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金慧慧 实习生 刘文邦
背不完课文不让回家，罚抄200遍，走100个鸭子步。初一时叶可欣曾被罚过，她内心极度排斥，一刻都不想在学校多待，“只想赶紧死了算了。”她患上了抑郁症。
今年2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超过3万名青少年中14.8%的人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风险。这一数据值得警醒。
“孩子生病有时是为了自救，因为生病才能休息。”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何丽表示，近几年，学界普遍认为青少年是心理健康问题重灾区。
多名心理咨询师表示，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是由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多个因素造成的，不应把所有问题都推给父母。当孩子找到心理医生或咨询师时，问题已经很严重，改变孩子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综合环境才能真正解救他们。
母亲的自责
“我的孩子就是缺少陪伴”
老师找杨小凤谈过几次儿子浩然的心理问题。浩然是四川隆昌市一所乡村小学的5年级学生，他上课随意说话，老师言语制止无效，让他站起来。他用手势鄙视老师，老师怒不可遏，用棍子打他，他抓住棍子对抗。
“他就觉得‘你要跟我干，我也不怕你’。”杨小凤说浩然对家人也是这样。不久前，浩然向她要手机无果，伸手打了她。这不是浩然第一次打妈妈。浩然3岁左右时不愿洗澡，杨小凤强制带他去，他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打得杨小凤头晕眼花。但洗完澡出来，他又像换了一个人，高兴得不得了。
“他的性格好像在两个极端，要么很听话，要么很不听话。”杨小凤意识到浩然跟正常孩子不一样。在洗澡事件之前，她带浩然去医院看身上的疙瘩。医生给浩然打针时，他骂医生、朝医生吐口水。
杨小凤和丈夫感情不和，浩然一岁多时，两人当着他的面打架，他哭得撕心裂肺。一气之下，杨小凤外出打工，把浩然留在家里，直到一年多后才回去看他。这件事对浩然造成了很大伤害，也成了杨小凤心里的一个结。
浩然由爷爷、奶奶带大。3岁多时，浩然打了邻居家的孩子一耳光，原因是他和这个孩子打架时，孩子奶奶骂了他，他心里很窝火，妈妈回来了，有人撑腰了，他要反击。
后来，浩然有了弟弟。爷爷、奶奶特别偏爱弟弟，经常因为弟弟骂浩然。小时候浩然很疼爱弟弟，家人开玩笑要把弟弟送走，他不让。但由于家人的偏爱，浩然现在很讨厌弟弟。他曾梦见爷爷斜眼看自己，他非常生气，醒来后紧紧攥着拳头。他跟妈妈说以后要组装一支枪，打死爷爷。
“小孩形成这样的性格，我是有最大责任的。”每次听到浩然讲这些话，杨小凤心里都五味杂陈。她从南方打工回来，在隆昌市找了份工作，希望多陪伴、教导孩子，但没能如愿。如果把孩子带在身边，她就要租一套房子，房租她负担不起，一个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既要租房吃饭，又要照顾七八十岁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丈夫不怎么挣钱，她也见不到他的钱。
杨小凤曾反映想把孩子转到市里上学，隆昌市教育和体育局回复称，她不能提供符合城区就读的材料，暂不能申请。该局还提供了心理健康热线。她没有打电话咨询，“我觉得什么辅导都没有陪伴更重要，我的孩子就是缺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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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时间，杨小凤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过周末。睡前夜话是母子3人难得的温馨时光。她躺在两人中间，听他们讲身边的事，告诉他们是非对错，“大儿子听话的时候还是挺正常的。”
女孩的求救
“不带我看病就自杀”
回望初中生活，叶可欣只记得痛苦。她上的是私立中学，学校对学习抓得特别紧，单元考、周考、月考、期中考和期末考等考试不断，有段时间甚至每天考试。她从小体弱多病，高强度的学习压力让她无法承受，隔三差五生病。时间长了，父母不再带她去医院，他们觉得小毛病，“忍一忍就好了。”
对父母的失望在叶可欣心中慢慢累积，学习压力也步步紧逼。她平时住校，周末才能回家。老师总在周五检查默写或背诵，通不过不让回家。完不成的学生面临近100个鸭子步的体罚，语文课文抄写30遍，英语课文抄写一二百遍。一次她被留下，内心极度排斥，一刻也不想在学校多待。
叶可欣没有跟老师说过身体不适。在她看来，老师只注重成绩，生病不能成为不好好学习的理由。给妈妈打电话没有回应，在学校被同学排挤，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她的情绪越来越差。课堂上她很烦躁，面对老师提问，心中会升起一股无名怒火。
在当地，私立学校学生成绩比公立学校好。见她无法继续学习，初一下学期父母把她转到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管得也很严，吃饭以班级为单位就坐，餐盘必须吃干净，不吃完不能走。中途转学她很难融入新班级，压力也没有减轻。
那段时间，有同龄人在游戏群分享抑郁自评量表，叶可欣凑热闹测了一下，结果显示重度抑郁。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父母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中度偏重度抑郁症。但父母没有让她吃药治疗，“他们不知道在哪儿听说吃药会变傻。”
后来，叶可欣病情严重到没有活动的力气，只想在床上躺着。她休学了两年，没有出过家门，没有说过话，甚至忘了如何发声。后来迫于沟通需要，她努力回忆发声方法，“试了好几下才成功。”
初三那年叶可欣如常参加中考，上了一所职业高中。抑郁状态始终不断折磨着她，直到她“无时无刻不想着自杀”，不断跟父母说“不带我看病就自杀”，他们才带她去治疗。吃药，做心理咨询，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现在的她通过成人高考上了一所大学。
今年6月，孙晓卿要参加中考了，她也曾有过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从小父母不在身边，姥姥、姥爷把她带大。小学二年级时妈妈生了妹妹。妈妈认为自己的爱没有区别，但孙晓卿觉得她偏爱妹妹。妹妹撕了她喜欢的手账本，她气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表示要打妹妹，但妈妈不让再提这件事。她不是真的要打妹妹，她觉得妈妈要把对错讲清楚。
父母忙于工作，孙晓卿睡觉时他们还没回来，她上学走时他们还没起床，几乎没有交流机会。父母缺失的陪伴、对妹妹的偏爱都深深伤害了她，长久的压抑得不到发泄，她患上了抑郁症。
孙晓卿每天都很难受，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莫名想哭。她向学校心理老师求助，老师建议父母带她看医生，做心理咨询。她听从咨询师建议，跟父母说明自己生气原因，改善和父母的关系。但她发现，即使父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也不会做出改变，她和爸爸的关系更加僵化了。他们甚至觉得为她做了这么多，她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没能够改变父母，但她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改变，他是不会被改变的。父母的生活方式已经形成，很难改变。我自己要过得好一点儿，我开心了父母也会高兴。”
心理咨询师的观察
“孩子生病有时是为了自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020年，国家卫健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时如是表示。
文涛做了12年心理咨询工作，近几年他接访的未成年人数量明显增加。他发现一个转变，之前来访较多的是夫妻，现在来访的孩子变多了，“可能由于生存压力等原因，大人选择掩盖矛盾，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孩子是家庭成员中最脆弱的，问题最易在他们身上形成。”
文涛在学校给小学生做团体心理辅导。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学界普遍认为青少年是心理健康问题重灾区。”何丽做了4年青少年拒学研究与服务，几乎每天都在接触不愿上学的孩子。2020年，她在一地7所中学做了700多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12.7%的学生有潜在拒学风险。她组建的一个社群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家长，他们的孩子要么正请假或休学，要么曾经有过同样经历。
“青少年拒学现象不是少数家庭的精神心理问题，而是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复杂社会问题。孩子学校出勤困难并非因贫困或身体疾病，而是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比如焦虑抑郁情绪、学业压力等。”何丽表示，当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拒学、手机依赖、亲子沟通不良和自伤、自杀等。
“孩子生病有时是为了自救，因为生病才能休息。”何丽认为造成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青春期本就是心理障碍易感期，还有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基本上每个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都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孩子出了问题都是家庭原因，这一说法在当下比较流行。何丽认可孩子的心理问题跟家庭有密切关系，但家庭问题又与社会快节奏的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应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家庭和父母，应为父母赋能减压。
她表示，社会快速发展带给父母的一方面是生存压力，他们工作中累积的负面情绪很容易带到家里，传递给孩子；另一方面是社会快速变迁，60～80后家长与身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孩子沟通障碍比较大。很多父母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对孩子的期待更高，而孩子生活相对优越，面对的竞争更激烈，即使很努力也很难获得像他们一样的成就，容易失去目标和意义感。
李丽是名心理老师，面对自己孩子的老师也会感到压力很大，“老师不是单纯讨论某件事，而是质疑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学校规定8点前不能到校，但老师要求7:45上早读；一些家长以家委会名义帮学校打扫卫生、帮老师上课，他们的孩子会得到老师的特别照顾。这些被动卷入的竞争让她身心俱疲，有的家长会把负面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甚至打骂孩子。
“我也不免为孩子的未来焦虑，担心他学业落后。但多年心理学经验告诉我，还是首先保证他身体健康。”心理咨询师陈晨说，如此一来就必须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间找到平衡点，一是孩子从哪里来，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应与自身条件相适应；二是孩子是谁，家长应尊重孩子天性，帮助孩子找到特长；三是孩子要到哪里去，给孩子定目标要量力而行。
“心理咨询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有时候孩子找到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时，问题已经很严重。只有改变孩子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生态系统，才能真正解救他们。”何丽说。
（文中杨小凤、浩然、叶可欣、孙晓卿、李丽和陈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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