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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曾讲述了这样的故事：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席卷而来。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广东省中医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积极重要贡献。被人们亲切称为“德叔”的时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连夜赴京，参与起草制定国家中医治疗“新冠”方案。2020年除夕，张忠德又奔赴武汉，担任第一批国家中医专家组重要成员。根据工作安排， 医院第一时间组建医疗队作为国家援助湖北中医医疗队，驰援武汉。三年来，张忠德14次逆行出征抗疫一线，在全国抗疫战场上书写下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绚丽篇章，成为中国中医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的带领下，医院这支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抗疫先锋队，得到了各界高度肯定，其中有队员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奖”“广东好人”“广东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医院党委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被评为“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雷神山医疗队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凭什么能！”面对这人类前所未遇的抗疫大战，广东省中医院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冲锋在前，坚信中医药能发挥积极作用。 近期《致中和》践读专栏将采集这支优秀医疗队成员的感人故事、真实忆述，敬请关注。
丁邦晗
读《致中和——读懂广东省中医院的第一本书》有感
2020年1月20日，从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中得知，钟南山院士说在武汉发生的病毒性肺炎存在 “人传人”现象，对于准备春节安排的急诊人来说，这意味着 “战斗命令”。
虽然，远在广州，但对于曾经经历过“非典”一疫的我们来说，就要时刻保持 高度警觉性。 医院立即启动了传染病防控的一级应急响应。
平时，仅由急诊科自己管理的发热门诊，直接转为医院与急诊科共同管理；增加了发热门诊的医护工作人员，升级了防护标准，加强了发热患者的筛查；并在大学城医院的传染楼里，专门设立了隔离病区，组建了隔离病区的医护团队，由大德路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奚小土教授担任隔离病区的科主任，专门收治来自各院区急诊发热门诊排查的疑似病例。
一切紧张有序，比2003年的SARS遭遇战，更从容百倍。
SARS之年及之后的个人幸运
2003年春节前，我正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一附院攻读博士的最后一年。那时，被时任一附院科主任 朱敏教授委以信任，让我在急诊留观病区管了一组病人。其中有2例患者，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患者的诊断不明，肺部影像变化很快，病情进展迅速，随后联系并转至广州呼研所诊治。那时，还没有能明确，病原体就是“SARS病毒”。
那年春节，我在沈阳度过的。当再回到广州时，早已是风声鹤唳。全国人民普遍知道，在广州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让很多医务人员感染，甚至出现危重症的情况。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另一个名称，是 广东省中医院。2003年SRAS遭遇战时，全院共有77位医务人员感染，更涌现了如二沙岛医院急诊科叶欣护士长，这样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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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是急诊人，但与叶欣护士长从未谋面。后来，叶护士长的英勇事迹和她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从同事处听到不少，让我对这位烈士敬佩许多。
成为广东省中医院人，是偶尔，也是必然。
读博期间，对广东省中医院的认识，大多来自同学间的传闻。比如说， 这是一家有着很多“非主流”做法的医院。
如提出，把“对”让给病人。这一做法，看似委屈了医务人员，让他们来“承受 ”管理上的“特别 ”之处。可正是这“特别 ”之处，用医院的话，就是坚持了“以病人为中心”。
想起来，我的内心正是非常认同“以病人为中心”这一办院宗旨。随后毕业，本应回原单位工作，却毅然选择要来 省中医院，而无所谓面临对原单位要赔偿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能来到心仪的广东省中医院，我的幸运历程便从未停歇。
开始，我是被急诊科录用。刚来急诊科上班不到一周，即被抽调到芳村医院的ICU，成为开科第一任的一值医生，而 韩云主任是我在省中医院遇到的第一任科主任。
他是2003年SARS的功臣，经受了考验受到了医院的重用，受命成为芳村医院ICU的开科主任。
韩云主任虽比我只大一岁，已是副主任中医师，业务能力强，且敬业与热忱。韩主任不仅教导我有关呼吸机和纤支镜等ICU的常规技能，还不停地通过他的一言一行，向我灌输广东省中医院的服务理念，让我很快融入到医院的大家庭当中。
感谢韩主任和两位二值医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救治急危重症病人的必备技能。如第一例深静脉置管，就是在芳村医院ICU完成的。回想起来，正是凭借着熟练的深静脉置管、气管插管、纤支镜的使用技术，以及呼吸机的管理，让我在急诊科的二值工作中， 有了底气。
2004年春天，医院主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 黄慧玲给我电话说，让孩子他妈来医院面试。这让我太意外了！
这位被同事称为 “玲姐”的黄副书记，一次ICU探视患者中，我就随口向她报告了我们一家两地分居的事，当时，她说医院有规定，博士是可以夫妻俩在同一个单位的，她会报告医院，看能否走流程做常规安排。没想到，这随口一说，仅隔了一阵子，便立马有了回音。
7月份，孩子他妈，我的爱人——周医生经历过了科室考核、面试等常规招人程序后，顺利来到了医院上班。
我们一家是发自内心感激。我 发信息表达感谢之意，玲姐婉拒并说，“ 你是医院的一员，医院应当考虑你的困难”“ 你要感谢，发信息给吕院长说声谢谢就好”。我们心想仅发信息表示感谢是不够的，毕竟是解决了我们一家“两地分居”的大难题，我们得准备些礼物才行。所以，特别准备了能够代表辽宁特产的岫岩玉器辗转送给吕院长。
没想到，两个星期后，接到医院办公室谭主任的电话，让我到院办一趟， 吕院长在接待室指着没有开封的纺织袋说：“这东西你拿回去，我让院办给你送回去就不好了。”吕院长还说，“ 你要感激的是医院，好好工作就是对医院最好的回报”。我的脸瞬间火热了。
没人相信，我和周医生来广东省中医院 居然没花一分钱人情费。这是难以想象的吧。哪怕至今，我也没有机会请吕院长、玲姐吃上一顿饭。当然，那玉器还在家里没打开。我想，能否送到医院的院史馆摆放更合适？
这份经历，在若干年后，我成为科室主任时，这成了我科 做人行事的一条准则。科室餐聚，不接受任何同事间象征敬意的“敬酒”；年节时，不与科室同事私下往来。
这样做，虽少了一份亲近之情，但从科室管理角度来看，周而不比，特别是在做任何决策时，不必顾忌人情世故，少了不少牵绊。我可以只用一个标准来考量，这个标准就是“ 是否符合医院的岗位要求”。
时至今日，广东省中医院仍是一家风清气正的医院。我的个人经历，也许可以能印证其中的原由。
COVID-19的记忆
2019年冬天，有消息说武汉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存在“人传人”，且有多位医务人员感染，这消息最终由被誉为“国士”的钟南山院士，通过新闻联播发布，予以证实。
这是一个极大的坏消息。
对于从事急诊并有发热门诊的我们来说，17年前，SARS的梦魇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总是担心并警觉类似案例的发生。任何疾病都有办法诊治，但只要出现医务人员的感染，尤其是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就是最严重的状况。
医院迅速行动。 急诊科快速响应。
我们立即确定工作目标—— “两个确保”，一是确保新冠肺炎患者“零漏诊”，二是确保医务人员“零感染”。两个“零”，谈何容易！
医院领导是专业的。从流程管理到人员安排，从诊疗细节到防护物资的保障。经历过SARS的洗礼，医院管理层和执行层的专业与敬业，让我的压力骤减。
急诊科的工作安排妥当。
1月23日一早，我与 两个不大熟悉的领导通了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 广东省卫健委某领导。与该领导素未谋面，此前也未有过电话。找朋友要了他电话后，即建议几点：①立即叫停广东传统的春节花市及大型聚会；②所有会议包括卫生系统防疫会议改为视频会议；③号召两周内来自湖北或在武汉停留的人员居家隔离，监测体温，到发热定点医院就诊；④暂停广东发往湖北的航班，对来自湖北的车辆及人员检测筛查。
该领导客气而谨慎，他说上午正要开会研究，让我以信息发给他，且署名身份。
1月23日下午，广东省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2018年，我曾随在粤且是安庆籍的医疗专家团，回家乡安庆讲课。当时认识了主管卫生行业的 安庆市某领导，和 安庆市卫健委某领导。在给省领导电话后，我再拨通了 安庆市领导的电话，我分析了与湖北黄冈接壤的安庆，其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并建议要实行比广东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据后来 安庆市卫健委领导说，安庆的应急响应是非常及时且严格执行的。
而在当地生活的 母亲，对此颇有感触，她说，一辈子也没听说过过年不串门。
当然，这次春节，母亲还是“串门 ”了。她被 刚住上新房的弟弟，接到了马鞍山市。这可是母亲大人生平第一次没在农村家中过年。
自从父亲去世后，每年春节前后，哪怕只一天时间，我也会设法回去陪母亲过年或给她拜年。
2019年12月底及2020年1月初，疫情形势来得突然，隐约担心不能如往常前往，到怀宁乡下探视母亲。如果母亲能住在弟弟家中，则方便多了。千万次的劝说，母亲终于答应前往。这次春节前，在历经了一路的晕车、呕吐，母亲终于来到了马鞍山。
要探视的，可不仅仅是 我的母亲，还有 周医生的母亲。由于年前，周医生的母亲，在沈阳摔倒，致股骨颈骨折，紧急手术完成后，我们也并未探视和照料。
除了两位母亲，要探视的，还有我的硕士导师辽宁省中医院的 马智教授。
我是马老师的第一个硕士生，在沈阳学习工作时，马老师和师母一直把我当作儿子照料。几年前就和师兄弟说，要在2019年12月份给马老师过一个隆重的80大寿。但马老师在10月份便生病住院，并在ICU住了许久，直到2020年1月份才转到普通病房。不要说祝寿，连马老师病重都未曾去沈阳探视，但承诺师母春节一定要去。
基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急诊科的主任和同事们都自觉改变了行程。
唐光华副主任紧急取消与家人外出的行程，奚小土副主任两次来回老家的机票全部取消，陈伯钧主任、覃小兰主任和李芳主任的假期安排也随即中止。
医院主管医疗业务的副院长 李俊，亲切和蔼，我们平时称他为“ 俊哥”。
俊哥的 老父亲在河南病重，他一直没有时间回去看望，提前预订的机票正准备除夕回去陪老父亲过个年。
我向俊哥报告了情况后，俊哥说他已取消了所有行程， 留守广州看“家”防疫。他说，“广州的形势现在看还是可控，有我们在，你还是可以放心回去看看老人家吧”。我想俊哥这么孝顺的人， 没能回去，心中难免很是遗憾。
2020年1月23日，最后一个航班到达了沈阳，时已深夜。1月24日除夕中午，在医院病房见到了马老师。他一头银发，两行清泪，老人家见到我们激动不已。回想师恩多年，我不禁眼角湿润。
除夕下午，接到时任医院副院长 张忠德教授的电话。我们平时称张院长为“ 德叔”，是我们急诊科的学术带头人。德叔说他“有公务，一个月不在医院，你看好急诊”。当时，我并未觉得有异，直到夜间医院官微发布了德叔在除夕之夜只身赶赴武汉的消息，我很是震惊。
除夕夜，我没看央视春晚，一直忙着改机票。此前预订的机票是年初三，经南京到马鞍山看望母亲后，年初五回广州。一开始想，改年初三回广州；再想想不妥，又托朋友找南航客服经理，改为年初一早上，飞到南京，下午的航班飞回广州。
大年初一早晨5点的沈阳已很陌生，那曾经十分熟悉的城市。清晨的航班准点、空荡。母亲说，工作要紧，可以不用来看我。弟媳妇准备的中餐很是丰盛，母亲给我夹了很多菜，她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在防控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时候，我被允许休假，在这个永将记忆的春节，探视了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五位老人。虽然，仅是短短的，两天不到的时间。
时间宝贵！对于疫情中心的武汉来说尤其如此。
德叔是一个人前往武汉！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斗！我是他的下属，应该立马前往！
除了德叔，我想医院一定会派更多的医务人员前往。在这种时候，广东省中医院的惯常作风，就是不计得失，大家一起往前冲！
我原想医院应该会派我去。但年初一整整一天，我没接到医院的任何电话。晚上，回到广州后，我按奈不住，立马给时任医院院长 陈达灿和党委书记 翟理祥发了信息。
我 毛遂自荐，“我应该是合适的人选！我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参加过定西地震专家组，几乎每年都与呼吸道传染病打交道，我家人非常支持。急诊科及发热门诊的工作，在医院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已可完成了两个 ‘确保’。 ”
当时领导的回复，很客气，但也很明确，我没在考虑之列。
封城的武汉，正如传说那样，连空气中都像弥漫着新冠病毒。
广东省中医院“最美男团”，于2020年1月27日一早出发。
可这里，没有我。我思索，可能因为我不是“美男”吧。
年初三的清晨，送行是匆忙的。我到达了广州南站时，离列车开出仅有十几分钟。领导们早已致 辞欢送，我只觅得一机会，拥抱了“最美男团”的队长，也是好兄弟—— 黄东晖主任。对于急诊科派出的5位兄弟，就说了一句“保重”，连鼓励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此时此刻， 在这里，没法“说上很多的话”。但 可以从容，“说上很多话”的地方，还是有的。
那就是大学城医院的隔离病区，以及各院区的急诊发热门诊。这些都是医院本土作战的前沿阵地，是要“严防死守”，不容有失！
还有很多，“ 必须要说话”的地方，如广东卫视和珠江频道的专门抗疫栏目，那里需要“专家”面向公众“答疑解惑”；广州市卫健委中医处要起草中医诊疗新冠肺炎方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要听取“专家”对区疫情防控的建议；安庆市政府为了能让83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得到最佳的疗效，要有可行的中医方案......在这些线下与线上的会议中，我都讲了很多。
有些建议还得向党和政府提！这样才更有成效。既有建议“政府出台指引民众使用口罩后的处置措施”，也有“加强防控和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等等。
疫情期间，我向省委统战部提交了抗疫相关信息共8条，其中5条被采用。
除了信息之外， 向省政协提交了两份提案。
第一份提案《关于建设和完善我省中医传染病体系防治体系的建议》。在提案提交了15分钟后，便迅速立案，转由包括省委编办、省委组织部、财政厅、科技厅、教育厅、人社厅、省卫健委和省中医药局办理；另一份提案《关于做好长期“抗疫”准备的建议》也受到重视。
《关于建设和完善我省中医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建议》提案，在4月份已被省委省政府全部采纳，包括建设广东省中医/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医院、中医传染病重点研究室等已成为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落实的政策。
有人说政协就是鼓掌的。我参加省政协会议的三年，鼓了不少掌，为国家的进步，也为每一个决议的通过。除了鼓掌，我还撰写提交了7份提案，都是有关急救和传染病防控方面的，其中6份立案，都有不同程度的落实。
正如有领导曾说，“政协委员不是说得算不算，而是说得对不对”！只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提案或建议，都有机会得到贯彻与落实。从这点上看，一介普通老百姓，我能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通过政协会议，可以在参政议政中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感到无比自豪。
疫情紧急的时候，对社会最有贡献的，还是在武汉乃至湖北的一线抗疫医务人员。
整整一个2月份，医院每周都有一支医疗队伍出发赴武汉。既有专门赶赴汉口医院做中医查房的专家队伍，也有到雷神山医院接管病区，成建制的医疗队。
整整一个2月份，很忙，但最让我惦记的，仍然是武汉。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过世。我想武汉，可能需要更多的医务人员前往助力。我再次向医院领导提出申请报告，请求前往！但出发的队伍，始终没有我。
武汉，是一个去过三次，但没有多少印象的城市。
但就在这2月份， 来自武汉的每一条信息，几乎牵动了所有人的人心，有多少个夜晚，让人难以入眠。
有朋友说，那地方危险，安静守在广州，多好啊！
是的，平安健康，就是好。但，在武汉，有那么多病人，有那么多医学的同仁在那儿战斗！作为从事急诊科工作的我，平素不少与传染病打交道，我理应在疫情“震中 ”才对！
对的事虽晚，但终究没错过。
3月1日晚，得到医院指示，我终于 如愿以偿，3月2日上午奔赴武汉。
医院早已准备好所需要的防护物资和旅行箱包。医院领导和职能部门按以往7次的惯例送行到站台。看着列车窗外送行的院领导们，我心中涌发感动。
这回，我们团队共有6名医生，包括郭建文教授、李际强教授、曾靖副教授、王进忠副教授、孙良生主治医生和我。我们 主要前往由西医管理的病区，做中医查房。我们代表的是广东省中医院，也代表的是中医行业。
突然间觉得， 压力大了，担子重了。
德叔由于有重要会议，没能来接我们，由黄东晖主任在武汉高铁站接。
小雨中的城市，灯火辉煌，马路上却几无车辆，见不到一个行人。
黄东晖主任在送我们到兆瑞酒店的路上，对我说，“年初三我到武汉时，以为走错了，整个城市空荡荡”。
但我没有这感觉。毕竟，在这座城市里早已有我的 78位同事在工作，他们在这工作已达数周，他们是我们在武汉这座城市里的 亲人！
简单的盒饭后，医院院感办主任田碧文，随即对我们进行穿脱防护服和院感知识的培训。培训中，德叔回来了，发现他瘦黑了很多，他要求我们人人务必要院感培训过关。
当天晚上，睡得很香。把我之前留守广州的“睡眠不安 ”，给稳“治 ”好了。
我想，这就是身心合一，魂绊武汉多时的我，现在，人终于到武汉了。
为什么要来武汉？
到武汉后，我给一位十分关心我的大哥，发了短信，报了平安，简短说了我当时的心情。“我已在武汉。向您禀报并致祝福！位卑未敢忘忧国。病魔肆疟神州界，为医者当站岗守则尽吾本份，惟遗憾来时稍晩。感恩大哥长情久念！祈愿清风晴日永安好！”
作为医生，能在2020年初，赶赴武汉，才不会有遗憾。这也许就是我的答案。
在武汉，我可以给患者看舌、摸脉、交流，一起做中医养生操，可以听他们染病、看病、看中医的故事； 在武汉，可以更直接为患者提供治疗与康复的建议；在武汉，可以与当地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抗疫专家交流诊治心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在武汉，可以看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旁边的湖景，可以感受体验在汉口医院“二脱”时，连通病房与医生办公室的艰难；在武汉，还能欣赏十天之内建成的雷神山医院，那规范的“三区两通道”和“负压病房”的建筑神奇；在武汉，可以感受“伟大的城市”和“英雄的武汉人民”，为抗疫所做出的牺牲与巨大的付出，以及他们的悲伤与压抑等等。
参加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第五轮重症专家巡查，我深切体会到，来自不同省市医疗队在医疗条件极其艰苦时，为挽救危重症患者所做的不懈努力。
列席讨论重症中医治疗方案的第二版时，我见证了来自全国中医急诊人，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和中医领域三大院士的带领下，是如何就促进中医药的作用发挥，而竭心尽虑。
在武汉，时间很短，3月31日我们就启程回广东。
但这过程，我深刻难忘。
中国中医科学院，属于中医的国家队。 黄璐琦院士不仅带领全国中医人抗疫，还肩负研发对新冠病毒肺炎确切有效的中药，这一国家重任。 化湿败毒颗粒，就是在这特别时刻诞生。黄院士团队前期工作极为高效，经历百例病例临床实证，疗效确切，在极短时间内获得了三期临床研究批件，最终决定交由 德叔完成。
听到这任务时，我忧心忡忡。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叔平静地说，“ 好，我们做”。
这项工作，是需要一个团队的 精诚合作。
除了C6病区，是广东中医医疗队，还有雷神山医院的其他病区，都参加进来，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吕文良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管处处长刘华，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尚东，长春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副院长冷向阳等领导，给予了全力支持和指导；也得到了来自上海、辽宁、吉林等数十位同道的帮助，更有来自雷神山医院的管理团队——中南医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予的全力支持！
在德叔的领导下，医院重大项目办主任郭建文和曾靖副主任医师、王进忠副主任医师、孙良生主治医师和我几乎跑遍了雷神山医院的每个病区。
幸运的是，我们按计划完成任务。德叔笑了。
在武汉，很少见到 德叔的笑容，虽然，他并不严肃。
作为国家中医医疗专家组副组长和广东中医医疗队队长，德叔肩负的任务，大到国家中医治疗方案的制订，小到每个队员的院感防控，他都紧紧惦记在心中；更不用说，无数次的会诊、查房，一个接一个的学术会议与管理会议，他都要贡献智慧......
有多少个深夜，他仍在工作......
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3月2日那天，隔了一多月，我见到的德叔，他为什么会瘦了15斤之多。
关于德叔的“传奇”，有很多。无数的影音资料，早已记录着这传奇的真实。
在武汉的第29天，我见证了他的艰辛和揪心，这几乎难以用言语来诉说。
当一个人，代表着一家知名医院，甚至一个地方或一个行业，他所背负的压力，就仅仅只有自己知晓。我见证了德叔的不易，也更钦佩他的人品和学问。
另一个，让我钦佩的是，被称为“ 邹爹爹”的雷神山医院C6病区科主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 邹旭教授。
德叔带着我们去C6病区查房时，同事们就说，邹教授每天一早都来查房，从无休息。我怕他辛苦，对邹旭教授说，“我有时间来查房时，您休息呗”。
没想到的是，“欢迎你来，但我每天还会来”，邹教授说。
后来才知道，他每天查房是要给全区病房病人做针灸治疗。上午没有完成的，中午他靠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休息片刻，下午再继续，直到所有需要做针灸的病人，都接受了针灸治疗。
邹旭教授本是心内科教授，在医院打造铁杆中医人才规划中，他成长为一个中医通才。这次新冠疫情，他是运用针灸治疗新冠患者最多的医生，也证明了针灸可以帮助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缓解他们的病情。他因此被誉为“ 雷神山的神人”。
回顾德叔与邹教授，还想说说 黄东晖主任。
认识黄东晖主任，是在2003年7月，我来医院上班后不久的事。
据说SARS时，严重的ARDS，差点要了他的命。他的命虽保住了，股骨头却坏死了。经历过SARS生死的人，却第一时间报名去武汉，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他说，“德叔也在这里！”德叔也是SARS病人。他们都是义无反顾，胸怀逆行无惧的勇气！
勇气，有人说，其实 就是底气。这是来自于自身所具备的专业防护知识，来自于战胜病魔的过硬本领医术，来自于仁者的悲悯之心和仁爱之怀。
我第一次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病区查房时，发现来自大德路总院急诊科彭苏池护师在给病人做刮痧治疗。这可是要与患者长时间接触的中医治疗操作，我问小彭“你 害怕吗？”他说“不怕”。不怕的，不仅是小彭，还有其他4个参加中医特色治疗班的护士，以及所有的年轻护士们。他们虽没有经历过SARS，他们也不怕。
毕竟，害怕新冠病毒的人，是不会去武汉的。
省中医院人 没听说“有怕”的人。
遭遇SARS时，我们没怕过。多年来，门诊量全国第一也没怕过。打一场有底气的中医防疫“仗 ”，我们不怕。
郭建文主任，是神经科医生。他人生第一次穿脱防护服，就是在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所接受的培训。
他小心谨慎，自信满满。在穿上防护服第一次进入病区查房，他给每个病人仔细地摸脉看舌苔，仿如一个熟练该疾病的传染病专家。 我们撤离后，他更是独自穿梭在雷神山的各病区，包括ICU，未曾有过一丝害怕。
在临床与科研遇到任何困难时，他总是想尽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他那勇往直前的样子，就像似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时，困难太大了，我都劝他放弃吧，他却总说，“我要对得起医院”！
其实，医院没给他个人，任何具体任务。
在武汉的日子，没有记任何日记。忙碌的程度，甚至连酒店房间的电视，都未曾打开过。
在这段不平凡的日子里，我偶尔会望望窗外，看看春天的武汉，那街头绿树成荫的样子，在那里，有我 最喜欢的鹅黄色，那是生命起始的颜色。
准备撤离武汉，是4月8日，听到解除封城这一好消息的时候。这是对于所有逆行前往武汉的医务人员，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它所意味着是这冬春之季，我们所获得的最好回报。
因为，所有的医者，都不再心忧。
【人物介绍】
丁邦晗
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临床医学博士，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大科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青年名中医；民盟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
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常委、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急诊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常委、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急诊专业委员会主委、广东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主委、广东省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副主委、广东省预防医学会急症预防和救治专委会副主委等。
作 者：丁邦晗
整理编辑：卢悦明
审核校对：庄映格
责任编辑：宋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