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和慈善，都源自悲悯
莫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40年前开始了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了长篇小说11部，中短篇五十余篇，涉猎的体裁还有诗歌、戏曲、歌剧等。本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县。2012年10月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籍第一人。2015年起，他开始向西部贫困地区儿童开展捐助，随后发起“莫言同心”公益项目，救助西部困难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见到莫言，是在他与王振共同创办的“两块砖墨讯”工作室。一进门的走廊上挂着2012年国内几大报刊对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再往里走，能看到一些张贴的莫言小说的海外版封面：英文的《丰乳肥臀》，西班牙语的《天堂蒜薹之歌》，法语的《檀香刑》，意大利语的《蛙》，设计各有趣味。
里厅中央搁着一张铺着长长毛毡的书写桌。桌上排着六七瓶墨水，一卷竹简上摊开了几十支不同大小的毛笔。毛毡上留了很多墨点，是日积月累书写的痕迹。
莫言显然在这里写过很多毛笔字，他的书法也得到了行家和大众的好评和喜爱。也是以书法墨宝为桥梁，他把自己的日常引向了公益慈善。
2022年3月28日，莫言在自己的同名公众号上更新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今年做的最难忘的一件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莫言。今年春节期间，我觉得我干了一件比较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也证明了我在某些方面的一些能力吧。”
莫言所提之事，是他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的一次合作。春节前后，他用毛笔作了105张福字，分别以个人、企业收藏家出资收藏和公开拍卖的形式，募集到了524.2万元的善款。这些钱全部投向“莫言同心”项目，定向资助西部地区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哇，莫老师悄悄地做了一件好事。”公众号文章的评论区有人这样留言。事实上，关爱西部地区困境儿童，莫言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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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为《中国慈善家》2022年度人物莫言颁奖。
“善不与人言”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十年来莫言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之下。对于舆论的关注，他的态度多少有点“敬而远之”；对于外界呈递给他的一些头衔，他的回应则有种“轻拿轻放”之感。
对于慈善，此前莫言基本上闭口不谈，做了也就做了。就如同他的笔名，不喜声张，不显山露水，而且他还一直笃信老祖宗的训诫，行善积德“不应与人言”。
2001年的时候，莫言获得了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冯牧先生对我有栽培之恩”，他表示。莫言出身于部队，曾经担任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冯牧是他的老首长。莫言的成名作——中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刊发在刚刚创立的《中国作家》杂志上，其时任主编也正是冯牧。
那一次获奖，奖金有两万元。
尽管秉持一种谦虚姿态，但出身农民家庭的莫言，并非“视金钱如粪土”，而是持一种十分现实主义的珍惜态度。
“在那个时候，两万元还是挺大的一笔钱的，那时候我们的工资也就几百块钱。”莫言告诉 《中国慈善家》。“但我觉得这个钱不应该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应该拿出来。”
他最终把2万元全部捐给了自己当时退伍转业后就职的《检察日报》社。当时，报社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云南省西畴县定点帮办了一所希望小学。莫言的这笔钱，全部去到了滇西北，用于这所小学的建设。
在报社期间，莫言还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一次性发放的5000元，也一起捐给了小学。“这个钱我也觉得不应该放到自己家里，自己花了。我何德何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呢。”莫言说。
时任《检察日报》社社长的刘佑生，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到了这件事。他还提到，报社当时想报道这件事，但被莫言拒绝了。
2022年元宵节，莫言在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病房里看望先心病患儿。2014年，莫言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了一百万元的稿费，用于救助西部地区的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们。
彼时，莫言在两年前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关于他的一切都成为话题，包括“诺贝尔奖金不够在北京买一套120平米的房子”这样的热议，不过，莫言的这一次捐赠非常低调，甚至没有成为新闻。
莫言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次捐款的起因，是因为他曾因为心脏不适，找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问诊。在看病的过程中，他得知这位名医在中国红十字会专门设有一个救助西部先心病患儿的项目。“胡大夫的话给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印象。”莫言说。
那个项目是胡大一在2007年发起的“胡大一爱心工程”。它组织大城市专家到贫困地区义诊，为当地贫困家庭优先免费做手术，还在西部培训基层医疗人员，扩充针对先心病患儿的医疗网络。到2013年，这支志愿服务队在国内25个省开展300余场义诊，筛查病人近40万名，手术做了近3万例，资助减免费用超过2000万元。
这个项目成为莫言涉足公益的一个契机。2015年，莫言又给这个项目捐赠了125万元，这笔钱款最终去了西藏，救助了那里的62个先心病儿童。莫言特意向红会提了要求：第一，不宣传、不报道；第二，他本人不出席任何活动，也不去医院探望那些做手术的孩子。整个捐赠过程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
“因为当时我坚信一个理念，就是善与人知，不是真善。过去也有老话，大概意思是一个人做点好事，不要喜欢让别人都知道，那是没有意思的，”莫言对《中国慈善家》说，“一百万块钱有什么了不起嘛。”
不过，几年之后，关于“为善是否应为人知”，莫言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022年元宵佳节，莫言在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与来自甘肃、西藏的29名先心病患儿合影留念。
慈善成为公共行为
2022年的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一，莫言和好友、北京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王振照常聚在一起写些福字寿字，准备赠予亲朋好友和老人们。
也就是在提笔之间，脑子里突然迸发一个想法：能不能写一批福字，捐给慈善机构，用拍卖的方式筹一笔善款？这笔钱可用来继续帮助西部地区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我跟王振是一拍即合，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写，写了起码有一百五十个左右的福字，从中选出来了一百个比较满意的。”莫言说。
书法是莫言持续了几十年的“古老爱好”。从小就听家长训诫“字是人的衣服”，莫言一直铭记于心，特别喜欢琢磨字和练习写字。对于字写得好的人，莫言会多几分尊敬，他也一直敦促自己要写好毛笔字。
“过去没有几个书法家不是文人，”他对《中国慈善家》说，“曾经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字写得都很好，他们的字也成了我们今天的字帖。所以我想，文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同时使自己的字变得具有了艺术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文墨共生。”
对莫言来说，文与墨的思考是相通的。冯骥才曾在为《莫言墨语》书法集作的序里形容：“书法于他（莫言），既是他个性的艺术方式，也是他小说之外一种另类的文学。”莫言曾谈及自己感受到的写作惯性，即对于作家而言，如果想创造跟过去的作品完全不同的文字风格、叙述语言或主人公形象，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当然会不满足”。而这种思考在书法中几乎同频，为了摆脱习惯的钢笔字笔路，莫言甚至开始用左手练习毛笔字，以“尝试获得一种陌生感”。“左手从来没有写过字，一笔一画都是笨拙的。刚开始根本就没法掌握，但是坚持下去之后，由生到熟，由不得劲到慢慢地得劲了。”莫言说。
他一猛子扎入书法的世界里，采访时，能从他的侃侃而谈里感受到他对笔墨的热爱。从笔墨里延伸出来慈善意念，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在腊月末的灵光一闪后，莫言和王振两人随即和中华慈善总会联系，那100个福字便成为“莫言同心”项目的开端。云南白药作为爱心企业，出资500万元购买了100个福字的实体和著作权，并承诺后续5年以300万每年的价格来捐赠“百福”使用权的收益。这2000万的善款将全部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旗下的“莫言同心”公益项目。
目前，第一批500万元善款已经资助了近200个先心病患儿。这个收获，以及做这件事情的过程让莫言对慈善有了一番新的思考——尽管个性更倾向于“善不与人知”，但能够用自己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去为更多困境中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
“面对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仅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即便是一些大资本家，你一年捐几个亿，也是杯水车薪。”莫言说，“面对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面对这么多需要帮助的处于弱势的人，慈善要变成一个公共的行为才可以。那我想，由我来出面张扬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件事，如果能为培养大家的慈善意识有一点贡献，我想还是值得的。”莫言告诉《中国慈善家》。
于是，一向低调的莫言受邀成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大使，他也推翻了自己当初“不做探访”的想法，开始去探望那些项目救助的孩子。
2022年的元宵节，莫言和王振一同到了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不仅是为了探望需要得到安慰和支持的孩子，也是为项目扩大声量。这所医院在心脏病诊疗方面有丰富资源和经验，在那里，有一批来自西藏、甘肃的先心病孩子正在接受手术治疗。
“我们给每个孩子包了个小红包，托医院煮了元宵，还买了一点玩具作为礼物。我觉得这样的探望，对于那些孩子们也是个温暖的表示。”莫言回忆说，“我记得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就一岁多一点，她妈妈带着她。我进去之后，看到她在床上坐着，就伸手握住了她的小脚丫子。当你的手握住一个小孩子娇嫩的脚丫子的时候，一种人类本能的爱确实油然而生。”
说起这一刻，一直平静淡定的莫言脸上真情流露，“能获得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巨大的幸福。难道说是我帮助这个孩子吗？反而是孩子帮助了我、安慰了我，让我联想到人类一代代的延续，生命的可贵。文学就是写生命的，写人、写情感的。”
2023年春节，莫言继续在北京荣宝斋拍卖行拍卖了福字和对联。因为是用于慈善目的的拍卖，荣宝斋主动免去了佣金。拍卖所得89.85万元，也直接汇入了“莫言同心”项目之中。
2022年2月6日，莫言百福筹来500万元。（左起：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云南白药总裁董明）
“后诺贝尔奖”的十年
虽然热心公益，但莫言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慈善是一种“内心需要”，他的人生，是围绕写作来开展的。“我始终就是个作家，我做的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写作这个中心。”莫言说。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是一个丰碑、一个高度，但很难说它能为创作带来加持。反而荣誉带来的负累，会令人疲于应对。“在获奖之后，有那么几年，确实不得不忙于应酬。”莫言坦言，“不过，有时我在开会的时候，坐在下面，会把手机悄悄地打开，这样就可能在上面学了一个字的草书或者篆书的写法。”
到了2015年，莫言的大多数时间终于回归书桌。“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作。要完成一个作品，就会相对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拿出一些过去的小说素材或者毛坯再打磨，在2020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后来又发表了《聂鲁达的铜像》等数篇现代诗歌。
进入花甲之年的莫言，有了很强的探索生活的意愿，也想要拓展自己的兴趣与文化触角。比如研究书法，比如游历山川大地，再比如对戏曲、歌剧、话剧形式的关注。
出身山东高密县的农村娃莫言，对于小时候看的搭台戏至今念念不忘。小学五年级时，莫言辍学了，一夜间从学生变成了农民。“那会儿无书可读，舞台上的戏，民间剧团演出的这种旧的戏曲，就是我们的教材，看戏也是我们最大的文艺娱乐活动。所以，我对民间戏曲有一种天然的热爱。我们那代人写作语言的风格，语言的很多元素也都来自于戏曲，或者受到了戏曲的影响。”
2017年，莫言在《人民文学》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第二年再发表《高粱酒》和小说改编的剧本《檀香刑》。
“我曾经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向余华、苏童‘发过誓’。”莫言告诉《中国慈善家》，“我说过去，我跟你们站在一起，大家都说作家余华、作家苏童、作家莫言。今后再过几年，我跟你们这两个小子站在一起，就是剧作家莫言，不只是小说家，我跟你们不一样啊。”
“当然，这两个小子一直在冷笑，嘲笑我。”莫言说到这里笑了起来，“所以我写戏，写出剧本来，也是让他们看一看，‘教训’他们一下！”
2021年5月15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在北京成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受聘为文学讲习所顾问。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左二）同莫言（右二）等嘉宾共同为文学讲习所揭牌。
也有未竟的遗憾。2022年，莫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名叫《鳄鱼》的话剧。曾在2011年与莫言合作剧目《我们的荆轲》的任鸣院长非常喜欢这部剧本。“他当时跟我说，他连看了四遍剧本，画了很多很多舞台设计的草图，准备在今年春节搬上舞台。”遗憾的是，任鸣在去年夏天因心脏病突然离世，这部剧也因此搁置了。老友和伙伴的离开，加上疫情的负面影响，让莫言有些忧愁和感慨。
豆瓣上，莫言的书底下有几则很有趣的短评：有人称《丰乳肥臀》中莫言的文风“不是米饭配辣椒，而是辣椒上洒辣椒”；而在2020年8月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下，有人形容“故事里的人大都熟了，但作者明显还是外焦里嫩的”。这些评论都表达了读者感知到的莫言作品中的变与不变。
有些人把莫言定义为“受到魔幻主义现实流派影响的作家”，但莫言认为自己应当被归类于现实主义作家。在取材于真实新闻事件的《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花了35天即完成全作，愤怒的笔锋直指权力系统中极度漠视农民利益的官僚主义者。《蛙》则是三十年计划生育史的写照，写一个在农村做了50年妇产科医生的女性形象，从生育、流产连成的历史中写人性的摇摆与矛盾。作家是对于社会议题最敏感的群体之一，莫言则是能够直言不讳地把这种敏感、悲悯和恻隐心表达出来。
过去三年的疫情也成为文学创作不可能忽视的思考主题。“我想用不了十年，有关疫情的小说就会出现很多本，因为这一次疫情影响了整个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引发了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人的心态、人的行为、人的语言，都受到了影响。”莫言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像这样的一场全球的灾难、瘟疫，我想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在思考。可以写成荒诞小说，也可以写成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甚至可以写成新闻小说。每个作家心里面都有一本关于疫情的小说草稿正在酝酿，就是怎么写、何时写、以什么样的形式写的问题。”
和全世界受到瞩目的作家一样，莫言也要承受“被催稿”的压力。“现在很多文坛内的朋友，包括出版社的编辑，包括在领导岗位上的一些朋友，最关心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写出一部新的长篇来。”莫言说。
他向《中国慈善家》透露，自己从三十多年前就在构思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对外放了很多风了，”他笑道，“但是一直没有完成，一直在准备，搜集的相关书籍也有厚厚一大摞了。包括最近这两年，包括去年爆发的俄乌之间的战争，也让我对这部古老战争的小说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
莫言说，自己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把这部小说写完、写好。“不过什么时候完成，我真的说不好。”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些许顽皮，“我想总会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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