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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家王健，
当今世界乐坛最杰出的华人音乐家之一，
自幼被视为音乐“神童”，
他走向大师的道路，也堪称传奇。
4月16日，归国后王健在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场排练
4岁跟随父亲学琴，
年仅9岁，指挥家小泽征尔就称赞他：
“这孩子是一个世界级的演奏家”；
16岁前往美国耶鲁大学、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
是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
100年历史里签约的第一个中国人；
他与众多世界顶级乐团合作，
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过音乐会，
被誉为“最具东方文人气质”的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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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家王健接受一条专访
4月，王健结束近40年海外生活，
回国照顾父母，也继续演奏生涯。
一条在上海拜访了他。
撰文：陈沁
王健在儿时上学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昔日的大提琴“神童”已经一头白发。
如今，他多了一重新身份：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我们跟随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小段路，不时，就有学生认出他。他停下来致意，脸上的笑容蕴藉。
在略显昏暗的琴房，他给学生们上大提琴课。每个孩子坐下来，先拉一段琴，贝多芬的，巴赫的，舒曼的。然后，他一段一段讲解，像语文老师批改作文。
在音乐里，王健最看重人性。这意味着，要体会作曲家的心情，就得把自己置于过去的时空，去辨识更为细腻、幽微的情感。
“这里，再多一些‘纠结’的心情”，“这一段，你试试表达一种‘欲言又止’”，“刚才太梦幻了，现在，再拉得朴实一些。”
当语言无法通达，王健拿起地上的大提琴，闭上双眼，亲自示范。橙黄的灯光，在他全白的发丝上发闪，“神童”老去了，深沉的大提琴声再一次飘荡起来。
王健在给学生上大提琴课
音乐像一道闸门。拿起琴的一刻，弓纠缠着弦，犹如进入另一个世界。这世界广大，幽邃，充满激越与狂喜，还有生命的忧郁，爱与无奈，就像一部漫长的人类史。但放下琴，王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作为生活里的普通人，他“宅”，慢热，情绪稳定，毫无向外扩张的野心。但作为音乐家，这几乎是一个缺点。
18岁时，王健在纽约。第一个音乐经理人给他打来电话，劈头盖脸一顿骂，“你这种性格不可能成为演奏家！”
他承认自己不够有“进取心”。一起工作的头两年，王健没有主动给经理人打过一通电话，而别的演奏家，每天至少打两三个电话，去争取音乐会的演奏机会。少年王健的态度是，“有音乐会当然好，没有也不关我什么事。”
关于性格里，这些淡泊，独来独往，甚至有些执拗的东西，有好多年他都没有想通。虽然在记忆里，多少能找到草蛇灰线。
譬如，4岁随父亲从西安搬到上海，他住在上海京剧院样板团，没有母亲照顾，“当时也没有多少小孩，都是大人，练完琴以后，就会满院子自己乱跑，和两三个流浪狗交朋友。”他和我们在往昔熟悉的街区，一边散步，一边回忆道。
念小学时，虽然也热爱在足球场上飞驰，更多的时候，是孤身待在花园里看蚂蚁打架。
16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去美国留学，写一封信寄回家，一个半月后父母才收得到——在大洋彼岸，他需要独自应对一切。回过头来，他坦白自己，“绝对是一个孤僻的人”。
人生来到55岁，他对自己的性格，又有了新的总结。这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人，真实地活在世界里，积极地走向人群，袒露自己，也拥抱别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不同城市和文化里，那些富饶、闪耀的东西。
而他是相反的一类人，他感到“世界就在我的心里”。关上房门，抑或在舞台中央，他拉琴永远是拉给自己听。
王健与法国国家广播乐团合作演奏德沃夏克
作为世界级的华裔大提琴家，王健常常被拿来和马友友比较。他们的演奏风格，几乎呈现全然相反的面貌。马友友明朗典雅、热情洋溢，音乐像太阳一样照耀。而王健的人生审美观，全然是中国式的：朴实，含蓄，深沉，容忍。
若干年前，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马友友可能属于一种绅士型的世界观，我则属于乡村式的世界观，是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所以令人揪心的东西会多一些。”
在国际舞台驰骋40年，他合作的世界顶尖乐团不计其数。但王健并不那么渴望舞台。当他坐在舞台上，开始演奏，“我希望自己只是递上一把钥匙，每一个被触动的人，在音乐里打开自己心灵的门。”
但他真正想说的，“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不存在，音乐在这儿。”
王健与父亲王树棠
王健大提琴生涯的开端，源自父亲王树棠和贝多芬的邂逅。
“我的父亲那时生活在农村，日子拮据，但读书特别聪明。十几岁时，父亲在工地干活，偶然的机会，在广播喇叭里听到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下子看到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决定去学音乐。”这个举动，也改变了王健的人生。
后来，王树棠几乎以白丁的身份，考上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分配到上海京剧院样板团，他将王健带到了上海。
4岁时，王健跟着父亲学大提琴。“相当于父亲给我的一个玩具，当时是用中提琴，把它倒过来，下面放一根棍子，就这样开始玩起来。”
1981年，英国皇家室内乐团访华交流
小时候的王健（左三）
到了9岁，那时还没有正式的小孩琴，父亲画了一个样子，请木匠朋友，用几块木头拼一拼，做成一把大提琴，王健拿着这把琴去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小。
“和同龄的孩子相比，我进度特别缓慢。当别人已经在拉很难的曲子，我还在拉简单的曲子，但即便是简单的乐曲，还是很努力去追求里边深沉的情感。”
这种对情感的追索和想象，让他在音乐里的才华，被放得无限大。提起他在大提琴演奏上的天才，那一段历史影像总被津津乐道——
王健10岁演奏大提琴的片段
出现在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在中国》
1979年，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一间教室内，落地电扇和黑色钢琴构成一个干净的背景框。一个极瘦弱的男孩，正拉着和自己身形不太相称的大提琴。世界完全安静下来，那音乐醉人、悠扬、深沉。令人不解的是，一个10岁的孩子拉起琴来，为何拥有大人般的情感？
人们笑称，那是一张多么“苦大仇深”的脸。男孩紧闭着双眼，完全沉浸在音乐里，身体随着慢板起伏，时而簇起眉头。在场的人们深受感动。
“我记得当时已经开始拉了几个音符，摄制组忽然围拢上来”，王健回忆。当闪光灯亮起，男孩完全不受干扰，等乐曲结束，一群美国人站起来，久久鼓掌，大喊“Bravo，Bravo”。（以上素材来源纪录片《斯特恩在中国》）
其中，那个穿着橘红色上衣，把眼镜架在头顶，脸色通红的犹太裔美国人，是艾萨克·斯特恩，20世纪美国音乐界的教父式人物，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
澳洲指挥家佩因特与幼年王健合影
文革结束后，作为第一位来华演出的西方音乐大师，斯特恩在中国的音乐交流，被全程跟拍了下来。从北京、桂林到上海，他们走访中国的杂技团、曲艺团、武术团，听中国孩子演奏二胡和琵琶，发出连连惊叹。镜头流转，在江河波影，滚滚车尘中，是中国长轴画一般的风物与世情。
更多的镜头，聚焦在舞台上。斯特恩正手把手教中国的学生拉小提琴，“use your heart”，他不断强调。这是多么简单，又多么重要的方法论。斯特恩知道，那个展露独特天赋的拉大提琴的孩子，已经深谙这个方法论。
王健与小提琴家斯特恩合影
而王健完全无法预料，那部关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纪录片，在两年后，斩获了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也是历史上首部以音乐为主题的最佳纪录片），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华人企业家林寿荣看到纪录片后，和王健的家人取得联系，希望资助王健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那个年代，耶鲁大学的学费是一万五美金，而王健父亲的月工资，是63块。
1985年，王健启程前往美国。往后，他堪称传奇的音乐生涯就开始了。
细数王健的履历，有太多令人惊叹的经历。
1987年，中国中央乐团（后重组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历史性地出访美国，从东海岸的纽约、华盛顿，到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持续42天，连续巡演26场，身在纽约的王健，被选为大提琴独奏。
那次巡演获得极大成功，加上斯特恩的推荐，18岁那年，王健受邀加入美国最大的演出公司ICM。当时，ICM旗下签约的大提琴家只有寥寥几位，而其中之一，是已享有盛誉的马友友。
王健开始飞速走入职业演奏生涯，“不是走台阶上去的，是坐电梯上去的。”同年，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以色列耶路撒冷音乐中心，分别举办了两场音乐会。
2012年，王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摄影：肖一）
在练琴和演出之余，读历史书成为他最大的兴趣。在耶鲁大学时，他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在中国历史里漫游。后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他痴迷希腊史诗，被斯巴达士兵出征的故事折服。
历史给音乐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再看得远一点”，他说。“在人类的长河里，我们这些具体的得失，这些悲剧和喜剧，都没那么重要，看多了之后，就坦然了，变成一个更加踏实的人。”
王健与欧洲泰斗级演奏家奥古斯丁·杜梅
玛利亚·胡奥·皮尔斯 合作录制专辑
到了1993年，王健在欧洲音乐界崭露头角。在和欧洲泰斗级的小提琴演奏家奥古斯丁·杜梅，钢琴演奏家玛利亚·胡奥·皮尔斯，合作演奏演奏勃拉姆斯的三重奏后，这个年轻的中国面孔，给欧洲音乐界留下深刻印象。
两年后，全世界最著名的唱片公司，德国留声机公司和王健签约，他成为这家唱片公司100年历史里，第一个签约的中国人。而这一年，王健只有26岁。
王健在德意志唱片公司发行的专辑
他于2005年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是对巴赫最具“东方哲学意境”的演绎，被奉为21世纪新经典
一个巨大的转折同时到来。第二年，中国政府举办“96国际交响乐年”，一口气请了4个世界最顶级的乐团访华演出，王健受邀和荷兰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按照惯例，这些外国乐团来华巡演，从来不带中国独奏。
对王健，同时也是对整个中国音乐界而言，那都是一次破天荒的合作。“当时有很多我们中国的听众，一看一个年轻的中国音乐家，居然被全世界最伟大的乐团（之一）认可，当然会更加支持，一下子改变了很多事情。”
那一场巡演，也让王健开始真正跻身世界大提琴独奏家的行列。顶级的乐团、演出、音乐厅邀约，开始纷至沓来。但王健不动摇，还是多年如一日地练琴、演出，用很长的时间独处。
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时代浪潮下的音乐家。“过去几十年，关于中国的一切，都非常受到世界重视。如果当时我不是中国人，有很多机会肯定不属于我，我只是幸运地赶上了时代的波浪。”
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到法国巴黎、葡萄牙里斯本，这个从上海走出去的天才大提琴家，在世界许多国家的中心居留、生活。40年转眼过去了，在时代浪潮下走向世界的他，又回来上海。
王健在上海永康路
2022年，王健和妻子、女儿生活在欧洲，尤其感到父母年迈了，“生活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他从未如此迫切地想回到父母身边。
今年4月，他回来照顾老去的父母。家就襄阳南路，离上海音乐学院很近，每周两次，他步行20分钟去上课。
在琴房里，课程从下午1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等天光暗去，他走夜路回家，途径记忆里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时，他总会戴上耳机。当音乐响起，时间像电影一样流淌，前方是雾蒙蒙的道路。
他也想念远方的女儿，就像父母过去想念他。成为父亲之后，他才意识到血缘的纽带。这时，连音乐似乎也不重要了。
王健和混血女儿
女儿才6岁，和他的性格完全相反，非常开朗阳光。疫情的几年，王健的生活变得特别简单：练琴、做饭，陪伴女儿。
他教她中国话，也给她做中国菜，切小块的鸡胸肉，用酱油和蚝油，加点淀粉腌一会儿，再炒一个中国小青菜，满足地看女儿吃完。
王健拉琴，女儿在一旁跳舞
女儿喜欢躲在凳子底下，让爸爸用一个毯子，帮她把凳子底下的空间遮住，然后大喊，“爸爸，你和我一起钻到下面来！”
每次陪女儿玩这个游戏，王健都会有很大的触动。在凳子搭建的庇护所里，看着女儿天真的眼睛，他会想象到遥远的古代，在一片荒天野地，一个父亲，拼尽全力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小女儿。
“这种情感，脆弱、无助、勇气，甚至刻骨铭心，我一下就能感受得到。”
他确定，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爸爸也一定都感受到了。
在王健看来，音乐所讲述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人的情感，人的灵魂，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不论英雄还是乞丐，他的生命都是真诚的、可歌可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