赚钱还得依赖大陆市场,台湾岛很多人是从漳州过去的,相对好沟通,他们背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子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贵,种果苗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断进化过程中,已经像是一家技术密集型企业了。
我问他农场一年利润多少,他说年利润在50-100万浮动,收益相当不错。
“农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行业。”小伙子总结说,“除非是父传子,别人不会带你赚钱,如果不是我父亲干这个,我也不会搞农业。”
他还说:“我们父辈都已经老退了,换成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上,现在中国农业,正在更替成一批新的高科技农民。”
除了这位农场主,我还在漳州见到了几位做食品加工的老板,这边食品产业发达,食品加工业福建第一,年产值近2000亿元,都是依赖漳州大好土地才有的结果。
而漳州的工业在福建表现一般,搞钢铁的三宝、搞房地产的九龙江、搞石化的福海创、翔鹭等,集中在重型国企,堆叠GDP容易,惠及百姓难。
漳州的下限很高,它是一座旱涝保收的城市,它有大平原、有省内第二大河九龙江、有能停30万吨货轮的漳州港、有水电站电价也便宜、气候还不错,这样一座城市,怎么就输给了泉州和厦门了呢?
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漳州不少专业人士,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答案,随后我去晋江、泉州市区(晋州属于泉州)、厦门、莆田调研时,才慢慢弄清楚了原因。
其实也不是漳州发展得不好,而是泉州、厦门发展得过快。
而漳州,又天生缺少泉州所独有的推动力。
伍 逆风的一局
2023年3月13日,我来到晋江一家小鞋厂,听他们老板说起自己的创业往事。
晋江的城镇格局和东莞极像,到处是密集的工业园、繁忙而略有破损的马路,以及1990年代建好的三四层高的农民房,在一处破旧的小巷深处,我找到了这家开在农民房一楼的小鞋厂。
工厂老板以为我是来刺探情报的,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人莫名其妙来搞什么调研,一直狐疑地打量着我,对我爱理不理,我正准备滚蛋,厂里一名英俊的技术员突然认出我,叫了一声卢彦祖,然后将我的抖音号给他老板看,这时老板才放宽了心,开始跟我讲述陈年往事。
他生于1976年,不是晋江本地人,来自龙岩市的某个县,17岁那年,也就是1993年,龙岩市有一家培训机构教人做鞋开版,他想学一门手艺,就去报名培训,学了点东西后,来到晋江进厂做开版学徒。
这一做就是19年,一直在鞋厂打工,辛苦攒钱买房娶媳妇,干到2012年,自己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也有相熟的销售渠道,才出来自己开了家小厂。
他的故事隐藏着一条重要信息:1993年,晋江的鞋厂就需要吸食周边县市年轻劳动力了,说明鞋厂生意已经热火朝天。
事实上,晋江的鞋厂确实从198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已经步入了稳定增长期。
晋江鞋厂的进化史,主要来自自力更生和国际产业链转移。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1979年,晋江陈埭镇林土秋在报纸上看到国家新政策,私人办企业国家将免税三年,林土秋会做鞋,便在自己家石头房子里,用一把钉锤、一张饭桌、一把剪刀和几台家用缝纫机,开始在家里叮叮当当做鞋,他们家鞋厂,就是后来的鳄莱特。
做出来的鞋卖得很好,周围的乡村便纷纷跟进。
陈埭镇有位村民叫丁建通,家里四个孩子,在鞋厂做学徒,有的会做鞋底,有的会打样,有的会做鞋面,看到做鞋能赚钱,1981年他把四个孩子叫回来在家里搞了个小鞋厂,就是后来的361度。
1985年,同镇的丁氏家族也开始做鞋,便有了后来的安踏。
1988年,耐克在泉州办厂,当地有一家壳灰厂老板,叫许景南,当年33岁,常去耐克厂拉废煤渣烧灰,因为跟厂里领导熟悉,对方劝他做一个鞋面厂,给耐克供货,有耐克下订单,不愁销路,许景南便建了家鞋厂,就是后来的匹克。
“那在做鞋厂之前,许董还做过什么生意?”
3月14日,我在泉州匹克总部,拜会许景南董事长,向他请教泉州的发展史。
“我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贩鱼,还和弟弟拉过板车。”许董说,“23岁就办过包装厂、木箱厂,到1978年就赚到了20万,盖了四层砖瓦楼。”
“我们那时候开厂还要挂靠,我当时就挂靠在供销社下面,1988年春节,鲤城区书记带秘书上我家拜年,说要鼓励民营经济,让大家带个头,我们后来又认识耐克,才开了鞋厂。”
“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够开放,说是雇5个人就算剥削,不敢雇了,政府不说开放,大家也不敢搞厂子。”
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泉州的鞋厂越来越多,到1990年代,洋埭镇1000户人家,居然有四五百家鞋厂。
当然啦,泉州人民的努力值得肯定,也不忽略1986年开始的,台湾五大制鞋巨头宝成、丰泰、盛昌、钰齐、清禄奔赴大陆开厂,带来的人才和技术转移。
这种制造业搬来的原因,我在广东篇有讲过,是因为台湾岛1984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人力成本太高,他们必须搬。
宝成去到了东莞、丰泰选择了莆田、钰齐来到了泉州,成为这三地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营企业的自我驱动,加上国际产业链的转移,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汇集,才成就了泉州制鞋业。
像泉州的耐克工厂,1990年左右,因为和当地政府产生了分歧,没来多久就搬去了莆田,但他们留下大量制鞋工人,有的入了安踏匹克,有的自己去开了鞋厂。
各个工厂内部也互有交流竞争,像安踏为了搞定更多技术人才,老板亲自在东莞裕元鞋厂(宝成子公司)三倍薪资蹲点挖人,特步早期的生产总监也出自东莞裕元,台商为大陆输送人才,其实本质上是亚洲四小龙供应链自然转移的一部分。
“其实福建沿海城市能快速起家,还有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的理由。”当我几天后到达福州,见到一位退休教授时,对方这样提醒我,“各个城市都在改开最早期,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期,大家才有余钱,投入到正规的生产活动当中。”
“是指什么样的原始积累期呢?”
“是走......不对......是民间贸易。”
我恍然大悟:“潮汕地区那种民间贸易?”
“就是那种民间贸易。”
其实也不只这位教授这样说,后来遇到的很多人,都谈起这方面的积累。
我们在前面说过,福建人为了生存,曾大量去到东南亚和港台等地,于是本土福建人多多少少在外面沾亲带故,就有了各种搞钱的路子。
沿海地区极穷苦时,对这条经济链依赖很深,部分地区到了全民参与的地步,大船搞到货,停在公海,小船再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将东西搬过来,这种小船搬运法极难打击,抓得太严,也会遇到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弹,于是形成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的状态。
这跟我在湛江、潮汕听到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福建走私案比潮汕、湛江还要猛得多,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走私450多万吨成品油、45万吨植物油、300多万箱香烟、3588辆汽车,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共价值530亿,偷逃税额300亿元,还造了一座七层红楼腐蚀当地干部,连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都因此落马,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查处到的最大走私案件。
光是让赖昌星倒台的举检信,都写了整整70页。
每一条大鱼后面,总是会跟随着无数小鱼,由此可以推测,过去福建沿海,民间贸易的泛滥程度。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拥有大量下南海的国外亲戚,一是让福建老板比其他省市早完成原始积累,迅速投入到再生产当中,才有了福建活跃的民企经济,最后还是使福建走向了正循环。
二是在海外的亲友回乡投资,促进了各地发展,资金和技术也顺利转移到了福建。
漳州为什么在改开后落后于泉州呢?
其实是因为泉州人在海外的更多,能提供的资源多,回乡投资的也多,漳州因为下限较高,不用出海玩命,在海外的人少,回乡投资的也少,一步慢步步慢,历经四十年,慢慢就赶不上了。
经过多方比较,我个人的观点是,漳州输给泉州,主要是输在外援。
宁德这样的小城市,地理位置相对不好,本来毫无希望,怎么就能起来呢?
还是靠外援。
宁德时代是在东莞起的家,原本叫ATL,是宁德市政府招商引资,市区两级政府官员,多次到东莞拜访ATL老板曾毓群,提供土地优惠、高级人才所得税减免、企业税收返回、帮助企业招工、完善基建等配套措施,希望他回乡创业。
原本计划将火车站附近一块地给到ATL,但征地搞不定,就把东侨原本给光伏多晶硅项目预留的500亩地,转手给了ATL。
现在火车站附近的村民,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年被征了地,依托现在这流量,自建房出租每年都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ATL开始时年产值才两三亿,谁都没想到,突然蹦出个国家级巨无霸出来。
2022年,宁德时代电池销量289GWh,市占率达到了27.5%,营收突破3000亿元,净利307亿元,当年公司市值过万亿。
宁德时代一家公司,直接拉高了宁德一座边缘小城的经济地位,这就是外援的力量。
漳州输得不冤,毕竟一千多年以来,漳州人民大部分时间,日子过得比周边其它城市好多了,既然享受到了地理红利,就得承受地理带来的负面效应。
漳州的地理效应,比较接近四川省,既然上限不高,下限不低,那就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当然,泉州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1990-2000年代,泉州鞋业开始出现二八分化法则,利润向较大的工厂集中,安踏、匹克、特步、德尔惠等拿下利润大头,大量中小企业开始陆续倒闭,在经历这一轮洗牌后,各运动品牌集中在2007-2009年完成了上市,站稳了脚跟。
目前在泉州,安踏品牌价值700多亿、九牧厨卫和达利食品价值500多亿、恒安价值400多亿、匹克、特步、八马、九牧王、七匹狼等价值100多亿,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民间品牌力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泉州各品牌萌芽生长阶段,东莞这边同样出现了一波服装品牌萌发,但东莞几乎全军覆没。
我对这件事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历史。
首先在鞋业方面,泉州人从一开始就跟外资并肩生长,1990年代就开搞品牌,而东莞虽然有裕元这么牛逼的鞋厂加持,但一直没搞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一直心甘情愿做代工。
服装方面,东莞曾经在2000年代冒出以纯、小猪班纳、灰鼠、森域、异乡人、潮流前线、铅笔俱乐部、霓中依等等几十个服装品牌,我在这里头好几家打过工,但现在能活下去的几乎就剩以纯和小猪班纳,两家公司也没有上市,远不如泉州系的安踏、劲霸、利郎、七匹狼等等。
一般的文章做总结,总要说泉州人比东莞人更有韧性、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什么的,在我来看,这都是陈腔滥调,是做学问太肤浅造成的。
我认为是泉州比东莞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是泉州在古代曾富裕繁华过很长时间,它在宋元时代,就是今天的上海。
泉州地方曾经富到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靠民间募集资金造桥,总长度达到5052丈,花费资金1.96亿缗,相当于南宋朝廷四年的财政收入。
想想现在哪座城市要是光是修桥,花费是国家四年财政收入,会有多可怕。
泉州是阔过的,它见过世面。
二是新中国改开后的民间贸易,给福建沿海各城市带来了阶段红利,使民间有更多资金放手做事。
而东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过得很苦,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第一次发家,而且东莞并不靠海,我在东莞近二十年,也没听说过那边有民间贸易这种事。
东莞的暂住证、飞车党这种往事,在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江浙城市就没有,这都是因为过去物质基础太差,没有完成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造成的。
事物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只要把握住经济链条,都是可以找到发展规律的,江浙地区、泉州地区也一定曾经有过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期,不过发生得太早,没有人记录罢了。
总之,东莞的服鞋品牌没起来,主要还是原始积累完成得慢,但东莞也有它的地缘优势,所以华为、OPPO、VIVO、智能制造这些就搞得好。
晋江和东莞其实特别像。
之所以说晋江像,而不说泉州像,是因为泉州市区那密集可怕的古建筑,营造出古朴幽静的氛围感,在全国都十分少见,拿去跟大多数城市比,都实在太欺负人。
泉州整体上城建也落后于时代,跟东莞一样过旧,但这主要还是泉州发展太早造成的,建好了就不再方便拆,错过了城建的红利时期,而且泉州的土地出让金太低,土地财政较弱,像2019年,泉州土地出让金仅243亿,福州却有1230亿,泉州只有福州的五分之一。
泉州财政收入不高,土地财政又少,在现代城建上就渐渐落后于厦门和福州了。
但是泉州,甚至整个福建,都属于“政府不富民间富”的状态,泉州千万及亿元资产家庭,在福建总数量和占比都是第一,泉州也曾经22年在福建总GDP排名第一,最近两年,才被重点投入的福州超越。
泉州能在改革开放后,打赢这逆风的一局,反超漳州、抗衡福州,是外援和内生动力的共同结果,如果不是厦门分流了泉州部分实力,其实泉州的经济总量,可能还在压制福州。
但现在我们还不着急讲厦门和福州,由于一个计划单列市,一个是省会,我会放在文章后期进行比较。
现在,我想谈谈福建省最为奇特的一座城市,那座在省内都被队友们,不断调侃的城市。
是的,那是莆田。
陆 奇怪的城
莆田放在全国,都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
全国人民平时在网上听到关于莆田的消息,大多都是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等等,名声都不太好,而我在福建省内各城市游荡时,几乎每座城市的老乡都会主动聊起莆田,大家都是带着调侃的语气说起莆田的段子。
他们会绘声绘色模仿莆田人,用那种富有特色的腔调讲普通话,有的跟我模仿起莆田人游医五句话:
你有病啦~
病很重啦~
可以治啦~
但很贵啦~
有发票啦~
还有的讲起莆田人如何小气精明的问路方法:
问路时打开烟盒,假装递烟:师傅,去福州怎么走?
路人一指完路,莆田人就会把烟放回烟盒:好好好,谢谢师傅。
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走了。
如果说全国人民跟莆田隔得远,因为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难免有一些标签性的印象,但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福建都有些排斥莆田人的感觉,我在福州时,还能听到双方互相埋汰,福州人说“好女不嫁莆田男”,莆田人回应“好男不娶福州女”。
关于莆田人被福建集体调侃的背后,一定不是简单的几个段子可以说明的,也不是什么文化问题,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其根本原因,应当是地理经济问题。
在福建时,我向许多人请教这个疑惑,大家的回答都不能令我满意,唯独一位专家的理论让我信服。
她说:莆田被独立于整个福建,主要是因为木兰溪。
是的,一切的根源,来自木兰溪。
要明白木兰溪的特殊之处,我们得先看一下福建省水系图:
福建省水系图,图源:星球研究所
从福建水系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福建的水系,只有木兰溪是独立出来的,它单独拉出了一个系统,极短促地流入了大海。
而且在兴化平原位置,只有这一条水系,孤零零地汇入。
木兰溪从仙游西苑乡仙西村发源,横贯莆田中、南部,最后流入兴化湾,全长仅仅105公里。
木兰溪流域图,图源未知
重点在于,木兰溪它太短,又不跟其它江河联通,最后使莆田区域,形成了独立的经济文化。
在古代,出远门的重要方式就是水运,水运一直承担着古代版高速公路的作用,一千多年来,由于只有木兰溪这一条高速,平时出不了远门,于是从仙游到兴化湾的人们来来往往,少跟外界打交道,过起了封闭的内循环生活。
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莆田便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饮食习惯,跟上边的福州,下边的泉州全然不同。
语言这玩意的形成,就是一个经济循环体系的附生品,打交道越紧密,大家说的语言就一致,平时不打交道,没有利益互通,大家的语言就鸡同鸭讲。
莆田和温州,在古代的经济内循环范围太小,便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现在互联网时代了,信息传递快,大家可以用互联网赚全国的钱,就有了全国统一的互联网语言。
重复一遍,地方语言,本质上是经济循环体系的附生品,语言的传播范围,取决于经济体系的大小。
莆田独立到什么程度呢?
在福建,福州宁德那叫闽东、厦漳泉叫闽南、龙岩三明叫闽西(三明有时也划到闽北)、南平叫闽北,这里头,莆田这么小一块地方,4200平方公里、300多万人,被特意划出来叫闽中,真是看得起莆田。
我个人认为,莆田地方小、人口少,经济处于内循环,形成个性化的语言饮食,使其跟福建其它地方格格不入,在福建地方格局里是弱势方,加上其鲜明的性格和改开后的历史,最后才成为全省的共同调侃对象。
如果木兰溪长一点、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上千年的地理经济,形成了文化习俗,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
地理决定命运,莆田人跟潮汕人一样,至今还多在内部通婚,尽量不嫁娶外地人,因为本地男多女少,选择范围狭窄,形成竞价关系,以至于莆田彩礼越来越高,现在莆田市区彩礼一般是18万加金器,别的地方要贵一些,我在莆田的向导,他结婚时就给了36.8万彩礼加12万金器。
一条木兰溪,只解释了莆田的孤立地缘,但并没有解释前面提到的关于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等等内容。
这就需要我们带上放大镜,好好端详一下莆田的历史和地理构成了。
历史上的莆田,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莆田,它的一切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后。
莆田大量聚集北方汉人,是从隋唐五代开始,到宋代时,莆田因为大量吸收北方汉文明,以及大型水利设备木兰陂的修建,兴化平原得到开发,莆田迎来了黄金时代。
此时的莆田,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有大量学堂书院,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方言、戏曲、宗教信仰、民俗等。
中国历史上十大进士之乡,分别为苏州、福州、杭州、吉州、常州、绍兴、宁波、兴化、抚州、徽州,这里头的兴化,就是今天的莆田。
莆田历代进士共2482人,排名全国第8,其中文状元9人、武状元2人。一个东阳村,明清两代就出进士11名、举人28名、贡生18名。
这么高的中举率,说明莆田其实一直是书香之地,也侧面说明当时经济繁华,投得起。
所以莆田有许多历史古迹,像妈祖祖庙、木兰陂、龙纪寺、天后祖祠,虽然不是国家一流历史景点,但二三流的历史景点多而散,也留下各种爬刀梯、跳傩舞、摆棕轿、打铁花等元宵习俗。
莆田在元代遭到过沉重暴击,明代略有恢复,清代又遭重锤,因为沿海经济中心移向了广州,莆田就再也没有宋时那么阔过。
这样看起来,莆田再差也差不哪儿去,怎么改开后就冒出好多牛鬼蛇神来了呢?
这个问题,还真的只有去过莆田实地,才知道答案。
原来莆田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叫界里,一部分叫界外。
最早出现这个概念,是清政府为了对郑成功搞坚壁清野,将沿海居民强制内撤,筑墙垣立界石堡垒,里边的叫界里,外边的叫界外。
清廷下手狠毒,直接破坏了界外的生态环境,毁掉田庄庙宇、砍掉森林果树、冲垮海堤,致使海水漫灌,田地难以耕种,大量莆田人流离失所,而凡是回到界外生活的人,清廷直接杀无赦。
这项毁掉莆田人生活的截界行为,于1662年始,1682年结束,一共二十年时间。
莆田人遭此大难,无数人家破人亡,从明万历四十年时的14.8万,锐减至清康熙三十年的6.1万人。
一位莆田人回忆说,他们很小就有界外这个概念,青山脚南边靠沿海的地方就是界外,这片区域因为清朝时被海水长期淹没过,不能种水田,只能种旱地产的红薯、花生、大豆,没有山脉溪流,只有大海滩涂,1980年代,界外人盖房子都是石屋,墙体用石块砌成,屋顶用条石拼凑,他们的生活,过得比界里人辛苦得多。
在整个1980-1990年代,界外到处是石屋、滩涂、红薯地等,一片破败、苍凉、贫穷的景象。
这些地方原本是富饶之地,现在变成这样,其实都是清廷的毒辣行径,留下的历史痕迹。
莆田因截界失去大量土地,更无法养活更多人口,被迫向外地搬迁,我在汕头调研时,就听当地人跟我说他们祖上来自莆田,便是这个原因。
我在漳州、福州时,都听一些老人说过莆田土地贫瘠,靠吃红薯过活,才产生种种极端现象,跑实地一看,原来老人们都只说对了一半,贫瘠的是界外,界里人日子过得一直比较好,文脉衰落后,主攻手工艺,常年出莆田师傅,擅长打金、木雕、担盘这些技术活,在整个福建口碑很好。
而且莆田菜也很好吃,一个地方只有物产丰富,东西才有好吃的可能,全靠红薯活命,是不可能创造出枫亭糕、海蛎饼、荔枝肉、卤面这些食物的。
我们今天听到莆田医院的由来,大都来自秀屿区,这里,就是界外。
莆田医院的祖师爷叫陈德良,1950年生于秀屿东庄镇,出生时家里很穷,非常穷。
26岁时,一位跑江湖的来秀屿镇变魔术、耍猴,然后顺带卖一些跌打损伤的药,陈德良发现这个赚钱,立马拜师学艺,三年后自立门户。
这时全国流行叫“疥疮”的传染病,沿海湿热带特别严重,陈德良创了个偏方,用500毫升水兑5毫升水银,再加一点硝酸做药膏,歪打正着,刚好能治疥疮。
一两毛钱的成本,卖一两块钱,每天能赚三四百块钱,一天的收入,是当时别人一年的收入,就此成了东庄镇靠游医发家的第一人。
此后收了八名莆田的徒弟,当中最有名的,叫詹国团。
詹国团生于1964年,15岁就跟着陈德良干游医,他们有行医执照但没有卫生许可证,可以在莆田行医,但不能在全国行医,为了抓住疥疮这笔财源,詹国团跟着师傅在全国各地火车站做游医,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全去过,靠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吸引流量,慢慢发展到治各种皮肤病、性病。
他们当然不懂怎么治,靠去新华书店查医书,再按医书到公立医院抓药,转手高价卖给患者,詹国团在自述里,说自己当时一年能挣几千块钱。
其他人模仿莆田人的游医五句,就来源于此。
詹国团赚到第一笔钱后,便也离开师傅自立门户,但他不再走电线杆广告路线,尝试去电视台投广告,抓到流量更大的广告,客流络绎不绝,从此远超师傅,发了大财。
从1985年开始,赚到钱的詹国团成立公司,跟公立医院签合同,承包医院的皮肤科,之后又承包医院的性病与妇科,赚到钱后,再给公立医院买CT机分红,设备越投越多,到1990年,詹国团就赚了1000万。
2002年卫生部放开民营医院牌照,詹国团有了正规牌照,事业迎来爆发期。
陈德良的其他弟子,也顺着这条路线,慢慢进入医疗体系,最后形成了莆田系民营医疗势力。
莆田医疗也自我内卷,最后形成了詹国团、林志忠、陈金秀、黄德峰四大家族。
不过现在莆田民营医院的黄金周期已经过完,由于莆田医院名声太差,现在大家去看病时,都会先查询一下这家医院的背景,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再走进莆田系民营医院。
莆田医院与假鞋,都处在衰落周期。
莆田制鞋业起步很早,我去莆田调研前,一直误以为莆田是因为制鞋晚才走了歪路,但实际并不是这样。
莆田在民国时就有制鞋业,走的还是莆田师傅的传统路线,有“彩成”、“顶成”、“彩美”、“瑞美”、“协来”好几家名号,其中“彩成”郑成祖口碑最好。
“彩成”建国后改成公立的权立鞋业,后搬迁到英惠巷,改名莆田鞋革厂,这家工厂,便是莆田制鞋业的发家起源。
莆田鞋革厂1972年就在生产凉鞋,1978年晋江才开始起步,实际上,莆田制鞋业还早于晋江。
1986年时,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占全省70%,之后开始为耐克、阿迪、彪马代工,这时候还碾压晋江系。
莆田有廉价的技术工人,当时福建制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相当台湾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这中间有巨大的利润差,1988年台资便来到莆田,成立了涵江、环球、协丰鞋业,此时全市制鞋人员超过10万人。
到1993年,莆田已经有100多家鞋革企业,每年生产过亿双鞋,当时鞋厂工人收入很高,是本地的金领阶层。
一位莆田人跟我回忆说,1998年,他奶奶当年拿着一枚金戒指,去找人换他一个压模岗的工作,当时在耐克代工厂的压模工作,就有1800元月薪。
1998年时,中国大部分人的月薪,在500-1000元,1800元确实是高薪工作了。
我问他2023年压模师傅工资多少,他说9000元左右,还是不错的。
莆田和晋江同为代工模式,后来走上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主要转折点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外贸订单狂跌,莆田和晋江在当时同时出现了生存危机,晋江的办法是向上升级,自己搞品牌,省得看人脸色,1999年利润只有400万的安踏,花80万签下孔令辉代言,再在央视投放了300万的广告。
安踏带领整个晋江系走内销,砸宣传、砸品牌、上市,形成了今天大批晋江鞋服大佬。
而莆田选择了向下苟活。
金融危机使莆田倒下了一批鞋企,老板跑路后,下岗的工人们有机器有鞋料,为了赚点生活费,又只会做代工的手艺,便开始在小作坊里,开始了第一批假鞋生产。
假鞋越做越多,质量越来越好,为了做得一模一样,他们常年请人在代工厂围墙外游荡踢石子,而花高价请来的代工厂专业人员,则会将样板鞋和设计图纸,从墙内扔出来,小作坊连夜开模赶工,能跟阿迪和耐克同时上市新鞋,质量款式还一模一样。
后来随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莆田鞋的网上销售火爆,利润丰厚,大家更舍不得放手了。
并不是所有莆田制鞋人都想做假鞋,有莆田搞鞋的人跟我说,他们有一波人是做过自己的品牌的,但短期内巨大的亏损,使他们无法承受,最后又只能回去做假鞋。
所以晋江和莆田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本质上是莆田和东莞一样,没完成原始积累的问题,不是哪里的人天生就喜欢干什么的问题。
现在莆田已完成了积累,他们便也要开始,重走品牌之路。
虽然晚了三十年,但经济规律是谁都必须遵守的,现在开始做品牌,总比一直不做要好。
莆田在外地人眼里,主要三个印象是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其实大家对假鞋没什么痛恨情绪,说实话还挺包容,而说莆田人承包了中国90%的寺庙,那是2016年开始的老旧谣言,该文作者在当年,就已正式向佛教协会发文道歉,压根没这回事。
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普罗大众,对莆田印象不好的,主要还是莆田医疗那四大家族。
而莆田游医发源于界外,界外,又是清廷造孽滋生出来的恶果。
还是过于贫穷,惹出来的种种是非。
我去到秀屿区东庄镇实地调研时,确实见到了一些豪宅大院,但并不是想象中的大片大片连成一片的遍地豪宅。
听当地人说,由于大众对莆田医院深恶痛绝,现在医院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
而莆田假鞋,在经过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后,已基本没多少生存空间了。
“以前我们这做A货的很受欢迎,”一位莆田小伙子跟我说,“女生们都抢着嫁,但现在不行了,要么重罚,要么坐牢,女生们都不爱嫁了。”
莆田现在豪宅连片的地方,在北高镇。
北高镇一共有12万人从事黄金珠宝行业,全国三分之一的珠宝门店,由莆田人控制,莆田珠宝商,掌控着珠宝零售、生产批发各2000亿的市场份额,而且这些人极其低调,外界对他们极其陌生。
莆田人能在黄金珠宝行业做得这么好,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大批打金师傅。
北高镇人民为了吃饭,也出手艺人,比如当代最早的打金师傅叶仙芳,自学打银成才,又将技术传给同乡,使得镇上许多人都会这门手艺,他们全国到处打首饰,跟游医一样游走在全国,在1980年代时,部分打金匠就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几十万财富。
有了钱之后,开始深入更高利润的黄金运输,从“打金”转行成“拖金”,将河北承德、陕西潼关的金子运到莆田北高。
2002年开始,中国黄金零售对个人开放,懂技术有渠道的莆田北高人,由此迅速掌控了黄金生产和零售产业。
莆田人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民营加油站,北京中图石油、湖北天海石油、江苏苏油、太原21站石油、河北启点集团等等企业的老板,都是莆田人。
莆田民营加油站能吃得开,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燃油大王林恩强,这人是世界级的油轮运营商,控制着新加坡的燃油买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莆田人,1942年出生于埭头镇石城村,也是在莆田界外,12岁才去的新加坡。
林恩强培育了一批莆田人做门徒,从事大陆地区民营油站生意,从1992年开始,投资了大量加油站,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不愿去的偏远地区,比如内蒙古、贵州、云南。
2017年的时候,全国5万座加油站,有4万座是莆田人的,每年产值达到了4万亿。
除了黄金、加油站,莆田忠门人控制着木材生意,仙游人控制着红木生意,涵江人搞农贸生意,大部分莆田人都小心翼翼地经营,赚了钱从来不敢声张,他们讲究“财不露眼”,越有钱的人,在外面越会装孙子,为了低调,有时还故意带点儿穷酸样见人。
外地人所熟悉的莆田医院,其实只是莆田人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哪怕同样来自界外人经营的加油站生意、木材生意,其实也都是正经生意。
“我们也知道,东庄那帮做游医的,迟早会搞臭莆田人的名声。”一位莆田富二代这样告诉我,“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又低调又务实,根本不想别人知道我们挣钱。”
说完他又特别补充一句:“你写文章时,千万别提我名字啊,低调、低调。”
我到莆田实地去看时,发现它确实跟我预想中的不太一样。
莆田本地的主要产业,除了鞋业,另两个居然是食品和工艺美术。
鞋业我们都懂,当地有4200家鞋服工厂,一年能创造1200亿产值。
食品大家就很陌生了,这里主要生产啤酒,也做预制菜,一年产值500亿左右。
工艺美术指的是古典家具、新中式家具、木雕、玉雕、石雕等等,一年产值600亿左右。
莆田人会的这些手艺,最早是为寺庙服务的,寺庙需要大量佛像与建筑雕刻,才有了莆田这些行当,而福建多寺庙、妈祖庙,又是他们出海捕鱼、下南洋的心理需求造成的。
从莆田现在的主产业,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座匠人城市,以手工业为主。
在外发财的莆田人,也分两类,一类是黄金这种手工艺人的延伸,另一类是加油站这种海外莆田人的反哺。
莆田其实是一座有着不错文化传承、有着大量手工艺人、有着丰富特色美食、也有着不少文物古迹的传统小城,大部分莆田人勤劳朴实低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样子。
福建本省人对莆田的印象,主要来自调侃,而全国人民对莆田不好的印象,是游医系近些年动静闹得太大造成的。
其实做游医的莆田人,是极少数莆田人,他们不能代表大部分的莆田人。
在我要离开莆田前,一位当地人谈及往事,说莆田1983年才改县为市,在这之前,莆田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县,人多地少,是莆田的主要矛盾。
为了活下去,莆田人想尽种种办法,有的外出全国游荡,有的抱团发展某一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些人急功近利,一时利欲熏心,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把事情搞得太大,极大地挫伤了莆田人的声誉,政府也在想尽办法,努力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莆田。
我默默地听完他们的陈述,临走前,我总结说:
莆田的发展,其实是整个福建的缩影,民间的痛苦无法控制,政府的努力尽力而为。
这种事,大家各尽人事便好,莆田人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
不仅是莆田人,福建人,全中国人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柒 厦门与福州
福建除了泉州与莆田,另有厦门与福州,是必须要提及的城市。
我们一般说的厦门,历史上一直指厦门岛内,古代叫鹭岛,或者嘉禾屿,一直归泉州管。
唐宋时还属于荒僻海岛,没啥人气,1394年为了防倭寇,发现漳泉交界处的九龙江出海口嘉禾屿,居然没人防守,大明在南部建中左所城,这才有了厦门城的起源。
厦门其实最早是下门的意思,明万历年间,水师有两部分驻扎在这,一部分叫浯屿水寨,他们所在的浯屿叫“上门”,另有一个嘉禾屿水寨,他们所在的嘉禾屿叫“下门”,后来写文件时,写成了“夏门”或者“厦门”,还同时用鹭门、鹭岛、中左所城、嘉禾屿等各个名字,把朝廷的人都搞糊涂了。
一直到清朝,才统一了名称叫厦门。
厦门的行政地位一直非常低,一般府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厦门到清朝灭亡时,它连个乡都不是,而乡下面的行政单位,叫“里”,属泉州府同安县绥德乡下面的嘉禾里。
不过厦门人不要哭哈,虽然行政级别低,但厦门所设的行政、军事机构,级别远超同安县衙门,是清代闽南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宋元时福建最盛的是泉州港,明代时是漳州月港,清代时这两港都衰落了,从雍正年开始,厦门因为港阔水深,一直在对东南亚搞民间贸易,说是民间贸易,因为清在1757年前,只有宁波、漳州、云台山(连云港)三个通商口岸,1757年后,只有广州是合法的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贸易一直在悄悄进行的。
广州在清时吃的红利最深,对外通商一直没断过,为今天广州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打输了,签了《南京条约》,搞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允许跟洋人做生意,厦门才有了合法贸易身份,1843年底正式开埠。
我们说一鸦是中国走向近代史的分界线,是因为一鸦五口通商后的冲击力,部分只走广州的货物,转到了上海宁波,广西西江流域大量苦力失业,助长了太平天国运动。
到清朝灭亡时,厦门以240个外国商号,排在上海、天津之后,名列全国第五,对东南亚贸易成为出口贸易的支柱,外国侨民数也排在全国前五。
随着港口越来越发达,船舶业和客运业日渐兴盛,码头越建越多,常常有几万船工常驻厦门,大批下南洋做生意的闽南人,也将厦门视为重要的出海点。
今天小年轻们喜欢跑厦门,主要是因为当地有大量外国建筑,尤其是厦门西南小岛鼓浪屿,有1000多座全球各个风格的建筑,很受全国文艺青年的喜欢。
清朝时,为了让洋人跟中国地方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鼓浪屿划分成万国领事区,从1844年开始,英美法等国家便在鼓浪屿设立了领事馆,并在上面建教堂、医院、学校、洋行等配套设施,大量外国人的到来,意外使鼓浪屿发展成了今天的旅游重地。
1920年代,又有富商华侨回国定居,留下些中西交融的私宅,鼓浪屿风格才会多种多样。
除了外国建筑,厦门最常见的就是骑楼。
骑楼是英国人在18世纪后半期统治印度时,被印度炎热的天气晒得个半死,为了多创造凉爽舒适的住宅,从希腊帕特农神庙找灵感,在居室前加走廊,创造了最早期的骑楼建筑。
英国人统治东南亚时,又把这种风格带过去,尤其设计新加坡城时,在所有建筑前,都必须有一个宽度约5英尺的有盖走廊,作为做生意的场所,大约能走5步,就被叫做五步路,形成了现在骑楼的样子。
厦门多骑楼,便是华人回厦居住时,将这种建筑又从东南亚带过来,现在叫南洋风情,其实是英国人避暑避出来的。
骑楼遍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因为主要多建在民国时期,因此每看到骑楼,就有一种“南洋+民国”的时代感,文艺青年爱怀旧,也更容易喜欢跑骑楼来看看。
厦门还有个外地人不知道的好。
我走在厦门街头时,少见其它海滨城市那种咸腥海风,也没有见到其它海滨城市,常年被腐蚀后的斑驳痕迹,海水也更平静更清澈,不由得起了好奇心。
一位老厦门人跟我说,厦门让人住得舒适,是因为它身处一个大海湾的中心,被大陆突出部和金门岛围绕,很好地对冲了大风浪,才有了234公里海岸线平静的深水阔港,它无酷暑严寒,年平均气温21度,本来就讨人喜欢。
厦门其实是处在一个大海湾的中心
最重要的是,厦门处在九龙江的入海口,大量淡水从这里冲入大海,降低了厦门海水的咸度,起风时,海风便显得更柔和温缱。
一位在马六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华侨跟我说,东南亚那边海风咸腥味重,闻起来很不舒服,厦门海风不咸不淡,要温柔清新许多。
总之,厦门优良的地理条件、洋人们留下的大量建筑、以及民国骑楼与闽南美食的加成,使厦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福建海上花园、全国一流旅游城市。
但厦门岛小,它总面积才158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十分珍贵。
尤其厦门旁边,就是富商云集的大泉州,开车也就八九十公里,各路有钱人纷纷涌入到厦门,将厦门房价推高到了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远高于广州、苏州、杭州。
其实厦门岛就是整个福建,尤其是闽南人的富人小区,要不然不可能产生这么变态的房价,游客来来往往,只是短暂穿梭,闽南富人,才是厦门岛真正的主人。
由于大量吸食泉州富人和企业总部定居,厦门和泉州也无形中构成了竞争关系,我在福建时,两路人马一谈及对方,都是带点火气的。
厦门不止吸泉州,也吸龙岩、漳州等大企业的总部进驻,这些企业大部分没搬过来,但能大量开票贡献GDP给厦门,也上交部分税收给厦门,所以周边城市都是有些不服气的。
2022年,530万人口的厦门,创造了7800亿GDP,在福建排名第三,在全国5个计划单列市里排最后一位,人均GDP达到13.3万人民币,略胜大连的10.5万,跟青岛的13.8万差不多,负于宁波的15.3万,和深圳的17.3万。
2022年五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入,深圳是4257亿、宁波1723亿、青岛1368亿、厦门881亿、大连737亿,厦门各方面都小胜大连,经济数据还算不错。
计划单列市就是财政单列,财政收入跟中央对接,但不一定就跟省财政脱钩,还是要向省区上缴一定的财政收入,叫单列不脱钩。
简单点说,就是中央给你开小灶,但你还得交一部分钱给省里。
厦门从1988年开始设为计划单列市,经济发展整体还不错,但我跟每一位厦门人谈起当地经济,大家都还不是太满意。
“主要是厦门现在还是以国企为主,”一位厦门老乡说,“经济活力不够。”
目前厦门百强企业里,前三强分别为做房地产、纸业的建发,做房地产、矿业、金融的国贸,做房地产、农产品的象屿,这三家国企营收都超千亿,占到了百强企业总营收的65.5%。
厦门目前有计算机与通讯、装备制造、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平板显示、软件和信息服务七大过千亿的产业,但民营经济还是活力不够,前三名的均和控股、盛屯矿业、三安集团等年营收有几百亿,不过基本都是搞矿炼矿这些为主,还是资源型企业。
不过还好厦门的民间贸易是做不下去了,有过去民间贸易资深免税专员跟我说,主要是现在利益太低、风险太高,关税也下降了,中国几乎什么都能造,外面的东西运进来也卖不起价,民间贸易已经没什么搞头,绝大部分免税专员已经洗白上岸了。
赖昌星的时代是彻底结束了。
“要简单粗暴地理解厦门,就是大国企加旅游。”一位厦门人这样跟我总结,“非要再加什么形容词,就是壶见富人的后花园。”
但福州就完全不是这样。
作为福建省的省会,福州的存在感一直非常低,许多国人知道有个厦门,但不知道有个福州。
厦门是全国人民的厦门,但福州,它很长时间,只是闽北的福州。
福州城最早是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于公元前202年建立,在宋朝前福州没什么好说的,基本就没什么人,唐朝时福州府十邑只有3.4万户,7.5万人,野生动物比城里的人还多,唐开元时因“州北有福山”,便取名福州。
唐末开始才有一波波北方人口进入福建,每波大概就一两万,这时候福州人口才渐长,北宋时因太守张伯在城内种满榕树,福州便有个外号叫榕城,到南宋时,全城人口终于超过10万,成为宋代主要的造船业中心,也是一座以外贸为主的城市。
宋应该是福州的一段巅峰时期,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发达,德化白瓷、福州漆器、漳州丝绢都从这里卖到国外,福州人因此赚了不少钱,再大笔投入教育当中,团结宗族,设立书灯田、义学、试馆,为族内子弟博功名铺路,以致两宋时期,福建籍进士达7144人,占全国总进士人数的25%,甚至压过了江苏浙江。
唐朝时福州还被当成野人住的地方,笑他们“闽人不知学”,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的经济基础,才使福建在两宋时在教育上逆袭。
福州至今还保留着古朴的三坊七巷,其中有一条郎官巷,指的就是宋时刘姓家族,子孙数世都考上功名,皆为郎官。
在宋元时期,建城更晚的泉州,在经济上一直力压福州,明朝时又是漳州坐大,清朝是厦门发家,就是到了21世纪,福州也是最近两年,才在GDP上超过泉州,改开后好几十年,泉州一直是福建第一,而且泉州民间明显更富裕,也就是说,在福建省里头,厦门和泉州一直闪闪发光,凭什么老大的位置就要交给福州一直坐?
因为福州的战略意义更重要。
最大的原因,还是闽江。
闽江是福建第一大江,全长575公里,依赖这条水路,逆江而上,可以到达半个省大的区域,沿江而下,又可以直接到达大海。
大闽江保证了福州的水源,还能扼守入海的重要节点,相对要更容易守城。
而厦门、泉州,甚至包括莆田,都是缺淡水区。
闽江年径流量是621亿立方米,晋江是51.3亿立方米,九龙江是140亿立方米,他们所对应的福州、泉州、厦门,一看就是福州更容易生存。
所以福州胜在它是一座下限更高的城市,在遇到战乱时,可以有一个保障。
厦门至今还十分依赖漳州的淡水供应,每年87%的淡水来自漳州,而泉州人均淡水资源不到1118立方米,只有全国的二分之一,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密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不足300立方米。
由于下限低,一被时代殴打就可能崩溃,所以厦门和泉州可以发财,但不能做大哥。
因为做大哥的,第一件事,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靠得住,无论贫穷富贵,都守得住底线。
其实如果真的要重选省会,只从地理上来说,漳州都比泉州厦门要合适一些,不过漳州位置太靠南,不适合管理全省,所以还得是福州。
而且你真要把省会从福州搬走,那闽南一定坐大,闽南坐大,历史上中央政府硬生生将潮汕切开到广东的战略意义,就要付诸东流了,那迟早会搞出一个闽南人自治区出来,福建其它城市也更拿不到资源,他们不会同意的。
老大不仅要有底线,还要懂得平衡社团利益,为所有人着想。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选福州做老大,不是在瞎搞,大家心里头,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过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放在全国,其实真的不怎么样。
不要误会,说起地理位置不好,我其实不是针对福州一座城市,我是说在坐的各位福建城市都是......
我以前去过福州三次,它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小而旧。
我第一次去福州是2008年,当时市区面积仅1014平方公里,汽车保有量也仅有18万辆,来时正赶上福州大搞城建,到处都在挖路,依稀记得城区到处是老旧建筑,以及各种大榕树和寺庙。
那时候逛街都是往东街口去,南后街十分破旧,人均月薪也不到2000元,平均房价是7500块一平。
大家看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它都活在山区间的一小块冲积平原上,扼守着闽江要道,市区是不靠海的,老市区发展空间小,城市空间能惠及到的市民数量也很少。
再结合各区分布图一起看,就知道整个福州,活得好一点的就是山中平原那一小部分人,其它人口稠密一点的连江、长乐、福清、平潭,他们的生活,注定跟泉州、莆田没什么分别。
于是这部分人,历史上也只能向海而生,在过去,都是通过偷渡、移民等方式,去到世界各地去谋生。
福州旗下各区域,各有各的偏好。
我们先说大名鼎鼎的福清。
按2019年的数据,县级市福清常住人口有140万,其中在海外的有90万人,最多的在日本,其次在美国。
福清人去到日本后,经营一些小本买卖,卖卖豆腐、开开餐馆什么的,但常遭到日本山口组欺压,在报警没什么卵用后,为了自保,福清人组织起来,跟山口组开始对砍。
最早他们为了保护一个豆腐店,以几十人对山口组几百人,将山口组打得落荒而逃。
之后福清帮和山口组对攻几十年,传言1997年还干掉过一位山口组大佬山本元一。
不过福清帮在日本,渐渐也走上了毒品、走私、偷渡、贩毒、绑架等各种犯罪道路,变成了真正的黑社会,把自己名声搞烂了,日本现在对福清人也基本拒签。
另一个海外常见华人势力,是长乐人。
按2020年的人口统计,长乐常住人口80万,但有50万在海外混饭吃,最多聚集的是美国纽约,共约20万人。
纽约总人口才880万,华人就占了约60-80万左右,是华人最爱去的美国城市。
长乐人大批去美国,始于1990年代,一般是跑到美国做厨师或杂工,从早上十点干到晚上九点,经过几年积累,学了些厨艺存了些钱,便开始自己开小餐馆,那时候是美国经济黄金期,在美国开餐馆的中国人,几乎都能挣钱。
他们也不跟当地人通婚,而是回福建找老乡说媒,愿意嫁过来的就一起到美国奋斗,几十年下来,餐馆渐渐越开越多,手里存的钱也越来越多,还把东百老汇大道变成一条福建街。
长乐人把赚来的钱汇回国内,滋养着长乐经济,最终催生了当地钢铁和纺织两大产业。
在1988-1993年的偷渡黄金年代,纽约甚至出了“偷渡皇后”郑翠萍这样的人物,郑翠萍出生在长乐以北的马尾区,曾帮助几千名福建人偷渡到美国,几乎无人不知大姐萍,1980年代,她一次偷渡收费1.8万美元,1990年代,一次收4万美元,郑翠萍因此发了大财。
最后因为1993年一起偷渡事故,死了十个偷渡客,美国政府发出通缉令,郑翠萍开始逃亡,2000年在香港被逮捕后引渡到美国服刑,2014年因癌症病死于狱中。
死后还有大量福建人去吊唁她,开着几十辆加长林肯为其送行。
总体上来说,整个福建都不适合生存,作为省会的福州,生存空间也极小,最后游走于世界各地的福州人,形成了日本福清、美国长乐、英国连江的分布。
其实福清人、长乐人、连江人没有受到福州的惠及,对福州的认可度较低,他们几乎不说自己是福州人,但作外乡人的角度看,我们还是会将他们统称为福州人。
作为随时可能跟对岸发生军事冲突的前线,福州自己的发展也较为缓慢。
我2008年第一次去福州时,就感觉它作为省会,还是一座较为落后的城市。
直到福州确立了“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发展战略。
简单点说,就是福州老城区没法动了,就在福州外围,再造了一座新城。
除了原来的中心城区,还包括三江口新区、长乐区、滨海新城这些新城区,通过2017年建成的地铁1号线、2019年建成的2号线、2022年建成的5号线、6号线串连起来,四号并网,扩大了整个福州城区。
我在三江口新区沿路步行时,看到的是一座很漂亮的现代新城,跟西安曲江、成都高新、南宁万象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尤其这边又靠海,海边走廊极适合散步游览,是一座让人十分心动的宜居城市。
随着新区的发展,各种大企业的入驻,福州的GDP也终于微微超过了泉州。
不过根据我现场观察,福州实际的经济活力尚不如泉州,真正要拉开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捌 向海
闽南人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在自家孩十六岁,要举办一个成人礼,叫舞象之庆。
从这天开始,意味着这个孩子男子已经成丁,女子则为及笄。
在十六岁生日这天,家里要备三牲,寿面供神,外婆家会送来衣物、金饰、红鸡蛋,亲人们会给他象征福气的金戒指金项链等,祝福他迈向成人之路。
其实,这套仪式的背后,也是在告诫自己的孩子:
从此以后,你就将要成立为人,你很可能要离开父母,离开福建,去到南洋闯荡,今天送给你的金器,是作为你后面保命的流通货币。
去勇敢地闯荡吧,福建因为穷山恶水留不住人,去陌生的南洋、去日本、去美国,去闯出自己的世界来吧。
就像1980年代,那部港剧歌曲里唱的那样:
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
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
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
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
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
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鬓上已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