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有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学文献，其中《周书》是《尚书》组成部分之一，保存了西周初期与周公相关的一些重要史料，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周公的一些治国理念。
这句话的背景是，周成王灭了淮夷，回到王都丰邑，和群臣一起总结周王朝成就王业的经验，并向群臣说明设官分职用人的法则。他在告诫“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有职事者）要忠于职守、勤于政务时说：你们要认真对待你们的职责，不能怠惰疏忽，要知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这句话中的两个“惟”字当“由于”讲，意思是说，取得伟大的功绩，在于志向远大；完成伟大的事业，在于工作勤奋。
《尚书》被称为文化史籍中的“经典”——所谓“经典”，就是能够超越历史、贯穿古今，具有恒定价值影响力。比如“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虽然是周成王向他的臣子们说的，但它对于为事者、创业者、创新者走向正途的勉励、走向成功的道理，古今同理。
“功崇惟志”，是目标的确定，就像《大学》里说的“知止而后有定”，想要取得崇高功业，就要首先确立高远志向。“志”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古人已无数次强调过。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心中无志的人，如草木无根的人，永远不能理解擎天大树为何会生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因为他们只满足于随风飘荡、潦草一生；而苍木是以蓝天更高为目标、以庇荫更广为自身责任，所以才能成就自己与脚下一方水土的强盛。
“业广惟勤”，是过程的耕耘，就像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想要完成广大业绩，就必须坚持勤奋付出。华夏文明长久以来发展于农耕社会，这决定了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十分看重如同耕种一般的汗水付出与结果收获，十分强调由农耕文明演化而出的踏实勤勉、苦尽甘来的精神理念。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中国典籍、民间俗语会以各种表述来谈“勤”，说“书山有路勤为径”，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说“天道酬勤”，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可以说，远大志向是好的开始，这是成功的一半、但也只是成功的一半，能否将其勤恳完成才是成功的另一半。
所以怎敢不勤奋？古语说“勤能补拙”，这是中国文化指点给芸芸常人的一条成功道路。就像唐代文学史中的苦吟诗派，以写“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孟郊和写“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贾岛为代表人物。他们与才华横溢的李白、王维等才子相比，资质不算聪颖、才思不算敏捷，但是肯于钻研、善于推敲——事实上，“推敲”这个词，就来自于贾岛作《题李凝幽居诗》时曾为诗里的一个用词而反复斟酌的故事。这些苦吟诗派的诗人们，为范围更广的、没有天赋异禀的普通人们探索出了一条更值得去借鉴、去学习、去效仿的道路——就是靠“切磋琢磨”的用心功夫，来“勤能补拙”地走向成功。
确定目标，是吹响了攀登高峰的号角；过程耕耘，是坚守着道路的完成。如果没有高远目标，就会失去明确方向，拥有再多力气也都只是枉然徒劳；如果没有过程勤奋，就会半途拖沓而废，目标的宏伟都只会远在天边。高明的志向使人走上征途，勤奋的习惯使人走向胜利，《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那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联语中说到的项羽破釜沉舟大破秦兵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两个故事，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在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中，永葆高远的志向不堕、永守勤奋的习惯不改，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志向，是象征展望的姿态——仰起的头，展望于未来；勤奋，是属于匍匐的姿态——踏下的步，匍匐于今朝。“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中国的经典话语诉说着并不晦涩然而恒久的道理：人生的前进，“志”如落点，“勤”如连线，从目标到习惯、从点到线，贯穿出了一条人生的精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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