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仁宗时期,宋朝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积贫积弱,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新政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只可惜,“庆历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失败告终。20多年后,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庆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范围大、推行时间长、历史影响深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时期,史书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曾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桧同列,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会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是因为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这个局限性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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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而是讲述王安石变法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王安石变法,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类,富国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内容。其中,底层官员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为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贷给农民金钱和种子,农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来偿还给官府,后来这个利息一度增长到2倍,农民们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高利贷?
青苗法的好处是想尽办法让百姓种地,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显,它强制百姓借贷,利息偏高,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此“破产”。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国”而不“富民”的体现。因此,当青苗法逐级向下推行的时候,在社会底层遇到了很大阻力。
据冯梦龙的《智慧全集》记载,宋朝名臣鲜于侁在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因为百姓们不认可青苗法,不主动向官府借贷,王安石便派人责问鲜于侁,鲜于侁为自己辩解说:
“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智慧全集》)
鲜于侁的意思是说:“青苗法规定,官府借贷需要百姓申请。如果百姓不主动申请,我怎能勉强他们借高利贷呢?”
不得不说,鲜于侁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在想办法钻文字的空子。但这种钻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层官员的认同。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对鲜于侁的这种态度非常认可,认为鲜于侁的办法即给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顾了当地百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州县官府对青苗法的抵触。
因为底层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县官员纷纷骚动,有的甚至自己举报自己有罪,请求王安石将自己罢免,有的干脆主动辞职。
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邵雍曾和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齐名,他在朝为官时有很多读书人拜在他的门下。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邵雍已经归隐山林,但他的诸多门生纷纷写信前来,咨询老师眼下该怎么办,主动辞官(对抗王安石)是否合适。
没想到,邵雍回答说:
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虽然严苛,但现在正是你们尽力为百姓斡旋的时候,你们能对百姓宽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处,这个时候,怎能辞官呢?
邵雍的门生们得到老师的“指导”,恍然大悟,便不再请求辞官。因为他们知道,若自己辞官而去,王安石派来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严苛。所以,这些官员们便留在社会底层和王安石周旋,为百姓们多谋一些好处。
邵雍当时已经归隐山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门生们反对王安石,是因为他在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这叫“为民请命”。他认为,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邵雍等人当时并无私心,只是纯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
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的时候,对邵雍的这种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发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沈袾宏的人,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为他别号莲池,因此人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被佛学界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据《智囊全集》记载:
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莲池大师劝人做善事,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莲池大师便指着一个板凳说:“假如这个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边扶正,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为百姓做善事,主要还是有一颗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学大家,莲池大师是佛学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时代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当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