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3月份，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诈骗案，这个诈骗案和以往的诈骗案不同，骗子竟然假冒周恩来总理的批示，骗取了20万人民币！
这个案子一出，全国哗然！
竟然有人伪造周恩来总理的签名实施诈骗！这简直是让中国的百姓怒火中烧，是哪个骗子敢胆大包天到用周总理的名义实施诈骗？
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18日的下午，一个中年男子手持一封公文急件，上面还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封上的内容是让中国人民银行在七点前给民族饭店的赵全一20万人民币，左侧还有周恩来总理的亲笔签名。
正是看到了这个签名，银行工作人员才迅速将这一大笔钱交给了这个叫做赵全一的男人。
周总理知道后十分生气，要求公安部门限期破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太寻常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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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瘦瘦高高、肤色黄黑的中年男人来到了位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的办公室。
这个人一进门就对工作人员说他是国务院的办事人员，来给银行行长送一个加急的文件。
为了验证自己的身份，他还将一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信封拆开，拿出一个紫色封皮的文本交给他们，让他们签收。
眼看银行马上就要下班了，突然间来了一个身份这么贵重的人，行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敢怠慢了他，在指定位置上签了字后，将他恭敬地送出了银行。
这个信封上写着“速送”两个字，银行工作人员意识到这是一个紧急的文件，耽误不得，于是没有犹豫地将这个紧急文件送到了行长秘书那里。
行长秘书拆开信封后，里面是周总理批示的一份报告，报告上说为了西藏的讲经会，主席嘱咐拨一些钱款修缮寺庙，需要15-20万元。
报告上面还有一个批文：这些钱必须是流通的旧币，只要十元的面值，每捆都要进行精美的包装，七点前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赵全一。
这个报告下面是周恩来总理的签字，银行工作人员仔细看过了这个签名，确认是周总理的。
虽然签名是周总理的字迹，但是这个批文却有违常理，一般来说，国务院需要的金钱，都是从财政部拨款的，从来没有过直接向银行索要的先例。
但是周总理的签名在这里，应该不会有错吧？再加上马上就到下班时间了，工作人员着急下班，也没精力仔细思考。
火急火燎地给北京分行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务必在半小时内准备好20万元，还将“周总理的批示”又转述了一遍。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几位行长都到外地去进行研究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
行长秘书急忙找到王副局长，将信函还有“总理的批示”交给了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看过这两样东西后，也觉得这个批示很奇怪，他问道：
“2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钱，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行长秘书还没来得及回答，桌上的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王副局长刚拿起电话，另一边“总理办公室”的催促电话就来了。
骗子的高明就在于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的真假，只能匆匆照办。
王副局长虽然心底存疑，但还是只能照做，电话没放下，他就给发行局那边打电话，让他们尽快将钱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赵全一。
东窗事发
这天下午5点左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局朱科长几个人来到民族饭店大门前的停车场，他们将筹集到的20万人民币从车上抬了下来。
要知道1960年的20万，可比现在的2个亿都值钱！而且要求都是10元的面值，银行工作人员只能将这20万装到麻袋里。
明明是早春3月，天气还很寒冷，朱科长他们几个人却因为抬着这一笔巨款累得满头都是汗。
1960年，市面上流通值最大的人民币就是十元面值，按照当时市场流通金额，经常使用的不过是一元、几角、几分。
粮店里卖的大米不过才一毛一、一斤猪肉不过才六七毛，也是因为这样，王副局长才会想要仔细确认，只不过骗子没给他机会。
朱科长让两个同事在门口看着这两个麻袋的巨款，自己走到民族饭店的服务台向他们询问：
“请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在哪里？”
这时候旁边沙发上站起来一个人，他戴着军式黑呢帽子，一脸从容地走到服务台对着朱科长说：
“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钱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这个自称是“赵全一”的男人，他如释重负，这么多钱放在他这里，他压力很大啊！万一出了什么岔子，他觉得自己就是中国的罪人。
朱科长笑着说：“我们没耽误事情吧？”
这个“赵全一”摇了摇头，指着墙上面的钟表说道：“你们很准时！”
然后他拿出另一张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介绍信，交给了朱科长。
朱科长接过信函以后，希望“赵全一”能够打一个收条，表示他已经将金钱安全送到。
“赵全一”也表示理解，从身上的笔记本撕下来一张纸，写了个收条交给了朱科长。
朱科长拿到收条以后，转身离开了民族饭店的大门，这桩差事总算是完成了！
朱科长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终于卸下来了。天知道，从他拿到这笔巨款开始，心就扑通扑通直跳，如今总算是可以向上面交差了。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长从外地回到北京，听着王副局长汇报了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么大一笔钱应该向总理办公室请示一下，这笔款子该如何入账。
可是当他将电话打到了总理办公室，说起这件事时，总理办公室的人一头雾水，表示总理从来没有批过这个条子，也没让他们去要过这笔钱。还让银行工作人员将原文件送到办公室查看，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银行行长也表示百思不得其解，周总理是什么人？那可是一生光明磊落，为新中国殚精竭虑的伟人啊！不可能做过的事不承认，这其中有问题！
他们不敢耽误，立刻将原文件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总理办公室的人告诉中国人民银行，他们从未批示过这个文件，这是一起诈骗案件！让他们尽快报警处理。
什么胆大包天的骗子竟然敢伪造总理签名的文件？而且还是一次性骗走了20万的人民币！
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要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的，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总理竟然震怒到拍桌子，还亲自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他们务必要查清楚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20万元，那可是中国百姓几年的总收入！也难怪周总理生气了，这一年正是中国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很多地方百姓都吃不上饭！
原本周总理就为了国家大事忧心忧虑，想着如何解决百姓衣食住行的问题，现在竟然出了这种事情。
寻找蛛丝马迹
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召开会议，部署着接下来他们的工作。
突然间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正在讲话的杨奇清只能先暂停会议，接听电话。
这个电话正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来的，部长在电话里讲述了这个诈骗案的始末，让杨奇清动员所有力量，迅速侦破这起案子。
发生这样的案子，公安部门无一不打起十二分精神，他们公安部领导亲自督办这起案子，四处侦查。
这起案子不仅仅是公安部门重视，就连北京市的百姓都很关注，他们每天都要通过广播了解案子的进展。
公安部为了尽快侦破这起案件，将北京市的百姓一起发动起来，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信息。
一方面他们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发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寻求军队协助破案。
为了尽快协助公安部门破案，军队特意抽取了一些年轻的连排级干部交给破案总指挥部。
他们为了捉拿这个诈骗犯“赵全一”，夜以继日地在北京搜集线索，开展走访。
可是北京市几百万的人口，他们除了一个名字外，什么信息都不知道，排查起来十分困难。
最终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赵全一”提供的这些文件上，他是谁？为什么能够轻易拿到国务院的信封？
还有，“总理批示的报告”又是从哪里来的？“赵全一”又是怎么模仿周总理的签字呢？
公安部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被上级临时调回局里负责这个案子，他将这些骗子使用的文件拿到技术部门进行检验。
文检组的工作人员经过笔迹鉴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文件上面的字都是出自同一个人，这个犯罪嫌疑人明显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熟悉公文格式和领导人用语，就连周总理的签名都难以辨别。
除了鉴定这些文件上的字迹以外，文检组的工作人员分工合作，对装文件的信封也进行了细致的检验。
经过他们的努力，原来这些所谓的“国务院信封”是被二次合成的，用的是曾经使用过的旧信封，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旧信封是从哪里流露出来的？
还有那个“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引文是钢板、蜡纸和红印油印成的。
技术人员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个旧信封是从哪里流通出来的，他们将这个信封样本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这几个字进行了甄别，纸张做了分析，最终确定作案人用的是59年6月份印刷的信封。
但是这种信封，在中央还有国家机关部门都是随处可见的，仅凭这条信息依旧难以锁定犯罪嫌疑人。
办案人员目前只有这些伪造的证据，若是不能在这上面找到线索，岂非要放任这个罪大恶极的诈骗犯逍遥法外？
他们再一次将目标放在了犯罪分子伪造的“报告”上面，通过他们的手段发现，这是一个公文稿纸。
虽然这种纸张很普遍，但是这种公文稿纸每个单位在印刷上、选材上都各有不同。
技术组为了查明这些稿纸的出处，他们将骗子使用的稿纸印刷分发到各个单位，请各单位一一清查，协助办案。
侦查人员自从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日没夜地钻研，经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检验，经过他们多次鉴别，最终锁定了犯罪分子使用的稿纸是来自国家外贸部的。
这下公安部门的工作一下子就减少了许多，他们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排查外贸部的人员上。
犯罪分子最终被锁定
公安部门将他们查证的结果告知了外贸部的负责人，外贸部也表示全力配合公安部门查案。
他们紧急动员，将作案时间3月18日下午所有人员的行踪都追查了一遍。
4月2日下午，公安部保卫处杜定华处长带着刘文还有8名文检组的技术人员来到外贸部进行调查。
外贸部常务副部长表示，从他开始，外贸部所有人的档案都可以随意查阅。
外贸部的保卫处为了配合公安部人员办案，将所有他们外贸部人员档案都放在一个办公室里，让文检组的人可以查阅笔迹。
这样做虽然工作量很大，却是能够筛选出“赵全一”的犯罪分子的。
外贸部保卫处张敏处长经过筛选，将一个叫做王倬的档案交给了文检组的技术人员贾大光，他告诉技术人员贾大光，这个人的档案中发现了“赵全一”的名字。
这下文检组的调查人员都激动万分，从案发到现在十几天过去，他们终于查到有关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
贾大光赶紧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负责人刘文，刘文毕竟是多年经验的老刑警了，虽然内心激动，但是还是告诉贾大光先不要声张，他即刻就赶到。
刘文虽然表面上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但是他的行动却出卖了他，火急火燎地就往外贸部赶。
刘文仔细观看了这个叫做王倬的档案，根据档案显示，王倬今年36岁，辽宁人，曾经在会计室做过收发，解放后被分配到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这个王倬在我国抗美援朝期间，为了避免到朝鲜去作战，和同事王国昌伪造了路条，当时王国昌使用的化名就是“赵全一”。
王倬看来不是第一次用这些卑劣的手段了，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胆大包天到骗取国家财产。
这一份材料是在处分王倬时附带在他档案中的。
锁定了王倬以后，公安机关担心会冤枉他，特意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一查，警方就更加锁定了这个王倬就是犯罪分子。
几年前和王倬一起逃避征兵的王国昌来北京找过王倬，希望他能够让自己在北京多待一段时间。
王倬还用“赵全一”这个名字给他在北京的派出所办了一个临时户口，当时用的就是“赵全一”这个姓名。
除了调查这个王倬的过往，文检组的人还将他的字迹和骗子所使用的的字迹进行比对，两个笔迹确实自出同一个人。
案子调查到这一步，已经基本锁定了王倬就是犯罪分子，不过他同事董林的供词也让王倬坐实了这一犯罪分子的身份。
原来董林和王倬两人是一个办公室的，案发当天下午，王倬就借口不舒服请了假，说是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但根本就没去。
后来诈骗案发生后，大家都将这个事情当做饭后谈资，有个人对王倬开玩笑，说他和犯罪分子很像，王倬当即就火冒三丈，对着开玩笑的同事就是一顿大骂，这分明就是做贼心虚。
诈骗案后的真相
1960年是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全国人民都节衣缩食应付灾难，国家规定，一切必需品都是按计划供应。
这让一向出身剥削阶级，享乐惯了的王倬很不满意，他一向最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如今却要勒紧裤腰带生活，他如何肯干？
想改变，但是又无可奈何，毕竟只是外贸部的一个职员，又不是什么国家重要干部，该如何改变呢？
王倬整天不做正事，只想着如何贪图享乐，改变目前的生活。
有一天，他看到处长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字条，上边连个公章都没有，但是事情竟然就这么办成了。
这让王倬不禁动起了歪脑筋，那自己模仿一下别人的笔迹，岂不是也能办成事？
要模仿就模仿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否则岂不是浪费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学历？
他想到了模仿周总理的笔迹，从银行骗钱。
为了顺利模仿笔迹，他还特意找来许多印有周总理字迹的报刊，可以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还真的让他练习得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
随后又到商店买来刻刀、毛笔、伪造证据，经过一番准备后，终于在17日准备了所有材料。
18日下午向处长请假，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办公室，顺利骗取了20万元。
原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终败在了“赵全一”这个名字上面。
天网恢恢，罪犯终落网
王倬自以为聪明，瞒过了所有人，正幻想着该如何挥霍这笔不义之财，没想到中央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北京全员都被动员，配合搜查这个诈骗犯。
眼看风声越来越紧，他根本就没时间和心思去挥霍这笔巨款，每天担惊受怕的。
或许是做贼心虚，在单位里看谁都觉得他们眼神不对，是在怀疑自己，都不敢多说话。
下班后，母亲告诉他，家里有人来检查卫生，到处巡视，做贼心虚的王倬意识到不对劲，很可能是公安机关的人。
为了消灭证据，王倬竟然想到将钱都扔到炉子里烧掉，可是那么大一笔钱，就算他没日没夜烧，也烧不了多少钱。
王倬干脆挖个坑，将它们都埋在了土里，最后为了掩盖痕迹，将蜂窝煤盖在上面。
4月4日凌晨，公安局将王倬逮捕归案，对他的家里进行了搜索，最终在他家里发现了19万1千多，剩下的8千块钱都被他烧掉了。
这起惊天诈骗案，从立案到破案不过十天时间，不得不佩服公安部门的办案能力。
最终这个打着周总理名义实施诈骗的王倬被处以了死刑，随着他的结束，案子也告一段落。
在感慨这起案子的同时，也敬佩国家百姓还有相关部门的查案能力和速度，是他们的存在保障了我们的健康生活。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做人还是要堂堂正正靠双手发家致富，歪门邪道的方法不要碰，否则等待你的将是一副豪华的银白色手铐和监狱免费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