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八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甲午海战到义和团运动，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诸多不平等条约，一页页记载着中国人民的血泪与耻辱。唯有抗日战争，才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而载入我们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史册。
胜利的喜讯使延安沸腾起来，队队秧歌，阵阵锣鼓，火把提灯，欢庆队伍夜以继日，整个延安沉浸在抗日胜利的欢乐之中。
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百万苏联红军从海陆两路进入我东北地区，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当日，朱德总司令即发布命令，限令日本侵略军及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次日，连续发布六道命令，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磁二切抗日武装队伍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收日本投降，收复敌伪所占地区;并命令我原在山东、晋绥、晋察冀和冀热辽解放区抗击日军的武装队伍迅速向热河、察哈尔和东北地区进发，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u满”敌伪军投降。
躲在峨嵋山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却下山来“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急急忙忙发布三道命令，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我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伪军“负责维持治安”;要日军对我军的收缴“作有效之防卫”，对我军收复的失地“应由日军将其收复”。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收编了50多万伪军，并命令各地伪军，非经他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这样，很快完成了蒋、日、伪的合流，并开始对我解放区进行骚扰和侵占。
对于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我党我军进行了坚决抵制，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复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个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日，毛主席在延安千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揭露了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打内战的反动本质，并且指出: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保卫人民应得的权利，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并要尽一切努力制止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介石如果一定要将内战强加给人民，我们则用武器和战斗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奋毛主庸反复强调，“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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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国革命面临着这一新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各根据地同志迅速返赴各个战场，开辟新的工作。8月24日，我们二十几人一起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同行的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张际春、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杨得志、聂鹤亭、邓克明、王近山等同志，毛主席很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让叶剑英亲自进行检查，要每人带好降落伞上飞机，并由黄华担任翻译。
飞机由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顺利地飞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驻地，降落在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我们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当时，在华北一带，日伪军尚未放下武器，并拒不执行向我八路军缴械的命令。为此，中央曾拟集中兵力，解放太原。但那时部队大多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在各地，一时很难集中，因而作罢。我们回山东的和新四军的一行人又继续上路东行。
到河南濮阳，过县城30里的地方，接到中央电报，要我们回山东的一行人迅即转向去东北。我们即停下来商量，走哪条路线?我们已得知山东派钱钧同志带一个营在肥城接我们，如果我们到了山东再转去东北，路途更远一些，不如即直接由这里经河北还方便些。于是，我们同陈毅等新四军的同志们分手，又转回濮阳。
在我同陈毅同志同行的路上，他曾提出要我同他一起去新四军工作，我请他去与林彪谈，不知他们谈过没有，对此，我个人是不好表示意见的。因为，当时中央决定我同林彪、肖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回山东。
我们原拟回山东的一行人即由淮阳转道北上，径赴东北。在行进的路上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我们路过冀南解放区南宫县境时，当地同志听到我们路过的消息，连夜赶修公路，准备迎接大军过境。其实，那时我们既无车也无炮，只有一支小部队护送。过南宫白洋淀地区，曹里怀同志带着一个团迎接并护送我们到了霸县，与陶铸等一批去东北工作的同志会合。我们过京津铁路后，在冀东三河县住了几天。
冀东是东北的门户，是国民党从陆路进东北的主要通道，中央曾拟成立冀热辽军区，由林彪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以赤峰作后方，划分冀东作战区。在三河时，林彪等人曾去附近一带看地形，我和邓华同志也去调查、了解冀东地区的民兵状况，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届时，我们又接到中央电报，命令我们继续北上，离开三河，走了两天，到山海关，这时已是10月了，东北局派火车来接我们。
火车隆隆地行进在东北辽阔的大地上。我坐在车厢里，朝窗外极目凝望，稀疏的树木，空旷的田野，显得十分凋零，经年的战乱和侵略者的掠夺，使被誉为宝地的关东，满目疮痍，破烂不堪。想着即将到来的工作和战斗，我耳边响起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关于东北间题的讲话，他精辟地阐述了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要把东北建成中国革命的巩固根据地，并且特别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基础。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或上也没有打成一片。毛主席这些话，充分说明了加强东北工作极重要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一重大的战略意图，党中央、毛主席及时作出了全党力争东北、把东北建成巩固的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部口进入东北。(后来我才知道共抽调2万多干部。10余万部队进入东北。)中央要我去东北工作，我是很高兴的。东北确实是一块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有高山密林，有大江大河，更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它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回旋余地比较大。想到这里，我对东北的前途，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对我即将迎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火车在锦州停下，李运昌同志的司令部设在这里，他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我们继续向沈阳前进。当时，沈阳由苏军占领，火车不能开进，我们便在离沈阳不远的一个车站停下来，换乘大车进城，向东北局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