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仁的文化，而不知道仁本身是什么东西。其实，仁是虚伪的，也是解释不清楚的。
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仁的意思是就是善，但没有性善论的意思。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是合于仁的要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究竟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作‘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仁的本义是对人友善、相亲，后来发展为含义广泛的道德范畴，如儒家提倡的“仁爱”、“仁政”等。
也就是说，仁的概念非常宽泛，从治国到个人修养，几乎无所不包。而越是这样的概念，就越是大而无当，让人无法遵守。就像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不会让人们相信，也不会真的存在。只是宣传上有那样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仁的概念也是如此，只在宣传上有着一定的优势，普遍适用于各个领域，但真的实行起来，却没有方法论作指导，只是依照孔子的一些语录，并不能真正实行。而所谓的仁政根本不是君主们看中的，只是君主们表面上做做样子罢了。即便有人吹嘘“半部论语治天下”，也不可能让人们相信。毕竟，仁的概念大而无当，没有具体的方法论，只是一种道德提倡，甚至由修身的道德直接提升为治国的道德，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展开全文
公元前638年，宋楚泓水之战，可以说是春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战争中，宋襄公谨守“不为阻隘，不鼓不成列”的上古军礼，不趁着楚军渡河时半渡而击，非要等楚军上岸并列好阵后才攻击，结果寡不敌众，遭受惨败，身受重伤惨死，为天下所笑。既然是战争，就要不择手段，让对方输掉，而不能讲究仁的精神。《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又说“兵不厌诈”，不能按照常理来推论，也不能让对方猜到己方的策略。如此一来，打仗就成了智力、能力、财力、兵力的大比拼，而并非人多就一定能获胜。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就提倡儒家的“仁”，还说自己就是刘皇叔，要延续大汉正统。新野的百姓要跟着他逃难，而他不忍心丢下新野的百姓，不想让曹操的兵丁糟蹋老百姓，就带着新野的老百姓逃走，结果被曹操的大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虽说刘备损失比较大，但他收获了人心。当他重新招兵买马的时候，人们还是愿意归附于他。连同他三让徐州的戏份，都演得很足，不像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于是，刘备也就只能卖仁的思想了。他没有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先机，也没有江东孙权的地利之便，只有关羽、张飞、赵云三元将，还有一个军师诸葛亮，要是再不会兜售仁的思想，还怎么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立足呢？
可以说宋襄之仁一点都不值得提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刘备之仁就有些虚伪，完全靠不住。而后人喜欢传统，要继承孔子仁的思想，还要把仁和义并称。其实，仁是仁，义是义，并不是一回事。仁是孔子提倡的思想，义是孟子提倡的思想，有着前后相继性，但并不是一回事。讲究仁德的人比较仁慈，但并非毫无底线，不然就会被人认为软弱可欺，甚至成了任人欺负的人。而为富不仁的人大多被人们唾弃，却不知悔改。讲究仁政的君主要广施仁义，却要用法家的一套严刑峻法做背书，不然不会获得人们的支持，也不会治理好国家。也就是说，历代的君主都知道外儒内法的重要性，而不会学了宋襄之仁。
古代的社会大多以德治国，并非单纯提倡道德，而是辅以法律。一手软一手硬，相得益彰。宋襄公讲仁政，很快被灭；秦始皇采用了暴政，结果到了秦二世就亡国了。仁从来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也是一种道德准则，却并没有实行的具体标准。以至于有人杀身成仁，有人出卖朋友，都照着自己的价值观活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都在提倡道德，而仁的概念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代表了善，却只体现一种片面性，连孔子自己都讲不清楚，也就难怪后代人不清楚了。只是作为概念被借用过来还行，要是真的信了，实行了，就会深受其害，除非有强有力的法律或武力做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