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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7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妻子上街采购了一大批年货回家，晚上儿子夫妇俩将带着我那乖巧的小孙女回家团年。
路过三峡广场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叫我：“孟华哥！”我循声回头看去，叫我的人是一个老妇人。只见她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上挎着一个大塑料袋，活脱脱一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
我怀疑她认错了人，但她分明叫出了我的名字。她见我愣愣地看着她，脸上立刻现出凄楚的神情，低下头说：“你真的认不出我了？我是李玉英……”李玉英？这名字好熟！
我拼命在大脑里翻动着记忆，几秒钟就定格：“啊，你是李玉英……”她欣喜地点点头，尽管眼角挂着泪珠。
可我印象中的李玉英绝不是这个样子。
四十多年前，我家和她家同住在沙坪坝一条老街上。我和她的大哥李志强是初中同班同学，1961年我升入高中后，她也来到这个学校读初一。那时的她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孩，皮肤白皙，身材匀称，有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脸上常带着微笑。
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组织的新年文艺演出中，她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舞蹈中表演孔雀舞，曼妙的舞姿轰动全校，后来大家就叫她“孔雀公主”。她也很想将来能在这方面得到深造，走上正式的舞台。
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击碎了她的美丽愿望。
她不幸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
她的父亲是归国华侨，“抗战”时从新加坡回国效力，出资开了一家小糖果厂，生产糖果糕点出售。如果是现在，他肯定会被列入民营企业家的行列，没准儿还会被推荐当上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可惜那是国民党时代。
解放后，她父亲因雇有十多名工人，被定为资本家，厂子也在1956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被公私合营了。从此以后，她家就每况愈下。她父亲仍在厂里上班，每月有四十几元工资（这工资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都没再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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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母亲在街道运输队拉板车送货，每月没有固定收入。靠这点工资要抚养李玉英兄妹六人是很艰难的。
大哥李志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尽管成绩优异，仍放弃继续升学将来报考大学的机会，去读不收学费的重庆煤校。在严厉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1963年，他还没毕业就被赶出学校，发配到重庆松藻煤矿去当挖煤工。
但和后来陆续下乡当知青的弟妹相比，他又无疑算最幸运的。
1964年，李玉英初中毕业，因父亲是资本家，她自然不能继续升学。戴着“资本家”、“特嫌”、“里通外国”头衔的父母，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批斗，早已成惊弓之鸟。
街道刚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就赶快替女儿报了名，根本没考虑女儿此去面临的凶险。李玉英于是同年9月上山下乡去了地处大巴山区的通江县社办林场落户。
她是一个温柔孝顺的女孩子，理解父母的难处，到农村去好歹可以使家里少一个吃饭的人，让不堪重负的父母能松一口气。
我和弟弟在1964年高中和初中毕业时，因父亲是历史Fan革命分子也双双失学。
为让我留下照顾母亲，弟弟于当年9月去了巴中县社办林场落户。但街道上的干部并没因此放过我，仍天天上门纠缠动员，实在待不住，我也在1965年5月下乡到通江县社办林场。
临行前，李志强闻讯赶来为我送行，他嘱咐我有机会关照一下李玉英，说她性格柔弱，容易被人欺负。
我满口答应。到通江县后，才知道我所在的林场离李玉英很远，况且大巴山区交通极其落后，我连见她一面都不可能，“关照”更无从说起，真是愧对朋友的叮嘱。
1966年5月，“WG”狂飙发难，不久就波及到大巴山。当年满怀豪情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理想和信念早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大家想的是怎样早日离开农村，回家和亲人团聚，于是喊出了“砸烂社办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也起来造反了。
1967年5月初，通江县各社办林场派代表到县城开会，协商如何统一行动，决定林场的去留命运。
我当时是林场的团支部书记，受全场知青的委托出席了会议。会后，因造反派夺权，交通瘫痪，我们一行人决定结伴走回林场。我所在的林场距离县城近百里山路，要两头黑走整整一天，但还不算最远的。
清晨天未亮，我们在县城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了。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毛浴河边。为了节省每人五分钱的摆渡费，有人提议游过去，大家欣然同意。于是各自把衣裤脱光，裹成一团顶在头上，先后跳入河中。
初夏时分，毛浴河水还冰凉激人。我的水性本来不错，可能因为走热了突然被河水一激，再加上没吃午饭，游过大半便眼前慢慢发黑，四肢发软，身子往下沉。我情知不妙，挣扎着大声呼救。
众人慌忙向我游来，七手八脚架着我赶快向岸边游去。好不容易脚踩到了沙滩，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已经躺在床上，有人说：“好了，好了，他醒过来了！”我睁眼一看，众人围在床边，一个很面熟的女孩子正笑盈盈地望着我。
“孟华哥，你终于醒了，可把我们吓死了！”那女孩说。
我这才认出她是李玉英，三年未见面，她出落得更漂亮了。
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我，上岸后我就昏迷不醒，撑渡船的老汉说我是发了急痧，要赶快找医生看。但这里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到哪里找医生？
大家商议后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林场落脚再说，于是众人轮流背着我到了李玉英所在的林场。玉英是林场的卫生员，略懂医术，她急忙用铜钱沾上菜油在我背上刮痧，又喂我吃了“十滴水”，我这才醒来。
这时大家饥肠辘辘，玉英他们赶快煮饭给大家吃。饭后，众人急着赶路，我本想跟着走，但玉英坚决阻拦，说我没有完全康复，还要好好休息。我也自觉头晕，决定第二天再走。
这天下午，玉英一直在床边陪我。在摆谈中，我知道这个林场的知青全是同校的高、初中毕业生，也几乎全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大家平时团结和睦，亲如兄妹。我听后也放了心。
当时林场很多知青都趁乱回重庆了，我问她怎么没回去。她说在这里种粮种菜，好歹有饭吃，回去反而增添父母负担，再说回去有什么用？她这样体贴父母真让我感动。
第二天上午，我去向她告别。她和另三个女孩住一间屋。走进她的寝室，只见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张木板拼成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一码书，全是初中的数理化等课本。
我问她：“你现在还看这些书？”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没事的时候翻一翻。”桌子当中一个玻璃瓶里插着一枝正开得繁茂的映山红，花儿红得耀眼，花瓣上还挂着水珠，显然受到主人精心呵护。
玉英知道我要走，说：“你没来过这里，路不熟，我送送你。”我先推辞，后见她执意要送，只好同意。
我俩沿着山间小路向山顶爬去。在山腰一块平地上有一所村小，孩子们正在上课。
玉英停住脚步，凝神望着，充满向往地对我说：“我经常来这里……如果我能在这里当一名小学教师，教孩子们唱歌跳舞该多好啊！”难怪她一直在复习功课！依她的性格，我想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女教师，但这可能吗？
她又问我：“孟华哥，你说我们真的要在大巴山当一辈子农民吗？”我无法给她准确的回答，因为政府当初动员我们到山区安家落户，恐怕就没准备再让我们回城市，我们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只好安慰她：“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大巴山有一万多知青，政府总得考虑我们的出路。”
走上山顶，这里少有人来，遍坡的映山红在朝阳的照射下一片火红。玉英说：“我就不送你了。你看，翻过前面那两座大山就是你们林场了。孟华哥，你多保重！”说着她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张烙饼，叫我带上饿了吃。这姑娘真细心，我从心里感谢她，也祝福她。
我走了很远后回头望，在初升的朝阳映衬下，还见她站在映山红丛中向我挥手，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从那时起我没再见过她，后来回重庆见到她大哥李志强，才知道她远嫁到河南省去了。
那时社办林场被解散，知青们分散插队落户，很多知青结婚真的准备扎根农村一辈子了。不少女知青千方百计想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只要男方有工作有工资，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不管对方是跛子瘸子，一嫁了之。至于婚姻幸不幸福，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今天在这里遇见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过得一定不妙。
我和妻子邀请她到家里去，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我家客厅里，我仔细问起她这40年来的经历，她沉默一会儿后竟失声痛哭起来。
我不知所措，妻子示意让她哭，一个人受的痛苦太多，哭出来才好受些。
哭了好一阵，她才断断续续讲了这40年的经历。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历史，我今天如实把它记录下来，只为后人能客观地评论那个时代。
以下是她的讲述：
1969年初，林场要撤销了，知青们都在联系各自要去的生产队。一天晚上，同林场的男知青王旭悄悄找到我，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就跑了。
王旭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重庆某大学的教授，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王旭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可是初中毕业时也没考上高中。
他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平时和女孩说话都要脸红，今天给我塞纸条不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我进屋在煤油灯下打开纸条，上写“玉英：要下队了，我俩交朋友吧，你同不同意？”纸条没有落名。
我第一次收到男孩子求爱的纸条，脸一下就红了。我知道王旭是很不错的男孩子，忠厚善良，家庭教育很好，就是书呆子气很重。
我拿不定主意，马上写信回家告诉父母，征求他们的意见。家里很快回信严厉制止我和王旭谈恋爱，说两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将来孩子怎么办？他们要我赶快回重庆，他们已经给我物色了对象。
第二天，我找到王旭，把父母的回信拿给他看，委婉地拒绝了他。王旭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把信还给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伤了他的自尊，为此我后悔了一生！
回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家里就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客人。他个子高大，看起来很富态，身穿一件蓝色中山服，说一口普通话，一看就是国家干部样。他带来了不少礼物，有腊肉、香肠、白糖等当时要凭票供应的紧俏物资。
妈妈喜笑颜开，热情地招呼他进屋坐。凭着少女特有的敏感，我知道这人肯定和我的婚姻有关。
来人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四川省财政厅宣传处处长，南下干部，老家在河南省沈丘县，此次来重庆是专为弟弟娶媳妇相亲。他的姨妹和我父亲同在糖果厂工作，就向他介绍了我，今天按照北方风俗特地上女方家送聘礼。
婚姻是人生大事，一步不慎，带来的将是人生悲剧。我不愿意就这样草率地把自己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我把母亲悄悄叫到屋外，告诉了我的想法。
她又气又急地说：“人家出身是贫农，他大哥是国家干部，条件那样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再说你快满21岁了，也该出嫁了。你下面还有四个弟妹要靠我和你爸抚养，你现在这么大了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只有嫁人这条路，你好好想想……”
那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一角多钱，我一天最多挣七分工，也就是说劳动一天得不到一角钱。如何养活自己？我心里矛盾极了。
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讲他弟弟忠厚老实，个子和他差不多，家里条件很好，绝不会让我吃亏。他许诺我和他弟弟结婚后，一定设法给我安排工作。
他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能有个正式工作，每月发工资，这是当时每个知青心中最大的祈求。我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条件：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不满意要允许我回来。那人满口答应，拍着胸膛说先去看一个月，不习惯就回来。
第二天，那人带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临走时我身上没带一分钱。
我第一次出远门，稀里糊涂地跟着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转了一道车又一道车，几天后一个下午乘汽车来到河南省东南部的一个县城。
那人说快到家了，当晚就宿在县城一家客栈里。那人说客栈只剩一间屋，屋里刚好有两张床。我当时并未在意，因为他一路上对我照顾都很周到，又是国家干部。
但是我错了。半夜时，困倦中熟睡的我突然感到有人在脱我的衣裤，惊惶中睁开眼，只见那人正扑在我的身上。我愤怒地叫道：“你怎么能这样做？我马上就要和你弟弟结婚了！”
他嬉皮笑脸地说：“重庆姑娘太漂亮了，我一见你就被迷上了。那小子有艳福，今天你得先让我尝尝！”
我拼命挣扎着不让他得逞。那人恼羞成怒地说：“你的命现在捏在我手里，你还想不想要工作？”
我被他掐得头发昏，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那一夜，他把我强暴了！
而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目的地-河南省沈丘县张家村。这是豫东南的一个农村，“抗战”时国民党为阻挡日军掘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使这里成为黄泛区，到处都是沙质土地，不积水，庄稼收成低，吃的粮食主要是麦子和红苕，每人每年只分七八十斤麦子，其余就是红苕，还比不上通江。
到了张家，我首先见到了我要嫁的男人。他叫张旺财，在家排行老五，今年29岁，接我来的那人是他大哥。张旺财个子确实像他大哥一样魁梧，黑红的脸膛，头顶上包着毛巾，一副北方庄稼汉模样，后来才听说他没上过一天学，是文盲。
他大哥读过几年书，淮海战役时是民兵队长，后来当上县委副书记。刘邓大军南下时，他随队来到四川，后分到财政厅工作，当上处长。
村里人听说张家小五子未过门的媳妇来了，都跑来瞧稀奇。围观的人群纷纷议论：“你瞧，四川的女子长得多俊啊！”“是啊，是啊，你看她那脸多嫩，掐得出水来……”“小五子真有福气！”
听着这些议论，屈辱的我坐在屋里又气又恼。
张家父母是两位善良的老人，他俩见我脸色不好，连忙将围观的人群劝走。
第二天，张旺财让我坐上马车去公社赶集。在公社办公室里，他逢人就敬香烟，嘴里不停说着我听不懂的当地土话。那些人都笑嘻嘻地望着我。不一会儿，张旺财就拿着一张纸又赶着马车和我回家。
我问他拿的是什么，他递给我看，原来是结婚证书。我气愤地说办结婚证的人还没征得我的同意怎么就办了？他说别人都是这样办的（2006年我和他离婚，出示结婚证时，那上面仍没有我的签名）。
回到张家，我哭闹着要回重庆。张家的人七手八脚拉住我，不让我出门。
我要见张家老大，这时他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身陷绝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苦无援，身无分文的我即使想回重庆也无可能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天晚上，张家办了几桌酒席，我和张旺财就算正式结婚了。
后来才知道，因为贫穷，当地的姑娘大多嫁往外地，使这里男多女少，男人娶媳妇要送女方很大一笔聘礼，很多男人因此娶不上女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到南方贫困地区去骗女孩子甚至拐卖女孩子。
几年后，一个四川省巫山县的女孩才16岁也被骗来这里。她长得非常清秀，常到我家玩。她想念父母多次闹着要回家，她男人把她看管得很严，走哪儿都有人跟着，直到她怀孕七个月后才稍稍放松看管。有一天她悄悄找到我，哭着要回老家。我给了她200元钱作路费，让她跑了，至今她男人都不知道是我把她送走的。
第二年初我就为张家生了一个儿子。临产时，没钱上医院，就请农村的接生婆接生。她竟然将手伸进产道将胎儿硬拉出来，造成我的宫颈撕裂，流了大量的血，差点死去。孩子出来后，按照当地的习惯做法，用高粱秆皮割断脐带。
张家见我为他们生了个儿子，非常高兴，尽量让我吃好有充足的奶水喂孩子。
此后几年，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七年间就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还人工流产两次。张旺财和北方其他汉子一样，身体强壮，性欲亢奋。尽管白天庄稼活很累，可到了夜晚他在床上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没完没了地折磨我。
我不堪忍受，偷偷跑到公社卫生所安节育环，可还是怀孕。后来医生检查后告诉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宫颈撕裂伤口恢复不好，宫颈口已变得嘴巴一样宽，根本安不稳，环是什么时候掉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几顿白面，其余时间就只能吃红苕。他们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然后磨成粉，吃的时候再加水调成面团，用手拍成饼或蒸或烙，就着缺盐少油的菜汤吞下肚完事，没有一颗大米吃。
我真怀念老家的生活，那里有亲人，有白米饭，尽管也吃不饱。
但就是这样的苦日子老天爷也不让我平静度过。1999年底，我带四个孩子第一次回重庆探亲，张旺财和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勾搭上了，那女人竟然住进了我家。
我探亲返回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事，气得差一点儿发疯。我为他付出了一生，他竟然这样回报我。我绝望中想吞农药自杀，是孩子们哀哭着劝阻了我。我向张旺财提出离婚，他坚决不同意，孩子们也苦苦哀求我，但我实在不愿意再延续这个噩梦。
抗争几年后，张旺财终于让步了。
2006年5月，我孑然一身回到久别的重庆，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身患重病，大哥和弟妹们都已各自安家，境况也不大如意。
我离开重庆时是一个青春少女，现在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且一身伤病，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
我租了一间屋安身，撑着有病的身体去找工作。我当过清洁工，做过保姆，给药房守过夜，每月靠几百元工资养活自己。我不好意思去见过去的同学，他们也没人能认出我，我只想默默无闻地打发掉人生剩下的日子。
空闲的时候，我爱独自一人坐在三峡广场的石凳上，打量从身边走过的一对对欢乐的少男少女，从他们阳光般的笑脸上追忆我失去的青春年华。我真羡慕他们能自由恋爱，只要心心相印，而不会计较对方是什么家庭出身。
他们升学、就业可以自由选择，再也没有人去追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辈曾经做过什么了。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啊！不知他们意识到这种幸福没有……听着玉英的讲述，我和妻子早已泪流满面。
高尔基曾说：人生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玉英因轻信别人而对婚姻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由此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可这能全怪她吗？对别人而言，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而玉英做了一生的噩梦，她能醒吗？谁能回答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