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时代女性的形象和思维，是十分矛盾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因而女性从旧时代过渡发展到新时代的历程，也显得十分漫长和痛苦。
而朱安正是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下，最为典型的受害者之一。
生于传统家庭的朱安，自小就被灌输着“三从四德”的观念。长大后，又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不抗拒地嫁给了完全不爱自己的周树人。
婚后那如同荒漠般的生活，再加之自己的丈夫毫不掩饰地在外与新时代女性许广平同居，甚至诞出子嗣。
朱安心中的痛苦与压抑是难以言明的，但从小养成的传统观念，让她继续选择了顺从和接受。就连丈夫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也发自内心地视为己出。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朱安仍然在记挂周海婴。还刻意留下遗嘱，将自己剩下的一切都留给周海婴。
朱安对周海婴如此重视和爱护，但周海婴这辈子，自始至终都不承认朱安是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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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为什么不愿承认？是朱安真的过于不堪？还是周海婴太冷漠无情？
朱安于1878年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户商人家庭。
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朱安也接受着各种传统观念的灌输和改造。最终打造出了一副传统女性的典型形象：脾气顺从，会伺候丈夫，会做家务，目不识丁和裹小脚等等。
在缠足期间，朱安也表达过痛苦和抗拒。但在身边人的耳濡目染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下，她终究是无能为力。
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经历决定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朱安这一生的悲惨境遇，可以说从现在就已经露出端倪。
就算她没有和鲁迅结婚，而是和其他人结合。只要她仍然保持着这种在强压下扭曲的性格，就注定了朱安此生的痛苦将远多于乐趣。
1899年，周家和朱家在媒人的撮合下订婚。
原本两家人打算在1901年，也就是周树人毕业的当年结婚。却不料鲁迅取得了前往日本留学的奖学金，为了他能够更好地发展，两家不得不推迟婚期。
但当时所有人都低估了鲁迅对新思想的热衷程度，如果两家人知道鲁迅此行会受到那么严重的影响，或许就不会这么轻易同意他出国留学了。
但事实已然发生，鲁迅在日本滞留了近八年，期间只回过两次家。
两家人看着他那新式的发型和服饰都十分震惊，而这时的鲁迅也知道自己有个未过门的未婚妻，还专程告知两家人，希望朱安能够放脚并进入学堂读书。
从此举可以看出，鲁迅其实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朱安。他所真正抗拒的，是朱安身上那浓厚到近乎无法消除的封建腐败气息。
如果当时朱安能够听从鲁迅的建议，那么她的人生或许会好过许多。
但由于两家人都是传统观念的坚定捍卫者，不但不能理解鲁迅提出的要求，反而开始想着尽快将两人“生米煮成熟饭”。
或许她们认为婚姻这条锁链，就能够拴住鲁迅这一颗向往新思想的心。
1906年，鲁迅收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的鲁迅迅速决定回国，可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家里时，见到的不是卧床不起的母亲，而是全新的家具和喜气洋洋的氛围。
这时鲁迅才知道，自己是被骗回来结婚的。因为家里听到传闻，说他在日本已经和人结婚，甚至有了孩子。
此时的鲁迅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一方面他不忍心毁了老人家的念想，另一方面在那个年代，退婚是极为严重甚至丢脸的事。
鲁迅不忍心伤害两个家庭，只得选择以自己的幸福和意志为代价，默默接受着母亲的安排。
一直到这时，鲁迅和朱安甚至都还没见过面。但毫无疑问，鲁迅对朱安的期待感早已趋近于零。
在婚礼当天，鲁迅就像个木偶一样，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其他人的安排和指挥。婚礼顺利地结束，鲁迅和朱安顺理成章地入了洞房。
但就在婚礼的第二天，鲁迅就决绝地搬离了新房，去和母亲同住一间屋子；第四天，更是直接返回日本。
那朱安呢？没人知道朱安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是暗自垂泪，还是听从他人的开解？
事实上，鲁迅表现绝情的背后，也藏着数不尽的苦楚。
很少谈论婚姻的他，只曾对自己的挚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那时长期钻研医学的鲁迅，或许早已不在乎精神上的爱情。再加之新婚之夜，鲁迅发觉朱安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执行。所以才让他如此的冷酷和决绝吧。
但当时的朱安虽然痛苦，却仍然只想着忍受。甚至在她的心里，存在着只要自己忍的够久，就能让丈夫重新回归家庭的虚幻期望。
然而，让朱安想不到，或者是不愿承认的是，这份期望，终究只会是泡影。
1909年，鲁迅受蔡元培的邀请，从日本回国担任教育部部长。至此，鲁迅正式结束了7年的日本留学之旅。
1919年，由于绍兴的老屋子卖给了别人，鲁迅全家搬家到了北京。这时鲁迅才和朱安正式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也是近乎陌生人的关系。
鲁迅也考虑过离婚，甚至劝过朱安和自己离婚。他知道现在这种状况，两个人都在承担着巨大的痛苦。
但考虑到一方面当时人们对离过婚的女人存在歧视，另一方面朱安本身也不愿离婚，所以此事只好作罢。
到了1923年，鲁迅和自己的弟弟周作人闹掰，随后决定从北京的房子搬走。鲁迅问朱安，是想留在这里陪着老母亲，还是和他一起搬走。
毫无疑问，朱安仍选择了鲁迅。或许她心中的想法，是搬离之后能有更多和鲁迅相处的机会，兴许能改善两人的关系。
但很明显，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不久后，鲁迅的母亲也搬到鲁迅的住所，和鲁迅夫妻同住。
这段时间里，鲁迅每天忙于工作，朱安则负责照顾鲁迅的母亲。尽管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但除了必要的交流，两人就近乎没有再闲谈过。
这种生活如果放在现在，可能还会有人觉得羡慕。因为虽然夫妻间几乎没有交流，但是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是由朱安把控着的。
而鲁迅当时也是实打实的富翁级别，朱安除了每天为家里和鲁迅母亲身上花点必要的钱，其他消费几乎没有受到限制。
并且朱安与鲁迅母亲的关系也非常好，两人经常闲暇时间一起聊天。鲁迅母亲也对朱安的性格和细致十分满意，只是她也没办法改变自己儿子的想法。
这种既有钱花，又不用担心婆媳关系的婚姻，听起来似乎很不错，但对当时的朱安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折磨。
那时人们对传宗接代依旧十分重视，朱安也想尽快有个周家的孩子，好让自己在这个家有着一定的立足之地。
只是鲁迅不但不与她交流，更是连碰都不碰她一下。这让朱安满心的苦闷，甚至做梦都在想着孩子的事。
在朱安仍打算继续慢慢耗下去的时候，一则令她万分揪心的消息传来：鲁迅和自己的学生许广平相爱了。
这件事不但朱安没想到，甚至鲁迅本人或许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还能有爱上别人的机会。
但面对着这个青春热情又主动的女孩子，还有着许多与自己不谋而合的观念，不禁让鲁迅觉得自己真的遇到了知音。
而当时的许广平也知道鲁迅家中还有一位妻子，只是一方面自己和鲁迅的确是真心相爱，另一方面她也知道鲁迅和朱安之间的感情相当一般。
所以纠结过后，许广平仍选择和鲁迅在一起。
朱安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难过太久。因为传统观念中，男人身边多几个女人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朱安的心里，其实对许广平并没有太敌视。
但当她得知许广平为鲁迅生下一子周海婴后，朱安真的有些崩溃了。
这时的朱安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试图通过时间来感化丈夫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和荒诞。现在的她，除了为鲁迅母亲养老送终外，什么都做不了。
然而朱安还是选择了接受,她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等我百年后，我的儿子自然会给我斋水，不会让我做孤魂野鬼的”。
在她那陈旧的观念里，尽管周海婴是鲁迅和别人生下的孩子，但只要是鲁迅的孩子，就还有必要认她做母亲。想通了这一点，朱安也开始发自内心地关怀起自己的这个“孩子”。
这种观念在现在看来或许有些不能理解，但在当时的朱安心里，可以说是救命稻草也不为过。
如果不是这个念头，或许朱安真的就将失去所有希望。所以与其说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不如说是朱安偏执地将其合理化，让自己能够承受住这份打击，并且获得新的精神支柱。
在1936年，鲁迅去世。留下了朱安和鲁迅母亲两人孤苦伶仃，甚至连谋生手段都没有。许广平和周作人都出于义务，时不时向朱安提供一些经济援助。
尽管如此，朱安两人的生活仍是入不敷出。
没过多久，鲁迅的母亲也去世了。自那以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资助，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关系并不好。
鲁迅已经离世许久，朱安却仍惦记着他的感受。如果两人能够真心相爱，想必这段感情也将是一段佳话，可惜。
由于物价迅速上涨，朱安仍接受着许广平的资助维持生计，并时常表达对周海婴的关切。
在周海婴十五六岁的时候，朱安还直接给他写过信：“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
但事实上，直到朱安去世的那天，她都没能和自己心心念念半辈子的“孩子”周海婴见上一面。
但对周海婴来说，他从来没有都想过，要将朱安承认为自己的母亲。
这并不是周海婴对朱安有什么意见，正相反，他对这位十分关怀自己的女性非常尊重。而他之所以不愿叫朱安母亲，也只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新思想不允许他这样做。
而朱安一直到临终的时候，都在为周海婴着想。
1947年，孤苦伶仃的朱安无法抵抗病魔的折磨，与世长辞。临终前，她主要留下了两条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和鲁迅葬在一起，二是要将鲁迅大部分的遗产，都留给周海婴。
不得不承认，尽管不是真的亲生孩子，但朱安对周海婴真的做到了掏心掏肺。不但生前对其极为关注，就是在临终前也始终挂念着他，可悲又可叹。
但命运仍不肯放过这位苦命的女子，就连她希望合葬的遗嘱，也没能逃过被拒绝的命运。最终朱安被葬于偏僻场所，周海婴长大后曾试图寻找，却无功而返。
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从朱安的身上可见一斑。这个典型的旧时代女子，在新时代的潮流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成为新旧思想交锋的牺牲品。
她本人这一生虽然极为不幸，但其原因未必都是落在鲁迅先生身上。事实上，在朱安和鲁迅先生结婚的这段时间里，鲁迅也并未在生活条件上亏待过朱安。
除此之外，朱安实际也为鲁迅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很大程度就是基于朱安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说，这场悲剧的酿成主要还是由于封建礼教的“吃人”特性，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
而朱安作为一个被迫害的典型个体，她的经历足以让我们切实地体会到封建的残酷黑暗，以及自由和解放的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