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曾有齐白石，余墨尚存人世间。
若问余墨哪里求，白石山堂少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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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2年是齐白石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由于家乡连年兵乱、土匪横行，齐白石非常无奈地认识到“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1]。1919年阴历三月初，他生平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是要“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2]。
这四年间，齐白石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娶了胡宝珠为副室，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良迟；他结识了梅兰芳、胡南湖等众多京城文化名流与政界达人，并得到他们的热情赏识与鼎力支持；他的画作赴日本参加展览大获成功，由此声誉日隆，“海国都知老画家”[3]。
一方面，短短四年里，齐白石竟然在北京搬了九次家，还有数次带着行李辗转求租而不得入住的尴尬经历；而他在北京、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往返奔波，更是多达十三次。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来形容他这期间的生活状态毫不为过。另一方面，他毅然践行“衰年变法”并开始见到明显成效，为后来一跃成为世界艺术巨匠奠定了坚实基础。齐白石在这四年里的人生大事“密度”之大，超过他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时段。
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作为记录齐白石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一直得到极大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对齐白石在这四年期间部分经历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白石老人自述》目前有多个版本。其中，国内较早出版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10月版，名为《白石老人自传》。在此之前，香港上海书局曾于1961年9月推出《齐白石诗文篆刻集》，其中载有《白石老人自述》一文。香港版虽然面世较早，但内容有大量删节[4]，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基本上接近原文（略有删节[5]）。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此书，皆定名为《白石老人自述》，且均以1961年香港版为底本，除删减部分外，所保留的内容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大体上没有出入。近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为底本，重新推出此书，且将后者所删文字补全，并将书名定为《白石老人自述》，这是目前所见最为接近原稿的本子。
有关齐白石的传记，目前出版的也有多种，相关研究文章则难以计数。这些传记和研究文章在涉及齐白石身世、经历的叙述上，大抵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白石老人自传》或各种版本的《白石老人自述》为主要依据（为行文便利，本文以下统一简称《自述》）。
2010年，北京画院将所藏齐白石手稿公开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比较完整的日记手稿。由于《自述》是从1933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口述、笔录的，整个过程跨越十多年，许多内容甚至记录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方面，齐白石年事已高，记忆难免失真；另一方面，《自述》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公开出版而撰写的，考虑到人情世故、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口述时难免有所取舍，甚至“曲笔”。与之相比，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点滴的私人笔记，齐白石日记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一、齐白石1919—1922年在京居所
《自述》对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在北京多次迁居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地址，齐白石确实住过，但也有个别实际上并没有住过；至于齐白石入住这些地点的先后时间顺序，则被彻底打乱了。
先将《自述》里的相关内容引述如下。由于《自述》是以齐白石向张次溪口述的形式进行的，文中偶尔会出现齐白石与张次溪对话的口吻，以及张次溪的按语。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这是我在北京正式租房的第一次。……[6]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灯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戏题一诗：
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
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灯庵。
刚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当时作了一首诗：
石灯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
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
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灯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从早到晚，鸡啼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战事停止后，我们全家，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昼夜不断，比石灯庵更加嘈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迤南三道栅栏六号……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7]
先看1919年的部分。经笔者考证，1919年秋，齐白石并未“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查对齐白石《己未日记》手稿，证实齐白石从1919年阴历三月四日到京后，直到阴历九月十三日起程返回湖南，其间一直住在法源寺，从未提及搬迁，也无租赁住房之事。关于这一年齐白石在京住所，《己未日记》有多处明确记载。
（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8]
题公园图记：……己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时槐花正开。[9]
（七月廿二日至闰七月初二期间记）……昔赵无闷尝居京华，喜刻印。……己未七月十有七日，湘潭齐璜时寄萍法源寺。[10]
关于齐白石在《己未日记》里记录日期用的是阴历还是阳历，这里简单补充几句。齐白石在《己未日记》里多处记录了他将现洋交与杨度（日记中多称作“虎公”）存款生息的情况，每次交银，杨度打收条（日记中称“批折”），收条上注明日期。比如：
（七月）廿二日得家书，借山平安，甚喜。……是夜之虎公处，又交去现洋壹百元。伊批折云：八月十七收濒生交来洋壹百元。[11]
（闰七月）补前十七日，交洋一百元与虎公。伊批云：九月十一日收濒生交来洋一百元。[12]
八月初五……交虎（公）洋一百，批云：九（月）廿二收濒生交来洋一百元。[13]
查万年历，1919年阴历七月廿二日正是阳历8月17日，由此可知，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记录日期用的是阴历，而杨度在存款收条上使用的是阳历。后两则记录中，阴历闰七月十七日应是阳历9月10日，阴历八月初五应是阳历9月28日，齐白石所记均小有出入，应该是笔误所致。本文所叙及日期，如非特别说明，均为阴历。
由前述引文可知，截至1919年阴历七月十七日，齐白石一直住在法源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七月十七日之后，齐白石有没有可能另外租房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齐白石对于搬家之事非常在意，查阅他的《庚申日记并杂作》可以发现，甚至连暂时住一两天的地方，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记录[14]，而《己未日记》中却完全没有七月十七日之后租房的任何记录。
其次，齐白石对于银钱往来一向都非常在意，在日记和各种杂记中记载十分详细。《己未日记》中除上述法源寺佃房费用外，尚有大量关于银钱往来的记录，有的仅涉及两块银圆，也记录无遗[15]，但却没有一条涉及“龙泉寺租房”费用支出的。
如果真有“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之事，因其必然涉及银钱，齐白石不可能不在日记中记下此事。
更为重要的是，自八月中旬起，齐白石就在筹划回湘潭的事，而直到齐白石离京返湘的九月十三日当日，齐白石到了火车站以后，胡宝珠才由胡南湖送到齐白石身边（后文将要述及），与其一起乘火车去湖南老家。那么，在离京之前的这段时间，独居，且素来非常节俭的齐白石有什么必要另租新居呢？
笔者根据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情况如下：
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
由此可知，齐白石1920年先后住了五个地方，其中涉及庙产的只有一处，即当年七月初九日迁入的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可见，《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所写的由龙泉寺迁石灯庵之事，并不存在。龙泉寺从来就没住过，入住石灯庵不是在1920年，而是在1921年阴历十月廿七日以后。不是从石灯庵搬到观音寺，而是从观音寺搬到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再搬到石灯庵[16]。在观音寺住的时间不是“不到一个月”，而是有一年零三个多月。住到观音寺这个新址，也不是胡宝珠托人找的，因为此时胡宝珠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南湘潭（后文将要述及）。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写道:“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给人一种印象：齐白石1920年再次来京后，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仍保留着，只是因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才搬迁的。实际上，齐白石1920年年初来京时根本没有地方可住，他当时下了火车就随身带着行李，辗转求租住处，连续奔波八九天都没有一个安稳落脚的地方，简直是其苦万状，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二月）廿二辰刻到京。至法源寺无房可居，即移南湖春雪楼，亦无处置榻两宿。再迁米市胡同四十四号门牌。余先不知此处属公事所，即将迁出。
廿三日，之法源寺相调房间未得。
廿四日，偕马吉皆去象坊桥观音寺佃房间，未妥。午后将行李暂移米市胡同。
廿五日，会朋友及问佃房间事及儿辈入学堂事。
三月初一日，余迁于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五爷家居焉。此处余可过暑月，初来似清静。熙宝臣欲聘余往，郭五代为暂谢，约以少迟可矣。[17]
如果齐白石此前租过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且此时仍可居住，那么齐白石大可以从容不迫地搬迁，而不至于这般狼狈。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提到齐白石写的与石灯庵有关的两首诗，实际上都不是写于这一年，而是写于1922年闰五月廿七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齐白石写道：
又得石灯庵题壁诗二首：
心出家时痴且顽，燕脂铺地作蒲团。
即空即色终身误，一笑天花著阿难。
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
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灯庵。[18]
值得注意的是，齐白石在这里写到“法源寺徙龙泉寺”，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龙泉寺住过，前文已述。这里的“龙泉寺”应是“观音寺”之误。
齐白石在法源寺之后住过的第二个庙宇是观音寺，而不是所谓龙泉寺，不仅有他关于迁居的日记为证，还有他的诗作为证，这首诗作于1920年阴历八月十六日：
答心佛先生赠葡萄干（二首之二）
木偶泥人学老翁，法源寺里感君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听观音寺里钟。[19]
至于齐白石在《自述》1920年条目下提到的另一首涉及石灯庵的诗—“石灯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将石灯庵与帅府园并提，给人一种暗示：他去帅府园避难之前确实是住石灯庵的。实际上，此诗最早记录在齐白石1920年阴历六月十八日的日记中（确实是在避难帅府园期间），但原文与石灯庵没有任何关系：
十八日，题画竹
紫荆山下竹米熟，（己未余避兵，尝食竹米饭。其米坚固，炊成饭，必须细嚼。）帅府园间竹叶香。（庚申，余父子祖孙三人避兵友人郭憨广家，帅府园为外人保卫界也）。我感此君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20]
不难看出，《自述》中1920年条目下的“石灯庵里胆惶惶”一诗，是从日记里的“紫荆山下竹米熟”一诗移花接木而来的。目前，各种齐白石传记、研究文章多以《自述》为依据，甚或运用文学化的笔法，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客观上对人们正确认识这段史实造成误导，亟待加以纠正。这里举一篇出自学术刊物，相对而言还算比较严谨的文章为例：
民国八年（1919），齐白石第三次进京……再次寄居法源寺后不久，齐白石在北京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为了安顿这个新家，首先是要觅得一所与副室胡宝珠举办婚事的新房。……但没想到胡宝珠在城南找到的新住处位于龙泉寺附近，仍没能离开寺院。九月，新婚夫妇还乡。翌年春回北京时，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增加了三子良琨和长孙秉灵（移孙）……为此，齐白石将家搬到了宣武门内的石灯庵。[21]
这里提到了齐白石于1919年在北京与胡宝珠“举办婚事”，在龙泉寺租房居住，以及于次年即1920年年初搬到石灯庵居住。这些叙述都是以《自述》为依据，而实际上这三件事均不符合史实。
后世研究者以《自述》为依据撰文，被误导而致失实，尚可理解。最令人不解的是，张次溪与齐白石有过长达数十年的密切交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他在《回忆白石老人》一文的开篇写道：
我认识白石老人，是在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的四月，那时我才十二岁，老人已是五十八岁了。我是随同先父篁溪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他的。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对先父说：“世兄相貌很聪明，念书一定是很不错的。”他还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22]
张次溪说他于1920年阴历四月“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齐白石，并强调说“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据表1“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可知，齐白石1920年阴历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廿八日期间住在“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葆荪家”。前文已经说过，齐白石1919年秋根本没有在龙泉寺租过房，所以当然也就不存在1920年四月“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回事了。
张次溪作为当事人，为什么也会在回忆中出现如此错误？笔者认为，张次溪第一次与齐白石见面时年仅十二岁，尚处于少年懵懂年纪，他对于齐白石“摸了摸我的头顶”“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这类比较感性的事，记忆相对比较深刻，而对于齐白石的住址与过往经历，则难以有清晰认知。他在回忆文章里所写的这方面情况，更多是依据后来的了解而补录的。齐白石向他口述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随后张次溪还加了一句按语：“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张次溪对于齐白石住址的“回忆”，完全是以齐白石自己的口述为依据，这是非常明显的。
二、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行程
《自述》多次提到陈春君1919—1922年期间往返京湘的行程，可惜均不属实。先将《自述》涉及这部分的文字摘录如下：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不久，春君来京……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挂念家园，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岁。……九月二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岁。……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23]
由于《自述》关于齐白石1919—1922年间相关经历的失实表述，多年来出版的各种齐白石传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从而对广大读者不断强化误导。比如有一本齐白石传记中这样写道：
1919年春天，57岁的齐白石孤身一人来到北京……转眼快到中秋节了，妻子春君来到北京，她带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给齐白石聘的副室胡宝珠。……齐白石特意在陶然亭附近龙泉寺租了几间房，迎接新人的到来。……1919年冬天，齐白石陪妻子陈春君回了湖南老家。[24]
这里涉及1919年秋天的四件事：陈春君从湖南来到北京，她带来了胡宝珠，齐白石特意在龙泉寺附近租房，齐白石陪陈春君回湖南，都不符合史实。其中三件事是以《自述》为依据，而“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则属作者臆造。
关于齐白石住处问题，已见前述。这里主要讨论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间往返京湘行程问题，以论证齐白石妻子陈春君1919年秋天并没有到过北京、1921年阴历九月也并没有同齐白石一起赴京这两件史实。随之，《自述》所写的陈春君1919年冬间、1922年春末返回湖南之事，自然也就并不存在了。
笔者根据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间往返北京与湖南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的行程情况。
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情况
由此可见，齐白石大部分时候是独自旅行的。这与他在《自述》里的“我是出门惯的，向来不觉旅行之苦，此次带了儿孙，不免有些累赘了”[25]的表述倒也十分吻合。
齐白石在日记中除了详细记录他自己的行程，对于家人往返京湘的行程也无一遗漏。比如其长子子贞于1921年阴历二月廿七日独自由北京返回湖南，齐白石甚至在日记中用大段篇幅记录了他和子如、移孙去车站为子贞送行时，“车行，吾泪潸潸，贞儿泪亦如雨。余望车不见方归”[26]等情形。
首先，1919年阴历九月十三日齐白石自京返湘，同行的不是陈春君，而是胡宝珠，有齐白石当天的日记为证（后文将述及）。如果陈春君确实于1919年秋到过北京，则齐白石是不可能将她独自留下的。既然齐白石已于1919年阴历九月由北京返回湖南（次年二月才再赴京），则所谓“（1919年）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挂念家园，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之事，也就随之消解了。
其次，1921年阴历九月接到良琨电报后，齐白石是独自上路赶赴北京，而不是与春君同行。这次行程十分惊险，《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中有十分详细的记录：
（九月）廿六，天未明，强食饭少许，起程。至长林铺遇兵，再前四里，祝家亭子遇一暴兵，掳去轿夫一人。余吞声草莽之中约半日。此半日肝肠欲断，时卧地上，时起坐松柴中……至日夕，始另得一人。轿到茶园铺客栈，又大兵至。余又窃窜出街，绕道宿于皋山……
廿七日，天未明，绕道由包爷殿经过至易俗河。独小火轮今日二次，来得甚迟，为兵过湘潭大码头拦截河路故也。立候数时之久，……不得已又宿于湘潭……
廿八日，鸡二唱即出邑城。上早班小火轮到长沙……
廿九日，天未明，昌和船开行……
卅日，平明到汉口。……是日十一点钟，上京汉火车。
十月初二日辰刻到京，呼如儿开门。移孙见祖父至，忙起坐床上……[27]
首先，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旅途六天的经历，却从头至尾没有提到陈春君。前文已说过，齐白石对于家人出行（不管是否与他同行）必有详细记录，如果陈春君此次确实同行，齐白石不可能在日记中对她只字不提。其次，对于当时湘潭一带乱兵横行、治安极差的情形，齐白石不可能毫无耳闻。齐白石自己是惯于旅行的，独自一人更有利于应对不测。如果他带上陈春君一起出行，两个六旬老人在路上的风险显然要远远大于一个人。再者，十月初二日到京后，只言“移孙见祖父至”，而不说“移孙见祖父母至”，亦可见陈春君并未同行。既然陈春君1921年阴历九月并未赴京，则她不可能于1922年春末随齐白石一起回湖南。
实际上，陈春君在这四年期间的唯一一次北京之行是在1922年阴历六月，随同齐白石，同行的还有胡宝珠和她那刚刚半岁的第一个孩子良迟。为了把“眷属”接来北京居住，齐白石于当年六月初二日特意租下了“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28]。陈春君这次来京就是住在这里。她在京只待了两个月。当年八月，因为挂念长孙秉灵的病情，齐白石带着她一起回了湘潭，八月廿二日启程，廿六日到达。这次，胡宝珠和良迟没有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
三、胡宝珠由“婢”成为“姬”
目前市面上有些齐白石传记有关胡宝珠的部分表述严重失实，但是与《自述》无关，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林浩基在《彩色的生命•艺术大师齐白石传》中写道：“一天下午，陈春君带着一位年轻女子赶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宝珠……”[29]又如周迅在《齐白石全传》中写道：“不久，陈春君专程来到北京……经过反复挑选，陈春君给齐白石聘到侧室胡宝珠。”[30]
其实，《自述》里的原话是：“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自述》说陈春君1919年去北京，固然失实，但是《自述》从来没有说过胡宝珠是由陈春君“反复挑选”出来的，更没有说过“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这类话。这些“传记”脱离《自述》的叙事框架而凭空臆造，其责任与《自述》无关。
已有研究者考证发现，胡宝珠其实就是胡南湖赠给齐白石的“婢”[31]。关于齐白石与胡南湖的相识，以及胡南湖“赠婢”之举，齐白石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1919年七月）初七日：胡南湖，最慕余，一见如故，请余游城南游艺园……[32]
（七月）廿二日：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裁下破烂六小条，灯下一挥成六屏。令厂肆清秘阁主人代为裱褙，裱成为南湖见之，喜。清秘主人不问余，代余售之。余以为不值一钱，南湖以为一幅百金，时流何人能画。余感南湖知画，补记之。[33]
（闰七月）十八：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诗云：菟丝情短此情长，万事何如为口忙。采撷不思红豆子，加餐尝坐紫丁香（原注：南湖有紫丁香馆）。良朋如此皆为累，爱我虽衰未减狂。蟋蟀声中归万里（原注：一作十月家山满篱架），老馋亲口教厨娘。[34]
为什么胡南湖要主动跟齐白石提出“赠婢”话题？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齐白石对于父母年迈、照顾乏人之事一直萦怀，而且很可能向刚结识不久的胡南湖主动提到过。《己未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闰七月）十六日，夜作第十一号家书，明日即发。言请人侍奉父母及子如叔侄明年来京读书，今冬延师事。[35]
这条记录写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提出“报公以婢”之前，据此可得出以下结论：正是在齐白石想要找个婢女在湘潭老家侍奉年迈父母的关口，胡南湖得知此事，遂提出将一个婢女送到齐家，以满足齐白石照料父母之心愿。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已明确提出“赠婢”之后，过了将近两个月，直到九月十三日，在齐白石即将乘火车返回湖南老家时，胡南湖才将胡宝珠送到齐白石身边，而且是直接送到火车站：
（九月）十三日：八钟买车南返。至车站，胡南湖送宝珠来，姚石青、马吉皆亦来为别。[36]
值得注意的是，在《己未日记》手稿本页本条上方的天头位置，齐白石用浓墨竖写了一行字：“宝珠来时。”此四字不仅墨色与正文有异，且字体也很不一样，明显是后来补笔。齐白石有在日记页的天头位置写提示性摘要、做标注的习惯。本页天头，除“宝珠来时”四字外，从右往左，还有“书”“确己未年”“药”“诗”等文字、符号。“宝珠来时”四字竖着挤在“药”与“诗”两字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来时”二字甚至写到了下面正文的行间，充分证明这四个字是后来补写的。
齐白石 己未日记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合理推测，这四个字应该是在胡宝珠的身份发生变化（由“婢”而变为“副室”）之后，齐白石忆及胡宝珠最初进入齐家的情形，特意加以标注的。这个标注反过来也说明，1919年阴历九月十三日之前，齐白石并没有与胡宝珠在北京同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为成家而特地租房之事。
从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确提出“赠婢”，到九月十三日胡南湖将胡宝珠送到火车站交给齐白石，中间有近两个月时间。其间有四则日记值得注意：
（八月）十五日去天津，宿李直绳家。
十六日还京，闻湖南南北又战于朱（株）州（洲）。湖南再战，民何以堪？[37]
十八日，与楚俊生邮片书，问湖南此时可归否。
廿三日，朱悟园（名羲胄）来，赠送《齐白石山人南归序》：“……白石行且舍我南归……”[38]
很明显，齐白石自八月十八日起就开始筹划回湘潭之行，至八月廿三日，行程已大致确定下来，故而才有朱悟园赠送《齐白石山人南归序》，为齐白石饯行之事。由此也可以推定：齐白石此次“南归”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胡宝珠送回湘潭以照料父母，而不是省亲（省亲只是顺带）——理由很明白，如果仅仅是齐白石本人要回乡省亲，那么他完全可以从容等待时局更为平静之后再动身，而不必在“湖南再战”的节骨眼儿上冒着风险急急忙忙赶回。
从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确提出“赠婢”，到齐白石八月十八日左右开始筹划回湘潭，正好有一个月时间。在胡南湖已经答应“赠婢”之后，齐白石为什么没有立即将胡宝珠送到湖南，而是有这一个月耽搁呢？合理推测，一方面，胡南湖需要确定“婢”的人选，并做好相关安排；另一方面，齐白石也要将此事与湖南湘潭家里进行沟通，当时只能通过书信往来。这都需要时间，尤其在当时“湖南南北又战于株洲”的战乱背景下，邮路难保通畅。这样大致到八月中旬，相关事项均安排妥当，齐白石便开始落实既定计划—将“婢”送回湘潭。
前文通过对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在京居所以及往返京湘行程的考证，已经证明，所谓“1919年秋，齐白石与胡宝珠在北京成家”并不属实。事实上，齐白石不但没有在北京与胡宝珠“成家”，而且在齐白石将胡宝珠带回湖南老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胡宝珠的身份仍然是“婢”，即女佣。
齐白石有一通1930年致姚石倩的书信，证明胡宝珠到齐家以后，先是为“婢”，后才成为“姬”（即侧室、姨太太）：
友人赠来之婢，今已为姬，生有男女五人矣。赠婢之友人不通音问，未知平安否？殊念念。[39]
“赠来之婢，今已为姬”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确：胡宝珠到齐家时，并不是以“姬”的身份“嫁”进齐家，而是到齐家来作“婢”即女佣的。
齐白石致姚石倩书信 1930年 北京画院藏
胡宝珠由“婢”而“姬”，有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笔者考证发现，这个身份转换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20年阴历九月到1921年正月之间。齐白石手稿《庚申日记并杂作》里有大量线索可以佐证这一点。
（1920年）三月初四日，发家书第二号。（与内人及子贞及宝珠……）[40]
（四月）十三日，得子贞书……复子一函（四号），并宝珠一笺。[41]
齐白石于庚申年（1920）的二月廿二日到京，十一天后，第二次写家书，就有专门写给胡宝珠的话，后来更是单纸另写。这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胡宝珠毫无疑问是在湘潭齐白石老家，而不是在北京；其二，胡宝珠在齐白石心目中的角色已发生微妙变化。因为如果仅仅是交代胡宝珠如何侍奉好年迈的齐白石父母，完全可以由陈春君或者长子子贞代劳，没有单独给胡宝珠写信的必要。
齐白石刚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给家里的婢女接连写信，已属不同寻常。《庚申日记并杂作》中还有一些涉及胡南湖的记录，值得引起格外关注：
（1920年九月）初九日……又与胡南湖书，寄上海山海关路森益里。晚间又与邮片。十七日……夜深有打门者，南湖快信到。
十九（日），答南湖书，并寄画大小四帧。[42]
齐白石 庚申日记并杂作 1920年 北京画院藏
胡南湖非常喜欢齐白石的画，前文所引《己未日记》相关记载已经证实。为了齐白石的一幅藤豆画，胡南湖可以“报之以婢”，那么齐白石“寄画大小四帧”，胡南湖又将何以为报呢？或者说，齐白石这是为了感谢胡南湖为自己做的什么呢？也许紧接着的另外两则日记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1920年九月）廿日，得子贞家书，言宝珠事。
廿一日，发家书，言宝珠事。[43]
接连两封来信、去函，不说别事，专门“言宝珠事”，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言宝珠何事？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大概率是与胡宝珠身份转换有关。将其跟此前齐白石与胡南湖之间的“快信”联系，以及“寄画大小四帧”的不寻常举动联系起来看，大体可以做如下合理推测：经过1920年以来齐白石与胡宝珠之间多次通信联系之后，到这年九月，胡宝珠由“婢”而“姬”的身份转换之事正式提上日程，齐白石一方面向胡宝珠的旧主人胡南湖征求意见（从通信地址来看，胡南湖此时已离开北京，人在上海），另一方面，湘潭老家这边的意见也需要统一。显然，对胡南湖来说，婢已归人，人家要怎么改变其身份，他并没有阻拦的权利，于是顺水推舟；而湘潭这边，陈春君等人也最终做出了妥协让步。
有鉴于此，齐白石不由得心情大好。正巧好友夏午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齐白石遂欣然上路，并直接由保定回湘潭。
十月初一日，夏君使人来接余去保定游玩。
廿五，午刻由保定搭京汉车。
（十一月）……初五日到家。[44]
正是在这次齐白石回乡省亲期间，胡宝珠怀上了齐白石的孩子，这就是后来生下来的齐良迟，齐白石第四个儿子。齐白石在日记手稿中留下了相关信息。
（1921年五月）廿六日……得家书，知父母平安。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凭春姊所报，可喜可愁。[45]
齐白石 白石杂作 1921年 北京画院藏
“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即胡宝珠已有身孕的消息。齐白石关于“儿孙之累”有多处叙及。比如《自述》里提道：“我是出门惯的，向来不觉旅行之苦，此次带了儿孙，不免有些累赘了”，又如《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所记：“（1921年）六月初一日，由宣武门邮务局寄银一十五元与梅儿……老翁往返觉难，儿女之累人，翁将逝不可已也”[46]，都是一样的意思。
由于有了宝珠这个副室在家乡，1921年齐白石往返京湘的频率大为增加。他于这年正月廿一日离乡赴京后，又于当年九月初九日再次返湘；仅住了十几天，九月廿五日得良琨电报，长孙秉灵病重，他即于次日启程返京，路上遭遇乱兵，十分惊险。十月初二日到京。[47]这次在北京待了仅一个多月，齐白石又回了一趟湘潭，原因是胡宝珠产子，且产后身体状况欠佳。
（1921年）十一月初一日得贞儿书……宝珠得子，老年人有孙长过于我又生雏儿，将来累及贞、如二儿也，可喜可虑。即名曰良迟，字曰翁子，号曰子长。[48]
十七日……又得家书，宝珠之病危急。余且愁且收拾行箧。[49]
这里记录的良迟出生时间是在“十一月初一日”之前，而《自述》则说“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50]。良迟的出生时间应以齐白石日记中所记为准。因胡宝珠只能是在齐白石正月廿一日（阳历1921年2月28日）离家之前有孕，如果“腊月二十日（阳历1922年1月17日）”才生子，则孕期达320天以上，显然违背常识。齐白石后来与胡宝珠育有五名子女[51]。以齐白石旺盛的生命力来说，如果胡宝珠1919年秋天就已“嫁入齐家”，她不会迟至1921年年初才怀上孩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胡宝珠进入齐家之后，一开始只是“婢”，一年后才成为“姬”。
1921年阴历十一月这一次返乡，齐白石一直住到了1922年阴历五月十三日才又回到北京的住处，而且仍然是独自旅行[52]。胡宝珠自从1919年阴历九月由齐白石带到湖南湘潭老家后，截至1922年阴历五月也没有离开过[53]。收藏书画，就找“白石传人”的齐白石书画院，版权所有，现场创作，齐白石画派，百年传承，一脉相传，只做真迹书画，集聚众家之长，现场创作，可根据藏家要求定制字画，可合影!常年售收高端书画，寻找合作高端书画经纪人、合伙人、大区负责人，主要运作齐白石生前的同款画画毛笔、齐白石画虾专用宣纸、齐白石墨块、齐白石自制颜料配方、齐白石画工笔草虫秘法、齐白石小女齐良芷藏父亲齐白石书画遗作真迹展及齐白石小女齐良芷自藏书画名家专场拍卖、齐白石传人、中国齐白石书画院院长汤发周致敬齐白石诞辰158周年重现齐白石笔下的微观世界书画展等项目，还有运作齐白石、齐良芷、齐良迟、齐良末、齐秉颐、齐景山、齐秉正、齐展仪，李可染、李苦禅、娄师白、郭秀仪、王森然、王雪涛、卢光照、王漱石、汤发周等齐白石传人价值百千万以上的书画、印章真迹作品，亦可接受NFT、数字藏品、元宇宙等操作，欢迎有实力的网络公司竞标。（图文选自：齐白石传人书画网）
（本文图片素材源于：北京画院、齐白石书画院、齐白石传人书画网）
注：以上图文节选自讲座《少白公子趣说齐白石》 主讲人：汤发周
壬寅年 【虎年】编撰于华东齐白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