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提问时表示，人口红利既要看人口数量，更要看人口质量，既要看人口数，更要看人才数。中国当前适合劳动年龄的人口已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中国一个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4亿，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4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
两年前，当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束，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论甚嚣尘上之时，春华创始人胡祖六博士也曾经撰文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依靠人才红利。在这个议题之上，本文提出了几个核心论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要依靠人口素质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
第二，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将继续驱动经济增长；
第三，不应在人民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去鼓吹多生育、促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长期的、前瞻性的深度研究，在解答人口问题此类重大经济问题时，我们有两点主张：
一，避免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应保持简单入手，多元思考；
二，尊重逻辑与常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求实才是中国经济取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以下为正文。
*此次发布前文章有所微调，包括修订了实时数据等。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随即鼓励三孩政策出台，使得人口结构转型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听到很多讨论——“人口红利消失了”，“应该用经济补贴鼓励生育”。应该肯定这些讨论促进了政府快速采取行动，但也应注意到，讨论中既存在把人口和经济增长关系简单化的倾向，又透露出令人担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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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公共政策应该有个基本的出发点：经济发展是为了人能够过得更幸福、更自由，我们不能反过来把手段作为目标、在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去鼓吹多生育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政府要对人口问题有所作为，应该从提供公共品的角度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人口红利，通常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人口条件有利于经济发展。
很多人在讨论人口红利时，存在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简单化的倾向。然而，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与企业家精神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让资本和技术发挥作用，释放出经济潜力。人口在这个过程是被激活的生产要素之一。
图1｜1961-2021年间，全球各国的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关系。GDP增速与人口增速呈现弱的正相关。人均GDP和人口增长率呈弱的负相关，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毫无疑问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很难简单下结论。（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1可见，GDP总额与人口增长弱正相关，但人均GDP和人口增长呈负相关。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毫无疑问，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应简单下结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核心原因。至于这一观点是否成立，我们以数据来做推论。2019年数据显示，印度和非洲的人口分别超过13亿、接近14亿，从图2能看出，这两个区域的人口结构也比中国更年轻。但印度和非洲的GDP总额均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半，这两个区域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成果并没有比中国好。[1]由此可见，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认为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图2｜2023年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人口结构（来源｜PopulationPyramid.net ）
图3｜2021年人口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及其人均GDP增长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如果把视野从人口的绝对数量转移到人口结构和质量上来，中国的人口问题则并没有人们所议论的那么悲观：
总量上，从七普发布的数据看，与六普相比， 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但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仍然较大，达8.8亿人，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依然很丰富。
质量上，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1.08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12.8个百分点[2]。可见人口质量也在提升。
生产力转化上，相比六普，七普数据显示随着城镇化人口进一步向东部沿海省市聚集，流动到更高生产力的行业，人力资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有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如果人口增长放慢，生育率下降，中国经济将无法保持以往的增长态势。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经济发展要依靠人口素质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我称之为人才红利。
图4｜人力资本与生产效率的相关性。Panel A中53个国家包含经合组织及非经合组织国家。Panel B为经合组织国家数据，年份包含1987、1992、1997、2002、2005、2008、2011、2014、2017和2020。
2022年一篇OECD Working Paper 研究结果表示，人力资本（以平均教育年数和PISA测试成绩呈现）和生产效率呈正相关，而教育水平相对教育年数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为3-4倍。这一结果显明提高人才水平能带来的经济红利。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劳动力对生产力的贡献，不仅要看数量，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质量，也就是人才红利。教育的普及、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可以抵消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带来的压力。
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正在加速，制造业每万人雇员占有机器人数量快速增长，有报告显示，中国的机器人密度（每万人雇员使用机器人台数）已经达到187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3台[3]。产业的自动化、数字化可以取代重复性、低效的劳动，而高质量的劳动力就可以转移到对经济增长价值更高的岗位，从而发挥出人的创造力。
我在从事投资工作的几十年里，始终关注消费驱动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机会，这是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我们投资的核心逻辑。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判断，而中国人口的趋势并没有削弱这两个核心动力。
图5｜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数据。从数据来看，中国在提升人力资本方面还大有可为。STEM 博士学位数据为2018年，机器人密度 数据为2019年，研发占GDP的百分比数据为2020年，其余数据为2021年。
科技方面：
毋庸置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创新。这背后也需要提升人口的质量。整体人口素质提高以后，中国才能涌现更多顶尖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从人类历史看，无论是基础研究发现、技术应用发明，还是模式创新，这些智识的火花都将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据中国科技部披露，2020年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4]
因此，“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提出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
消费方面：
消费背后更为底层的增长势能，一个来自城镇化，一个来自人均GDP的增长。
从七普数字来看，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是64%，而真正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联合国的城市化展望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预计达到80%，接近今天美国的水平。从60%多到80%还有接近20%的增长空间，对应两亿多新增城市化人口，接近于另外一个美国的体量。
当然，中国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驱动模式也要更加注重质量，简单粗放的、单纯修路盖高楼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已经有限，而可持续的城市化是从环境到教育、健康、医疗等服务设施配套更加完善，是让人民生活质量更高、更有幸福感的城市化。
人均GDP的增长是消费繁荣的底层支撑。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1万美元，跟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追赶。温饱之后，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等等的消费将更加多元和丰富。这种丰富和多元可以体现为消费升级，也可以体现为消费分级。
从人口看投资不宜只看表面
七普数据发布后，我们看到一些相关概念经济的讨论，比方说银发经济、单身经济等等。单纯基于新兴的概念投资，有可能做出短视的决策。我更倾向于关注前瞻性的、长期的驱动力，并关注短期社会现象下的基本面因素。
从宏观经济看，城镇化和人均GDP增长既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底层原因，也是我们关注的更为基础、本质的趋势。这背后衍生出了消费和服务的升级、低碳转型、科技创新等根本性投资机遇。
在消费和服务领域，我们关注到新一代消费者崛起，为兴趣审美、价值主张、知识内容买单的消费方式，助推了一批消费新品牌颠覆传统格局。而人们对于产品功能、质量、服务的要求在不断提升，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又出现了行业整合重构的机遇，这在跨国消费品领域特别显著。
而在城镇化和人均收入提升后，人们需要更多能源，也需要绿色的环境，这之间的矛盾张力必须通过低碳转型来解决。
气候变化对人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全球低碳转型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对投资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机会。据高盛的分析，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将会需要160亿美元的清洁技术设施的投资、创造出4000万个工作岗位，并推动经济发展。[5]资本参与碳中和投资，一方面是投资未来，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通过资本的力量重塑清洁的产业链，对中国能源安全、人类的环境都有裨益。
碳中和的议题下涌现出了很多新的机会。除了被广泛追捧的新能源终端消费产品，如电动汽车之外，我们也应该关注到整个能源产业链里的趋势，从上游的产能、储能到传输，以及绿色新业态和节能减排新技术等等，能源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都亟待升级换代，也都酝酿着重大的机遇。
人不是工具，鼓励生育不能跑偏
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等人口结构变化是必然的。大约在十年前我曾提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那些认为放开生育限制政策，中国就会迎来一波新的婴儿潮的想法将会落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托育服务设施的不足、住房和教育成本的高企等等，都会影响生育政策放开后的实际效果，而这些又牵扯到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我不认同那些给女性和年轻人更大心理压力的论调，似乎他们要为中国经济发展重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这些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完全是本末倒置。经济发展是为了人能够过得更幸福、更自由，实现自我价值，我们不能反过来把手段当作目标，在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去鼓吹多生育以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用经济补贴鼓励多生多育的观点，其效果也值得怀疑。社会的原子化、社会服务的滞后、人的自我意识的变化，都是收入之外制约生育的因素。如果认识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取决于人口质量而非绝对数量，我们就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教育、科研上。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不宜对刺激政策的效果过分乐观，全球的普遍规律就是随着人均GDP增长，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的提升，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人口自然生育率往往会下降。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摒弃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思路。中国老百姓是很有智慧的，只要条件充分，人们并不会拒绝生育。政府要有所作为，应该是从公共品的角度出发，提供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居住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
图6｜人口经历的四个阶段转型。（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No.2021/2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会经历“低增长（I）-加速增长（II）-增长减缓（III）-低速增长（IV）”四个阶段的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6]我们当然关注人口结构的转型和出生率的下降，但我们并不把这看做一个危机。只要中国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鼓励创新，继续投资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中国经济就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可持续地发展，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期。
2015年我曾经呼吁过：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推动中国发展的不是生了多少人，而是政府能否继续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现在看来，从推动人口增长的角度，户籍、住房、教育等等领域的改革，也都更为紧迫了。
本文截稿两年后，2023年3月13日，新一届政府指出中国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并表示要对人口增减可能带来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研判，积极应对。我很欣慰看到中央政府正在加快制定政策，而接下来更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这些政策有哪些配套性支持、能否切实落地了。
文章来源：春华资本 Primavera Capital
作者：胡祖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