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静图/姜晓明
“好的作家不会在笔下呈现一个他认为‘应该’的世界，而只是出于他敏感而真实的天性，运用训练有素的技艺，对败坏和更新这个世界的力量作更清醒、丰饶而个性的刻画。呈现的世界，光谱也会比较丰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崔畅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22 年末，作家李静 70 万字的文集《我害怕生活》由单读和铸刻文化合作出版。涵盖戏剧和文学评论《必须冒犯观众》《捕风记》，戏剧剧本《戎夷之衣》，散文和诗歌集《致你》及有关王小波的文集《王小波的遗产》。怀着对文字的敬意，追求智慧、有趣，李静曾相信写作与制度革新能带来对社会的改变。中年后她依然看重人的自由与良知，更明白，在“冒犯与冒险”的生命底色之上，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不断仰望和接近“超越性的存在”，才可能触碰到生命的亮光。
雪花定律
2017 年底，剧作家李静偶然翻读钱穆先生的《墨子·惠施·公孙龙》，被他引用的一个故事吸引：国士戎夷与弟子寒冬离齐赴鲁，到达鲁国时，城门已经关闭，二人只好露宿城外。若只凭身上的棉衣过夜，二人都将冻毙。最终戎夷解下身上的棉衣给弟子，弟子存活。
原文不过寥寥数字，李静却被戎夷的道德窘境震动：兼爱舍己的墨家能救人，却无法救自己。
“这故事能流传下来，可能也是弟子的一个自我拯救的行为。”那么，这弟子活下来后，他的余生将怎样度过？他将怎样回应戎夷舍命披在自己身上的这件棉衣？戎夷这粒麦子，在“不肖弟子”这块盐碱地上，结出了另一粒戎夷吗？
若戎夷之衣奇妙地照亮了弟子，他以故事的讲述和最终的义举回报戎夷的牺牲，完成救赎，这将是个抚慰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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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写起来她却发现非常无力，“难逃滥情和一厢情愿”。两件事改变了创作走向：一是江歌案的出现与变向，一是一段十多年前的对话。
2007 年，成都白夜酒吧，作家刘慈欣向学者江晓原提出一个假设：世界末日，只剩下他俩和现场的女记者。“如果我们三人拥有人类剩下的文明，我们俩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会这么做吗？”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刘慈欣的回答则可用他小说里的一句话概括：“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所有。”
李静认为这两件事实际上和戏的情境有本质的同构性。她开始重新思考弟子这个人物的道德特质，以及戎夷的行动边界。
在剧作里，名为“石辛”的弟子，经历了雪夜的活命，被师叔淳于蛟以性命威逼来解密鲁城救守图，似乎尚有责任可推。而此后，违背对师父的誓言，杀害师兄孟还，诛杀淳于蛟以邀功、投奔秦国，下令活埋20万楚国人，给齐国师兄报假信以毁灭齐国，一切皆受欲望驱使。到最后被秦王处死前，仍笑着宣称，自己拥有远比师父戎夷要“好得多”的一生。
剧本里，每幕“恶行”结束，石辛都会和舞台上的戎夷的魂灵对视。但他是怎样的心理？文本里没有展开。
“是我现在选择更深地背叛了你（戎夷），等于我让你更难受了一下。当他（石辛）从背负获救之债，到做了一件和道义相反的事情，他就不再有纠结了，而是有一种‘我战胜你了’的快感。”
好朋友问李静，写这么一个心像石头般硬的“彻头彻尾”的恶人，有什么意义？“感觉和自己也没太大关系。”
而李静眼中的现实里，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显而易见的恶并为之开脱、追根溯源，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软弱”，就可以成为不悔过、甚至变本加厉的缘由。
“如果都因此良心无愧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人性就会越来越稀薄。写石辛，不是要展现一个扁平的‘恶人’，而是将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各种试探，及面对试探与抉择时内心里可能的软弱、刚硬和贪婪，不再客气、不再体贴、谅解和辩护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她一直很感谢王小波早期杂文给她的教育：《沉默的大多数》里写到，两个学生在洗脸时为不同观点争辩、打斗，一个男生把另一人的耳朵咬掉——他原本可以一直咬着不被人发现。“到最后他终于把耳朵吐出来了。这件事表明：环境再恶劣，人性也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戎夷，一边是已经暴露出野心的石辛，一边是要从虎视眈眈的楚国拯救出的八万鲁城民众。多数人都要为此掂量、计算。“可是你要算出一个正义的数字吗？你真能保证救了八万人，此后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在李静的设想里，戎夷并不是站在道德高点，只是不愿以正义之名，滑向罪恶的深渊。
对好人的描写，难逃说教。两年前的某日，窗边雪花飘落，李静心里蓦然一动——“你良心里飘着的小雪花是否安然无恙？”
“假如每片雪花都是有灵性的小生命，那么她们完好无缺地落在地上，不被踩踏不被融化，是不是就很重要？如果真的做到了，那么这地是不是就很满足？平安就是这个地的感觉，因为完完整整地守护了每片小雪花所感到的坦然和满足。”李静把这段写在了第三幕，戎夷对无法懂得的石辛讲出，实则是讲给“老天”——一个超越现实的绝对的存在。
李静与作曲家王西麟散场后聚谈 图/受访者提供
地面与天空
“李静天性里就有对良知的追寻，对未知的探索热情。”与之共事四年、时任《北京文学》社长的章德宁评价。
27 年前，初次面试李静，章德宁问她对这份刊物的看法。李静提出了觉得不理想的部分，“说得很坦率也很有见地。”章德宁立刻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人。
走之前，李静问章德宁，能不能再介绍自己的同学来面试。“那不是增加一个竞争者吗？如果她留下了，你没留下呢？结果李静很坦然，‘没关系啊，如果我不合适，她合适，能来，也很好啊。’”过一阵儿，那位同学真来了。“这姑娘不是嘴上随便一说。够坦荡，开阔。”
留在编辑部的李静开始主持文学批评栏目。一个不谙社会的文学青年，短时间内就在《北京文学》的熔炉里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学者，见识到更宽广的世界。尽管她多次感怀于当时反智主义趣味主导文学和社科领域，文学作品缺少精神力度和人格魅力，她所向往的知识分子精神更多在公共媒体、新闻报刊的思想言论中滋长，但在“极其敏锐和极其放手”的章德宁任内，这本文学杂志曾推出“世纪观察”栏目，在全国掀起语文教学改革的潮流；“百家诤言”栏目发表过朱文发起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秦晖、余世存等人的多篇评论，还在 1999 年发表哈维尔专辑，成为新锐批评家反复引用的文本。
拒绝“经院派”、“江湖派”，主张一针见血、清新理性的文风，是章德宁一贯的主张。在李静看来，章德宁在当代文学期刊领域里一直担当着一个“营养师”的角色，尽其所能地为文学读者提供精神养分。她从中深感受益。
2005年，李静与章德宁在佛山某文学会议上 图/受访者提供
章德宁很快看到，李静能发现一些不被别人了解的作者，从其作品里发现闪光点。“她至今仍有这份文学编辑的职业敏感。”
这其中，最为人知的便是王小波。
“他说：再见，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当我转身回望时，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
1997 年 4 月，王小波去世前和李静的这最后一面，和身为编辑与王小波的多次约稿经历，既让她感伤良久，也成了网络上追忆或是初识王小波的读者了解他的重要通道。
文字里嬉笑怒骂，甚而有隐晦的愤怒，但李静见到的生活中的王小波，是有点松松垮垮的，“表情做派好像轻描淡写，但不叫玩世不恭。只是没有那么黑白分明，气势汹汹，很松弛。就觉得他既负了重，然后又很顽皮。”
那时，这样一个长年发稿艰难、“处在困顿中的天才”，令李静分外心折。
在《王小波的遗产》里坦承这热切“心折”，不会令他人质疑她作为编辑和文学批评者不够专业吗？
李静答：“如果现在不写下来，可能将来就忘了。”
步入中年的李静意识到生命的唯一性和它的转瞬即逝。“就像尤瑟纳尔写《苦炼》，泽农到最后快死的时候，把死亡也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如果你已经委身于文学，你就要非常诚实，像一个研究者，将自己的真实经验记录下来。王小波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作家，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影响的个案来纪录，会觉得有一点意义。”
王小波时常让李静联想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里的怪人柯西莫：对“大地上的事情”一清二楚，热心参与，但他一刻也未离开“树上”，他毕生的立场，让自己超越了人类陈规所构成的思维边界——“地面”——之上。
王小波去世后，许多文艺青年以读他的作品、谈论他为心心相印的“接头暗号”。而李静在他去世几年后的文章里曾说，在生前和他几次有限的会面里，他们之间也弥漫过这种诡秘而“异端的气氛”，那是对某种相同事物的共同爱好。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叫“天空”，用王小波的话说，它叫“智慧”。
但 20 年又过去，李静觉得王小波身上更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善良。“原来我会比较强调智性。但今天我们更加知道，他的力量的源头是来自内心的善良。善良是一个逆生存、逆社会潮流的动能，善良本身意味着牺牲和委身，自我削弱。王小波他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是不够聪明的问题，是某些败坏的聪明在盛行，而某些看似愚蠢的善良已经消亡了。”
王小波图/资料图片
掘开裂缝
王小波走后十余年引发追捧，到去世 15 周年仍有纸媒做专题纪念。李静认为，那和 1990 年代末自由主义的兴盛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力量，大家价值理念相投，而且有空间来表达这样的理念。他的杂文雅俗共赏，王小波既开文体之先，又成了一个有着理想主义和别样人格的象征。”
再往后，不少文化人和读者指出，王小波杂文中的观点都是“常识”，并无新意——只不过今天常识不再受到重视。而王小波殊为看重的小说与他的精神内核，始终缺乏中肯到位的评析。“到今天也还没有充分展开。”李静说。
身为编辑，李静曾亲历一家文学期刊面对王小波心血之作时的认同、挣扎和不得已的放弃，也因此知道，当时的“纯文学”标准，隐含着“安全”、“无害”、“不冒险”的题中之义。
2000 年，她离开《北京文学》，告别这份曾率性而为、压力巨大的编辑工作，来到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至今。
她的同事、学者孙郁曾撰文回忆，有很长时间，李静不能进入到报社圈子里，不介入单位的人际关系，拼完版就走。“稿子质量都不错。不过被毙稿也不少。较之别人有点异类。她受批评的次数大概是较多的一个。比起自娱自乐的记者们，她有时在窘境里流露出茫然和焦虑。”
“可以在独语里寻找乐趣”的李静因直率而让人难堪。时间久了，同事发现了她的真挚，有的也被其说服了。而李静也找到了工作之余的表达渠道——写文学与戏剧批评。
她向来好奇作家的创作思维，他们和时代的关系，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经验，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有时会产生充盈感，有时会产生贫乏感？“回应和观照社会现实”与作品的艺术性，在她看来，是文学这个椭圆的两个圆心，缺一不可。
孙郁评价，李静的文字不做空泛之想，亦无逢迎之态，“清寂而真，直入肯綮。”
在这点上，导师刘锡庆对李静影响颇深。“他有一个观点：写散文要真，要拿掉人格的面具。因此需要拿掉虚伪的道德矫饰，裸露自我的宇宙。”而另一位导师，诗人、评论家任洪渊则在文体和思维上给青年时代的她确立了典范。
新世纪初，李静开始深入分析与批评朱西甯、木心、林贤治、郭宏安、王小妮、止庵、林白、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写作，平均每篇在万字以上，耗费数年写就，汇集成《捕风记》。她指出走向经典化的王安忆“不冒险的和谐”，“强大的否定性思维赋予了贾平凹洞见现实黑暗的清醒力量，但也取消了他对抗黑暗、自我拯救的主体意志，”“林贤治的泛道德批判方式在有力地提醒着良知存在的同时，也会有简化问题的危险。”
当代文学评论者谢有顺认为，李静对一些作家身上的精神病灶有着毒辣的洞察力。“对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所作的整体性判断，里面的忧思，掘开的往往是作家们未曾意识到或他们一直试图掩饰的精神裂缝。”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许志强也提醒，看待文学批评，不是只关注作者如何点出某个作家的问题，而是评论者怎样打开缺口，给其他作家和学人看到一个新的精神景观。
下笔时，李静甚少考虑所谓的禁锢、风险、评论的边界。“其实你分外知道，你害怕的对象就是你的自由的敌人。当心智成熟到了可以表达的时候，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自由，这时‘冒犯’就自然产生了，绝非刻意，但也不想逃避。我只是愿意为自己的心之所向去买单罢了。”
她想得格外明了：文学（和批评）的价值就在于唤醒生命本身的活力和创造力，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对人性荒原的无畏审视。“假若真涉入了险地，导致不能够被大家看见和认同，这事儿就认了。”
没料到的是，因为撰文表达对木心的诗性、超越性的欣赏，参与主编木心评论集，引起了文坛微妙的反弹，有人认为她“喜欢精致”、太拔高木心；而此前却有很多人认为她“太过政治化”，是所谓“公知化写作”。
许志强看到，这些令李静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一方面，李静是圈里公认的重要批评家；另一面，她又似乎不在圈中，而在边缘孤静自处。
但她从没意愿要改弦更张。“当你的艺术良心辨识出作家的价值，抑或发现问题，不要因为他人的不接受，就跟着不说话或不直抒己见，这是对文学的背叛。”
到今天，文学早已不在社会精神生活的主场，对作品的判断、趣味也莫衷一是。是不是一定要带有“社会关怀”才是好作品？这也是这次采访里好几位采访对象提到的问题。
李静认为，不能用一把固定的尺子去量。“ 1990 年代做编辑时，感到文学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因为大家都绕着真实走。现在，片面强调文学的战斗性或极其现实性，和要文学特别优雅精致，都不是正途。好的作家不会在笔下呈现一个他认为‘应该’的世界，而只是出于他敏感而真实的天性，运用训练有素的技艺，对败坏和更新这个世界的力量作更清醒、丰饶而个性的刻画。呈现的世界，光谱也会比较丰富。”
灵魂的想象
藉由长久深耕的文学批评，李静完成了对自己更成熟的认知和对创作的准备。不过，自认性格孤僻、生活经验匮乏，她虽念想着有朝一日做文学创作，却迟迟不敢动手。
2004 年，在天桥剧场看到过士行编剧、林兆华和过士行共同导演的话剧《厕所》，她终于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与外界对话的方式。
“所有激进的实验都可以在戏剧文体里做：写诗、讲故事，甚至论文，都可以做成戏。戏剧正好能安放我不本分的写作之心，是最有趣和包容的文体。”
可写戏剧，涉及方方面面的参与，排演又是另外一次创作，甚至可能背离编剧的初衷。“写小说多好，就是一个人对一个出版社的关系。写戏剧先天需要你走更多的路。”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2012 年至今，她完成了《大先生》、《秦国喜剧》、《精卫填海》和《戎夷之衣》共四部戏剧剧本的创作，前两部颇受好评，惜乎演出场次少。《戎夷之衣》今年将由易立明导演，于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上演。
李静在《大先生》排练现场 图/梁辰
花了 10 年的时间，演出也不太顺利。“有点得不偿失、事倍功半的意思哈。”老友止庵既是调侃，也为李静有些可惜。同为写作者的他和李静相交多年，是那种互相写完新作会立刻发给对方、既争执不休也会对彼此的灼见心服口服的“损友”。
他欣赏李静剧本里的思辩性和理性，但指出《大先生》里“没有摆脱‘鲁研界’长久以来的老看法，缺少突破”；也认为《戎夷之衣》原剧本里石辛临死的悔罪不合理，建议她修改，被她采纳。
而他没有挑出刺的《秦国喜剧》，其实是李静多年来对王小波“心有亏欠”的一次偿还。
当年在《北京文学》时，李静曾试图发王小波的长篇《红拂夜奔》，但因篇幅过长和其中的某些描写，王小波几度修改，小说仍未能发出。这件事在李静心里“梗”了二十余年，已经超越一个私人事件。其中令她也深有共鸣的一些东西，被放到了《秦国喜剧》里。
“《红拂夜奔》里有这么一小段：有一些人特别想进洛阳去吃好喝好，被养肥了，让皇帝等到各国使节来了，把这些人洗洗干净就宰了吃。”这么两三行的描述，她读了心惊而熟悉：其实身边不是有很多这样为了暂且的福利与好处而让渡自由与尊严的“菜人”吗？
她把它放在战国末期的时空里，藉由戏班班主墨离和演员的戏中戏，带出秦王嬴政、韩非、李斯和墨离的对话。整部戏的结构、对白，都让观众大呼“过瘾”。
密集的、充满形而上思考的对白、独白，不仅出现在《秦国喜剧》里，也出现在更意识流、多段梦结构的《大先生》里。
“观点输出是不是太多、太强烈了？”面对这种质疑，李静坦承，“我就是想说话，而且我认为自己还算克制了。”
她构思剧作的方式更接近哲学性的剧作家，如加缪、萨特、迪伦马特等。这既是由于学习，更出于天性。所谓人物的立体、故事的戏剧性，向来不是她的着力点。而对世界的某些面相不认同，要与之争辩、冲撞，在人物身上塑造某类思想的化身，探究这些思想的处境及其对现实的影响，才是驱使她创作的动力。
于是她从对社会的观察出发，写出她心目中鲁迅在爱与自由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紧张关系；《秦国喜剧》里韩非的身上则包含了历史上的韩非与卡尔·施米特的结合，当法家的驭民之术加上虔诚的个人信仰，与更精致的哲学包装，才更需要警醒与棒喝；当人们不省思和谴责内心罪恶，人人就都有成为石辛的可能。
编剧、导演、戏剧研究者闫平称，李静是用想象力给理念“赋形”。和李静合作两次的戏剧导演易立明直接打开《戎夷之衣》的剧本，“你看整个本子的第一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些正是当下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李静是有自我思想坚持的编剧。她很清晰（缺点也是过于清晰），能把她要表达的东西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也给了我创作的冲动。”
《大先生》 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秦国喜剧》剧照 图/彭雯妮
害怕与投射
单读出版负责人、《我害怕生活》责编罗丹妮认识的李静，生活中率直天真，亲切温柔，但文字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却是严肃而紧张的，“不讨喜。”李静关心的议题，她谈论这些问题的方式，都需要人们收束心神仔细思考。“当下都爱说松弛感，追求通透，这仿佛成了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因为现实已经太沉重了，大家更欢迎的是举重若轻、甚至避重就轻的东西。李静的内容和创作方式本身都不是太容易被读者轻松接受的，我觉得她自己也应该都知道。但这就是她。”
许志强认识的李静，仿佛“女卡夫卡”。仗义、爱帮助人，是打仗冲在前面奋不顾身的那种。“可心里边老觉得自己碍手碍脚的，要被人嫌弃。”
孙郁认识的李静，即便和一些超越自身年龄的大家对谈，亦显得有涵养、也有很多话题。可对陌生人和不喜欢的人，她往往不知所措，“一下子弱智了。这都是不通世故的后遗症，她因此流露出自卑感，以为不能从容地与人周旋。文章的能量和处事的能量在她那里是不统一的。”
契诃夫剧作《没有父亲的人》里，主人公普拉东诺夫对他的邻居们说：“哈姆雷特害怕做梦，我害怕生活。”
李静，你怕什么呢？
我活着令自己快乐吗？不。
我活着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吗？不。不仅不能，还让人心烦和讨厌。
假如你死了，除了家里人，还会有人难过吗？不。
翻开《致你》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安吉，哦，安吉》，读到少年李静的自问自答，读者难免心颤。也有人觉得她太敏感，想太多了吧？
但对 14 岁到 18 岁乃至更漫长岁月里的李静，这些自我否定和“如在地狱中”的痛苦，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
她讨厌所谓“原生家庭说”，尽管生命里的阴暗大部分与之纠缠：为了各自的母亲，她的父母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的“非正常”在那样的家族里理所当然。大人、老人在乎孝道与体面，每个个体的喜怒哀乐则无足轻重。
她成熟后才明白，天性善良的父母大学毕业即被分配到兴城，缺乏安全感，更不用说给孩子提供保护。而这份缺乏来自父亲和祖辈的基因：在父亲的回忆中，他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就不懂得爱为何物。“我爸爸的祖父是长子，殷实地经营着村中的杂货店，他们（曾祖父曾祖母）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闯关东生意失败，没能寄钱回家，他们竟会任由自己的儿媳和长孙（我爸爸）出去讨饭。”当父亲不久前跟李静讲这段往事时，她好像解开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密码——爱的匮乏与欠账，“父”对“子”的攫取和失责。
破裂的家族，一代代凝固的心，“说起来我家还不是最苦的，到处都是不幸的人。”多年之后，她不再怨恨，而是追溯不幸的根由。抑郁的青春可能释放了她的想象力，使她戴着“天使滤镜”看待洒进生命的微光。
16 岁时认识安吉，那个爸爸会带孩子玩滑冰车、妈妈爱唱欢乐的二人转，能变出一盆面包的安吉，一个“语句里滚动着阳光和风，速度也像风一样”的女生，她如同看到了会飞的莲花，又羡慕、想亲近，又自惭形秽，待到对方表白早想和她成为朋友，一下有如飞升到幸福的天际。
大学同学田卉群和她性格迥异，大大咧咧，粗放开朗。读到“安吉”这篇，“那时的李静就像约翰·克里斯多夫，细腻而笨拙，也没有什么回应。我想中学时的安吉就像一个回音壁，成了打开她和世界的通道。安吉和后来李静的先生应该承担了她各种情绪的投射。可是，安吉自己是不是都不知道，她对于李静是这样的一个安吉？”
受访时，田卉群脑子里蹦出李静的两个画面。一次李静和男友吵架后，一言不发，靠在宿舍窗边，双手抱着肩，过会儿继续沉思，一只手托腮仰头。“她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她和内心痛苦交战的这样一个姿势。而且她总能看到虚空当中的一些东西。”
另一个李静，则是喜笑颜开的。“念研究生时有一天，她在水房里，白色衬衫，米色短裙，很好看。那天她是去结婚了。我们都去蹭饭吃，走廊放一个灶，吃火锅。她是一个漂亮的新娘。对人生充满盼望。”
与光相遇
拥有经历相似、彼此可以接住情绪的伴侣，几个能谈得来的朋友，认真看书，打磨写作，逗逗猫，日子也就这样过着。
然而，褶皱就在日常生活的地壳里，一点点、一道道生起，直到有一天几乎将人连根拔起。
好几年前开始，她和先生要照顾四个老人。每当请老人聚餐、气氛枯索无话可说，六人就玩计算平均年龄的游戏，年复一年，从60岁，到如今70将至。李静总是一边笑，一边心里落泪。“那种通向坟墓的贫乏、苍老、死寂”，时常令她火气难耐，心灰意冷。
一个偶然的机缘，她与“光”相遇。这“光”令她欢悦、自由而释放。她才明白别尔嘉耶夫和 C.S. 路易斯所言究竟为何。她也才明白，先要正视自己内部的黑暗，不再以审判的眼光去看他人，会带来更大的一种光。“就像突然打开一个阀门，漆黑的心境抖地一亮，再也没有暗下去。”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
英国文学家、批评家C.S.路易斯（1898-1963）
如今她常带老人们出去玩儿，说话更加和风细雨，于是有了许多不曾有过的聊天。听父母分享童年，才知道他们活到现在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她现在爱父母，竟有点儿像母亲爱孩子。
“终于懂得在潮湿发霉的时候走进阳光里晒晒，知道主动索取阳光。”这是她 27 岁时的自白。现在，她不再纠结于自己的走向衰老，对肉身经验也不是那么迫切和渴慕。换了个看似“雷厉风行”的发型，姿态和眼神却更柔和。
“原来她会膜拜写作，会说，我为全人类写作。现在也变了。”田卉群说。
“是的。以前会觉得写作最重要，家事都是添乱。现在知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比写作更重要。写作不是需要膜拜的偶像，而是应当奉献于对真实美善自由的生命的建造。写作是这建造的路径，而不是终极。”
那个在文学和个人世界里神经末梢最敏感、骨髓里都充满针刺的李静，仿佛终于获得了平静。
这样的改变，会是一种丰富，还是可能成为某种桎梏呢？“不知道。文学史是需要时间的，这个答案不是今天能给出的。但就我一个读者的视角来看她这二十多年的创作，是越来越生机勃勃，不像过去那么沉郁，有一种带着光亮的自由与轻盈。有些人可能认为信仰是某种枷锁，但身在其中的人会认为自己获得了精神、灵魂的完全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深受不同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被各种看不见的法则和价值规驯，也是它们的奴隶，只是人不一定意识得到，一个人的创作能够自由到哪个程度并不好说。”罗丹妮说。
（参考资料：《我害怕生活》，播客“螺丝在拧紧”吴琦与李静对话，孙郁《批评里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