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是条狗》。1994年，《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开始施行，工人老二的爱犬“卡拉”因为没有狗证，被警察强行带走。老二为了从警局把爱犬捞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影片被归类到“喜剧”片范畴中，而创作者的这种“喜剧”立场实际带有一种嘲讽和猎奇的意味，它放大了“狗”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地位，表面上看起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在找狗，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人在找尊严。老二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他的渺小心酸也是小人物的渺小心酸。
从拍摄风格来看，影片完全可以视作是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典型：通篇采用自然光，人物对话简单透彻，镜头平实不花哨，叙事严格按照“丢狗——找狗”的线性顺序来拍摄。它彻底地践行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概念，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维托里奥·德·西卡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这两部电影都是通过寻狗或寻车这一线索，逐渐递进到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揭示了种种看似规矩实则早已变异的社会现象。
影片的吊诡之处在于，《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的施行，竟是由于狂犬病的频发。警察们拿着一个个抓狗的网兜，游走在居民区和狗市，没钱办证的小市民和狗贩子们，一看到警察的身影便落荒而逃。老二为了救出卡拉，托人前前后后找了四层关系。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没有人通过打官司或其他合法的途径进行申诉，他们能想到的是，要么交钱，要么托关系。没有人遵守规则，而规则本身也经不起推敲，多么荒谬，又是多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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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是一个邋遢的工人，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他头发蓬乱，双眼无神，挣着微薄的薪水，曾经有牌瘾，还和牌友杨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没事就在家修理修理坐便器，一坐下来就爱抠脚、摸肚皮，小动作不断。妻子和孩子都嫌他没出息，他最爱的只有那条狗，卡拉。这样一个无力而疲惫的中年男人，在面对捞狗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十分的坚定。一贯以“贫”、“谐”著称的喜剧影帝葛优，将老二这个角色饰演得入木三分。卡拉之于老二，是生活的唯一抚慰，也是他尊严的底线。
电影的高潮，出现在老二第一次随杨丽去等捞狗的小货车的路上。老二蹲在路上，百无聊赖，身边驶过一辆白色小货车，背景音乐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在甜蜜的歌声中，货车后备箱被拉开，四条狗的尸体陈列在车厢中，镜头从老二的主观视点抽出，定格在老二的正脸上。此时是一个广角镜头，老二的面部由于惊恐而有些扭曲，飘荡的配乐中，邓丽君的声音也猛然被拧作一团——这个扭曲变形的镜头，从形式上非常完美地融进了主人公扭曲变形的精神世界里，这个场景也隐喻了现实世界对于人格尊严的践踏，暗示着老二本人就像后备箱里那串悬挂着的狗的尸体一样，无从反抗，任人宰割。
本片第二个出彩的地方，在于字幕卡的提示。每隔一段时间，屏幕就会出现“离下午4点还有X个小时”的提示，这种做法加强了影片在时间上的紧迫感，结合内容来说，它就像一根套在狗脖子上的狗绳一样，时间越来越少，压迫越来越强，人也像狗一样，被这根绳索勒得喘不过气。
此外，影片的台词也十分精彩，它们听起来朴素、精炼，既符合说话人的身份，又透出市井百姓在艰难的生存境况中用以自嘲的智慧。比如，老二在丢狗后，对杨丽坦言自己对卡拉的喜爱，“在整个家里，一直都是我变着法儿让别人高兴，只有它，变着法儿让我高兴”，这句话将“狗”和“人”放在同一条社会关系的鄙视链中，道出了老二家庭地位的卑微，令人忍俊不禁。而对于早已花5000块给狗上了户口的杨丽而言，“有时候，人活得还不如一条狗”，一语双关地道出了“人”在极权状态下，从经济和精神上所必须承受的双重压力。
电影的结局也很耐人寻味，许多人诟病结局是否属于被和谐的版本，但我认为这个结局很完美。影片结局以字幕卡形式打出，“卡拉于当晚重新回到老二家，老二于第二天到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多么一以贯之的嘲讽和荒凉！一个折腾了整整一宿的小人物，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只是为了不花钱把狗捞回来，最后狗回来了，还是逃不过给它办证的宿命。费了这半天劲，人最终还是被这个变形的社会给教化了。
唯一的一抹安慰，或许是老二儿子亮亮送给父亲的那只猫。在儿子眼中，父亲或许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大人。儿子渐渐长成了一个小小男子汉，有着特属于青春期的烦恼，喜欢流行歌曲，会在厕所里偷偷换上最流行的肥大的牛仔裤，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甚至把自个儿送进了局子。父亲不懂他，母亲也不懂他。但他唯一能懂的，是父亲对卡拉的感情。这是无数个中国家庭的现实：辛苦挣钱的父母，沉默长大的孩子。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沟通，甚至只有通过一只宠物，才能表达彼此之间内敛的感情。
影片通过聚焦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父亲、母亲、儿子三人，或许，再加上一条狗，导演路学长揭示了一个“无处寻回尊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人的尊严终于以钱的形式被标价赎回。但我们无从得知，花了5000块钱办狗证的老二家的生活，此后又将如何继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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