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所论，皆在三者：心、理、道。此心即理，此理即道，此道即心。三者异名而同出，所感在心，所得在理，所循在道。心为流行大化之心，理为遍及宇宙之理，道为四海攸同之道。若言私心、狭理、小道，即非心、非理、非道。局部之私、气质之狭、格量之小，则有塞此心、此理、此道。故人心即天心、人理即天理、人道即天道。知此三者，便知天人合一之事不虚。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少时便言及：“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此为其首提“陆式心学”，倡发所言，盖天盖地，扑面而来。既盖天盖地，又彻天彻地。既彻天彻地，又惊天惊地。于无声处有大惊雷。“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一认知，非少年能及。故知人能生而知之、灵而不昧。既生而知之，则先天之知，转后天之智。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一思想，即“心物一元”理论。宇宙者，物也；吾心者，心也。宇宙便是吾心，即“万物皆心”；吾心即是宇宙，即“心外无物”。万物皆心，概因万物皆由心识所造；心外无物，概因心外无能认知万物。唯物者，蔽于物端；唯心者，蔽于心端。需统摄唯物、唯心二端，方是正理。舍心无物，舍物非心。心是物之体，物是心之用。逐物者，心之失明；钩心者，物之不及。心者，明镜也，照万物而不疲；物者，多样也，用一心而始存。若以私心度之，则“宇宙便是吾心”乃狂人所言；若以杂念忖之，则“吾心即是宇宙”乃妄人所语。然而私心杂念者，不过为欲所窒，未能得见全体。未见全体者，是为小人。小人认作狂人妄人者，正是真人、大人、全人。
此后，陆氏又言：“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陆氏思想，自少而长，自长而老，一以贯之，未有游疑。宇宙内事，皆吾家事。因吾身之所及、目之所视、意之所想，即为宇宙。舍己之分，即无宇宙。故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自然就是宇宙事。此是同一性关系，也是普世价值。西人朱利安有书《论普世》，即言普世的三角关系，“普世”的反面是“划一”，“普世”的侧面是“共同”。划一有其不好的单一性，共同也有其不好的雷同性。若换个词性，则普世价值包含着“齐一性”和“共通性”。因之，齐一性代表着同出而异门，共通性代表着共通而不雷同。宇宙内事，即“普世”“齐一”“共通”；已分内事，亦“普世”“齐一”“共通”。普世价值，即求通存异。齐一者，亦求通存异；共通者，仍是求通存异。因通，故知全体为一；因异，故知个体多元。吾为个体之人，则自具独创性；吾为全体之灵，则通具同理心。吾无论是个体之人还是全体之灵，分内事与宇宙事皆打成一片，并无二别。
陆氏申说：“宇宙无际，天地开辟，本只一家。往圣之生，地之相去千有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盖一家也。”此是其宇宙观，亦是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宇宙和吾家，盖为一事，不可截为二端。内心与外物，盖为一事，不可截为二端。古圣与今贤，盖为一事，不可截为二端。
陆九渊又言：“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皆是其心物一元之观念所发生。道外即心外，事外即物外。道外无事，即心外无物；事外无道，即离物无心。圣者所念所及，离此大本，并无余事。陆氏又谓：“吾所谓心，天之所予我者也。”此心总括宇宙上下，此心总括古往今来，此心总括未知已至。故心如镜，妙明真心，照时则森森然，纤毫毕现；用时则事事周到，无复多虑；寂时则如如不动，回归本体。天之所予，即是吾心。故吾心即天心。天之所予，包感于知觉、成熟于意识、触发于万物，此即是吾心。故吾心不仅是个体之心，吾心乃全体之心。或曰：吾心发于个体，感于全体；个体之心，从千百劫中来，亦从全体中来；全体之心，明灭于个体，亦归向于个体。
“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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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论个体之心，则有道德至上之论，此即“良心”。其言：“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良心者，人所固有耳，故存养之，收拢之，不得使其放纵。若不知存养之道，则心放于外物，意乱神迷，则自戕其性。心之专注不存，而心之离荡扰人。他又言：“此心之良，本非外烁，但无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则当日以畅茂。圣贤之形容咏叹者，皆吾分内事。日充日明，谁得而御之。”可见，此心在于离欲，不为外物所惑，不为外境所夺。此心专于经典大要、圣贤义理，则此心与天地圣贤同在，谁可夺之御之？此心日日在义理中，则日日中正明白；此心若不于此，则如其所言“蔽于物”，则不得明白中正。陆九渊原话如此：“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流浪展转，戕贼陷溺之端不可胜穷。”故知，“蔽于物”则心不得正，心不得正则流浪生死、陷于外溺，此不可不慎。陆九渊复言：“盖人之良心为斧斤所害，夜间方得歇息。若夜间得息时，则平旦好恶与常人甚相远。惟旦昼所为，梏亡不止，到后来夜间亦不能得息，梦寐颠倒，思虑纷乱，以致沦为禽兽。人见其如此，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人之情也哉？”良心若不得安宁，则昼夜不止。昼可以外事相忘，夜则此心不安。此心不安，即有违天良。天良丧尽，即为禽兽。
心正即心良。心良则自正，心正则自良。心正由己所正，心良由天所良。正心诚意，则天良出。不会溺于外物感官，此避祸之福。戕贼陷溺之祸，亦祸不及己。陆九渊言“心正”，则说：“心正则静亦正，动亦正。心不正则虽静亦不正矣。若动静异心，是有二心也。”此强调心正不在动、静之别，而在动、静相续。故动时，需省察；静时，亦需省察。然而人有爬虫脑，喜动不喜静，动时常来不及省察；而静时呢，又多胡思乱想。胡乱思想者，此不是专静，而是波动。于是，此心仍不得其正。故省察功夫，尤须在意。心若不正，则人心即失。此过甚大，此害甚危。故陆九渊言：“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则当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者。”人心若不正，需救之如水火。否则，日往月来，酿成过失大祸。
陆九渊反复讲述心不正之害：“溺于声色货利，狃于谲诈奸宄，牿于末节细行，流于高论浮说，其智愚贤不肖，固有间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于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则其为病一也。”又申说：“若已汩于利欲，蔽于异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虽复鸡鸣而起，夜分乃寐，其为害益深，而去道愈远矣。”若能避此，则心自正：“吾心苟无所陷溺，无所蒙蔽，则舒惨之变，当如四序之推迁，自适其宜。”可见，心正在于“去蔽”“离欲”。蔽来欲在，则天良为其所困。不可道天良不在，乃是天良困缚于心，而外发不出，遂成麻木。天良即内仁，内仁而外僵，良知与外界不通，此即天人相隔，徒唤奈何。故仁者，需得内心有省，当下立断，以集腋成裘之功，行去蔽离欲之实。
此心本良，此心本正，继而此心本灵。此心良正，此心亦良灵。灵心所在，即是妙明真心。妙明真心，生生不息，无用而无不用，会通天地四海，接往古今未来。陆九渊之心学，有良心、正心、灵心之论。良心、正心如前所述，灵心则继续如述。陆氏言：“人心至灵，惟受蔽者失其灵耳。”又言： “此心本灵，此理本明。至其气禀所蒙，习尚所梏，俗论邪说所蔽，则非加剖剥磨切，则灵且明者曾无验矣。”真心与外物交感，则为灵。真心不灵，则与外物所隔。所蔽者，无非邪说；所窒者，无非陋习。欲者，未满足也，不知足也。欲亏则心苦，欲炽则心焦，心失则无灵要可言。故陆氏言：“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大本不失，是谓真心。大本所至，无愧于心。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
心行于正，则合于道。心失于正，则违于道。合道则明，违道则耻。故陆氏亦言：“道行道明，则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则耻尚失所。耻得所者，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圣贤所贵乎耻者，得所耻者也。耻存则心存，耻忘则心忘。”继有违道而不耻者，是耻忘而心忘。知耻尚能改过，改过则勇，勇则回到正心。故必得正心诚意，方合于道。
圣人之行，合于道；圣人之言，知于道。圣人之言，即教化之行；圣人之行，即不言之教。陆九渊有述：“圣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无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知其道者，无所依傍，故无所陷溺；不知其道者，则陷溺于外境外物，心被物转，心为境夺。自得者，通大道。自得者，不在乎外界议论物惑，故陆氏言：“所谓自得者，得其道也。”
道可知吗？自然可知。道难知吗？并不难知。有此心，通此理，达此道，而已矣。故陆氏说：“夫道岂难知哉？所谓难者，乃己私难克，习俗难度越耳。”一己之私，便失之公允度衡，故私欲尽除，方能达于大道。正是由于私欲除之不尽，故以尽除对治。如斩草除根，一斩再斩，勤勤复视，防微杜渐，方能良苗新圃，油然生意，尽得其沛。否则，日复一日，杂草相生，败叶相间，则心田不纯，难称至善。
陆氏便言：“君子之道，淡而不厌。淡味长，有滋味便是欲。人不爱淡，却只爱闹热。人须要用不肯不用，须要为不肯不为。”君子之道，其淡如水。淡能化欲，淡生则欲止。故君子得常淡之乐，常以薄味而自况之。若厚于物、浓于物、热闹于物，则趋于小人之间耳。故君子之入世，常以十分冷淡对之。君子之处世，常以孤绝自尊对之。君子之行世，常以自得自乐对之。陆又言：“高的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于物。”正是此意，不取物，则高于物；取物，则缚于物；欲炽，则粘于物。此人格高贱之别，君子小人之隔。故陆还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权皆在我，若在物，即为物役矣。”以我心操物，则物为我用，我是物的主人；以我心为物所迷，则我为物役，我是物的奴仆。故勿为物牵，方能牵物；勿为物逐，方能化物。
陆氏尚说：“资颤好的人阔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闲引惹他都不起不动，自然与道相近。”为道者，需得格局心量放大，有不以为忤之气度，有容人容物之境界，方能与万物共生齐一，方能脱俗趋真。何为脱俗呢？不与人间争朝夕者，便是。故陆氏言：“佳处草木皆异，无俗物，观此亦可知学。”隐者，隐于不争之地。芳华，开于寂寞独自之处。此便是不俗，此便是为学。
言心言道，于陆氏而言，皆是言理。三者同出而异名，齐一而分三。在己为心，在天为理，在大化流行为道。此己为具象之己，此天为抽象之天。此大化流行，即由天所出，变化为道。陆氏言：“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圣贤，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尽见。”道不同者，不与之谋。道不同者，未见全理，故各执一途，犹如迷途。得见全理者，在在洞然、跃跃有泉，无复虑早疑迟。陆九渊又言：“道之异端，人之异志，古书之正伪，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诬也。”理为四海皆准之理，此心同，此理同，至不可诬，坚不可催。道则有多途，条条大路通罗马，志坚者、心善者，自能成功。故他又说：“人无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无私。”无私者，通向坦途，自私者，自是走向歧路。但教人向善一语，原是自律之句。故真善者，自我向善，他人亦随之。伪善者，自我难能向善，诱哄他人。
以心会理
在己为心，己心即天心；在天为理，天理即人理。此是天人合一之关节。陆九渊则总结为“心即理”。其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为学之要，不过是“穷此理，尽此心”而已。故他言之：“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那他是如何阐发“心”与“理”的关系的呢？
陆氏有言：“塞宇宙一理耳。上古圣人先觉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有辞、有变、有象、有占，以觉斯民。”陆九渊从“王天下”说起，初民所起，在于以心会理，于是制文字、作八卦，以通大道，以类万物。此理，既是人类社会共情之理，可谓同理心。此理，亦是人类社会格物之理，可谓物理心。人有了同理心、有了物理心，则此心同、此物同。此是一人心、物理皆具之学，亦是太初肇始之学。他又点明此大道之要：“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只要明理，明全体之理，则无有堵塞之处，自然万物皆备于我。若言明理，不明全体之理，并非明理，只是昏沉局束。局部之理非明理，此是彻要之语，若人能明理，自然纤毫毕现，历历在目，四处通达，没有阻塞。否则，不明全体之理，便是理未明。不知全体之道，便是道未达。
欲明此天理，则需去人欲。人欲者，阻塞天理也。欲者，不及或太过之谓。故去欲者，即满足其正常欲望，打消其超常欲望。故知，人对“灭人欲”之事多有非议，盖因不知“灭人欲”之理在于：欲有所缺，补之；欲有所过，止之。此尼采所谓：“一个人既不应该丧失他的欲望，也不应该实现他的欲望。”古语亦有言：“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陆九渊亦感叹：“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
古人自是以礼制欲。发乎情，止乎礼，节乎欲。陆氏说：“礼者，理也。”礼制即是天理于人道之显化。他言：“此理岂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则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铄，则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此亦是深通以礼节欲之道。
欲为利欲，义为正义。义利之辩，即志欲之辩。其欲在义，则为志；其志在欲，则为利。义于利先，则为正义，利自随之；利于义先，则为私利，义自消之。陆氏说：“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体皆是道义。”在其当时，他亦感叹人心不古，重利欲者大于重正义者，皆成小人之辈。故他说：“第今人大头既没于利欲，不能大自奋拔，则自附托其间者，行或与古人同，情则与古人异，此不可不辩也。若真是道义，则无名声可求，无胜负可较，无才智可恃，无功能可矜。”天底下之人，能成圣成贤者少矣。缘何？盖因舍义取利者多矣。
陆九渊之心学，正是“正心”的学问。若能正心，自能义在利先，自能转欲成志。故他有言：“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为，犹之能生之物得黄钟大吕之气，能养之至于必达，使瓦石有所不能压，重屋有所不能蔽。”心性壮大，则志向高远。志向高远，则专于尽心尽理尽道尽善，舍此无事。故培植心性，是通贤成圣之途。陆氏说：“千古圣贤，只是办一件事，无两件事。”又言：“至当归一，精义无二。”皆是阐明根本学问，在于正心。心正则天下正，心正则意诚，意诚则天下归。正心之要，精义无二，至当归一。复有何事？
此正心之要，正是心要。心要者何？陆氏切切地说：“心一也，人安有二心？”他又析之曰：“惟天下之至一，为能处天下之至变；惟天下之至安，为能处天下之至危。” 心要者，惟精惟一也。此是明白之理，亦是超拔之路。他言：“若得心下明白正当，何须刚制？且如在此说话，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无悦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须刚制？”故知心下明白正当，无须个人着力。着力即成刚制，刚制则成缚束。此是心学超然一路，即无须有一个着力处。着力不得，方是上乘。苏东坡临终，亦吐遗言：“着力即差。”可见其功夫深厚。
陆九渊于心学，有超拔之功。其心学造诣，在心不在学，可心不可学。全从其心，全尽其理，即是心学。全心即理，全理即心，知此者当知，陆九渊的心学，即是全学。若不全学，而只是局部之学，则已非心学，只是俗学，夹杂功利私欲之学，此则只是心学之伪而已。
故陆九渊说：“作意立说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于道义者矣。”作意立说，排遣外物，此只是中人之上，非圣人之学。离圣学之途，尚远矣。心学即圣学，圣学只有满分之说，没有部分满分之说。如同射矢，中的便是中的，没有一部分中的之说。正心者，即正靶心者。心若正，则事事皆正靶心。此得“先射箭，后画靶”之心要，故处处中的。
若见陆氏之高妙，须知其言：“今学者能尽心知性，则是知天；存心养性，则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然而在陆氏看来，“今之学者，只用心于枝叶，不求实处。”这和我们今天何其相似，亦可见人心人性之难能进步。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他又解释道：“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此心同，此理同。此心既是个体之心，亦是全体之心。个体之心，是全体之心的映照。心体，即全体；心性，即全性；心学，即全学。而陆氏高拔之处在于其“易简”工夫。学问在于专一，而不在于多门。故言多者只是自缚而已，何曾自省过。因此他讲：“为学只是理会此‘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
知此全体，便知心学乃全体之学，便知易简工夫。陆氏斥朱子为“支离事业”，即因朱子之学非全体之学，而是支离之学。陆氏有诗句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为学即为全体之学，全体之学需沉潜涵泳，一心不可二用，戒之在多，戒之在头上安头、叠床架屋。陆氏之学，后人学者亦谓之简单、没意思，就那几句话，也是因学者性喜语出新奇、性喜浩大繁多，殊不知此是“删简就繁”，自缚其心而已。
陆氏以“血脉”言理路，言畅达。学问之道，在于畅达，畅达则通，通则达乎全体。故其有言：“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 他又棒喝：“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既而，他举例说：“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他在信中与友人交流说：“若必欲说时，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者，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在天为性，在人为心，此是“心性”之所出。未化者，为性；已熟者，为心。然而，一成言诠，便落下乘，故此不可说。若要强名说，则勉强如此说而已。以心悟性，以心复性。心之所在，万物所现。然而，陆氏深知，此者不可说，“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若以逻辑去区分，只是捉头弄意，搬弄是非，如水捞月，终无所获。故知其道，尤须“尽去为心之累”。心累既除，他日自明。
故此，他又言：“当吾友适意时，别事不理会时，便是‘浩然’。”浩然之语，是对孟子心学的回应。浩然之意，洒然之得，只是心性与山河大地融为一片，更有何事？故此，他说道：“若行事不当于心，如何得浩然？”
义理之事，不在学问，而在做人
义理之事，不在学问，而在做人。故虽大字不识，亦可正心诚意。陆氏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此义理之于学问。而义理之于富贵呢？陆氏言：“人家之兴替，在义理不在富贵。假令贵为公相，富等崇、恺，而人无义理，正为家替。若箪食瓢饮，肘见缨绝，而人有义理，正为家兴。”此正是对孔子理论之转语。孔子有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是瞧不起为富不仁的，认为不值当。陆九渊说为富不仁则家道中落，为穷而仁则家道中兴。润屋者，不久也；润身者，长久也。故《大学》有言：“富润屋，德润身。”
那义理有什么用呢？陆氏言：“义理未尝不广大，能惟义理之归，则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于物欲，则义理其固有也，亦何为而茫然哉？蔽不真彻，则区区之意殆虚设也。”义理使人心不蔽于物欲，义理使人心不茫然不措，义理得广大悉备之理，义理使人“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也就是说，义理使人进化，使人趋于成为完备、完善、完熟之人。此正是陆氏所言，人之天命所在。他说：“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的人？须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管陆氏自己做得怎样，至少他提出了一个规模出来，有一个纲领性文献存在。他认为，读书人追求义理，是顶顶重要的事。此正是读书人的“天命”。天命难违，天意可测。他因此说：“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若寻常思量得，临事时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人由天所出，故人有天命，既得天命，不可为世所陷、为欲所溺。此正是超拔向上一路。陆氏复说：“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贵，不失其所以为人者耳。”如不能做一个完人，则失之为人，则是人之耻。此一世之生命，也就白过了，终将愧对天之所予。
知其天命，行其天命，则有浩然之气，则与世间万物打成一片。陆氏打量这等风光：“无世俗之陷溺，无二崇之迷惑，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浩然宇宙之间，其乐孰可量也。”以其为政，则政通；以其修道，则道明。此正是畅达、学乐之处。陆氏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由此可知，追求义理，即乃天命。此是人生第一要义。义理既明，百事可为。义理不明，诸事不畅。义理既明，复有何事；义理不明，事事诛心。陆氏屡屡与友通信，皆是申明此一大义：“义理所在，人心同然，纵有蒙蔽移夺，岂能终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者，喻于义，义理只有一事，并无二端。然而，俗人不明此一至理，偏生出许多事端名诠，本为救世之弊，又成滥药之毒。故君子要以“易简”之法料之，方能御此。
“易简”者，乾坤大法。陆氏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此大道至简之理。他言变化之道，皆从《易》中来：“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他又言：“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退者可入。” 又复言：“所谓德行常易以知险，恒简以知阻也。”陆氏对《易》，有深研之功。深研而简出，是为简易。简易者，学者认为太容易弄清了，反而失望。殊不知缠于学问，自钻深奥，却是为学之习气，删简就繁，岂有此理？
史上学人，多以为陆九渊过于简截，而始信终弃。或以其与禅说相近，而诸般非议。然而其言犹在耳：“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舍陆九渊心学思想，而追逐学问，亦是追逐外物而已。殊不知陆九渊之胜义，正在开一心源。心源既开，则有滔滔之馈。故知其言：“明德在我何必他求？”学问之事，亦是外物。又有言：“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舍第一义而逐次等义，终为支离事业。要之，如陆氏之开心源：“泉源方动，虽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远，却有成江河之理。”此心源是真源，因是自第一义中流出。故知其言不虚，陆氏不误我：“我之涓涓虽微却是真，彼之标末虽多却是伪。”知此大义，便知陆氏学问，乃是真学问。非徒炫其学、耀人耳目、广张门第。此正是俗谛与真谛分野。陆氏之语，有如天听：“明德在我，何必他求？”
故此须知，陆氏心学，直是心肝里雕出，有超然直上之理。无论其言心、理、道，皆是一般事物。全心即理，全理即道，全道即心，知此便知陆氏大略。宇宙外物，全是心之映射；心之变化，全由外物来寄托。为学成物，皆需直取第一义，万勿落入下乘，此关乎义利之辨、志欲之辨。知此全体，便知大用。知此简易，便知须事事时时不离此一中心。专一精诚，自能删繁就简，无复有虑，从容付世。
撰文/胡赳赳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