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活态灵魂”，是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本期Wonder Women特别策划，我们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李光涵博士作为项目顾问，与世界时装之苑ELLE一同探寻“非遗”的文化意蕴与非凡匠心。
在李光涵看来，当下语境所探讨的“非遗”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被独立剥离的技艺，而是环境、空间、人文习俗等等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延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能产生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从某种宏观视角上看，一种技艺的消亡对这个世界并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我们的世界需要传统的、艺术的、与情感产生紧密联结的精神与文化。
传统既面向未来，又承载着过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然而国内的非遗传承人中，70岁以上的传承人占比高达71%，还是存在着“老龄化”严重、年轻人后继不足的情况。为此，ELLE Wonder Women特别探访三位年轻而富有活力的“非遗”传承人——我们以文、武、艺为题，走进湖南江永、四川峨眉与云南西双版纳，记录下女书、峨眉武术和傣族慢轮制陶的迷人与哲思，亦是强调非遗传承的在地必要性。
胡 欣
1988年出生，江永女书第四代传承人，是目前女书传承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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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Guì Yang
女书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是一门专属女性的语言。2004年国学大师季羡林为女书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社交平台上，胡欣的ID很直白，叫“女书胡欣”，发帖也简简单单，平铺直叙教人写女书字。在讨论着新季时装、时髦妆容和当红偶像的平台上看到女书，就好像湍急的河水中，翻出了应当安静沉淀于水底的东西。
女书的起源时间众说纷纭，已不可考，从文献可以追溯，女书的使用盛行于明清的江永一带。在话语权被统治阶层男性所垄断的时代，女性通过秘密的文字发出了声音，用女书写下她们的生命质感，已是一个值得被全世界听见的故事。和历史沉淀形成对比的是，女书的传承临近濒危，现有的6位传承人中4位年龄超过60岁，最年轻的胡欣也有30多岁。照此下去，恐怕再过一代人，这项古老又特殊的女性文化，会彻底消失，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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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县隶属永州，这是柳宗元写下“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被贬之地，也是“周贞实者，秦始皇时人，遁居于此……始皇三召不起”的幽居所在。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女书。千百年来，此地沿袭男耕女织的习俗，女性出嫁前后结伴于阁楼，一边做女红一边唱歌。她们不被允许像男人一样学习汉字，便发明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姊妹结拜、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和歌谣谜语……华裔女作家邝丽莎据此创作了小说《雪花秘扇》，后来又改成电影，成为女书最广为人知的故事。
胡欣将我们一路领进女书生态博物馆，在博物馆做讲解，是她日常的工作之一。恰逢周六，博物馆迎来了不少的游客，接待游客的讲解员在门口吟唱，调子十分动人，朴实而充满了生命力。胡欣说，那是女书中的《送嫁歌》，歌词唱的是“堂屋中间有条藤，藤子开花十二辰，爹娘养的金坨女，双吹双打送出门”，因为曲调欢畅，常被唱来迎客。
以前听说过女书，以为这只是文字，却没有想到，女书还是歌。胡欣告诉我们，女书的口头表达不像汉字一样是讲出来的，而是通过旋律唱出来的，配合上百个调子，朗朗上口。她小时候学女书，也是先学唱，再学写字翻译。
2013年，谭盾以《女书》为主题制作交响音乐诗，他在江永花了5年时间采样录制，全曲共分为13个乐章，以揭示女书起源的“秘扇”为始，写意梦幻的“活在梦里”为终，讲述江永女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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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背景的女书文字，写下的是姐妹结拜的美好与浪漫：面前祠堂花五色，万里百鸟共树啼。凤凰起心来邀伴，情深意重伴一生。
第二天一早，我们前往女书村附近的河渊村，拜访了女书现存于世最后的自然传人，84岁的老人何艳新。
“不要问啦，老了，脑子都记不清楚。”老人虽然嘴里这么说着，眼睛却亮晶晶的，传达着清晰的内心映照。何艳新的脑子里，如今还存着很多细节充沛的画面。比方说，她十来岁的时候，总看到有年轻的女孩上门来找外婆写女书，她们说外婆写，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能看见外婆和女孩脸上的眼泪。何艳新问外公，她们为什么哭，外公告诉她，这是写《三朝书》，等她大了能替外婆写，外婆就不哭了。
“贺三朝是江永的嫁娶传统，有姑娘出嫁，她的亲戚女友会早早写了《三朝书》装订起来，绣花布面做封面，等她出嫁三朝回门送上。男方村子里懂女书的妇女，也会翻开三朝书演唱。收到的三朝书多，表示新娘子才华人品出众。”胡欣在一边补充，书里多是些姐妹间的心事，女人把自己的生活写成女书，借此和感情亲厚的姊妹交流。
女书具有交际、凝聚功能。其载体十分多元，有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等。写于精制布面手写本上的，称为“三朝书”。
何艳新跟着外婆学了几年女书，“我才知道，说的人命苦，写的人也苦，女书都是写给那些命运悲惨的人。”正如《雪花秘扇》里所写“我们都想生得富有，嫁得体面，死得安逸，葬得隆重……但命运和现实是不容幻想的”。在生产力和女性地位都低下的传统社会，女性有太多苦难需要书写：父母的早逝、劳作辛苦繁重、婚姻生活不幸、生儿育女对健康的挑战，还有难以维系的生计，家人生病时的忧心，丈夫故去后的彷徨，年老遭受的羞辱和虐待……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种聆听和倾诉，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心理安慰的地方。
即便在女书习俗最盛行的年代，江永会写女书的人也不多。女孩很小要帮家里做女红带弟妹，没工夫学写字，所以大多数人只会唱歌，不会写字，更不要说自己创作语句。准备《三朝书》的时候，她们就求助村里会写女书的“君子女”，一个说一个写，双双对坐，将凝固不动的社会阶层和女性命运编成诗句，留在纸上。
上世纪中叶，教育逐渐普及，允许男女共同学习汉字。传递到深山之后，女书传授自然停滞，留存的女书作品，或跟着主人去世被焚化，又或者在破旧的过程中被掩埋。女书因为生在山中，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而孕育起来，却也因为在山中，又无人知晓地凋零着。直到凋谢前的最后时刻，才被几位学者在80年代幸运发掘。
“重新发现女书的时候，他们来村里找过我，但我不说我会。”何艳新还记得，那些年她打发走了好几拨人，刻意隐瞒自己懂女书，苦难在她心里留下的阴影没有彻底退散。最后，是日本语言学者远藤织枝在何艳新丈夫身上找到突破口。彼时她的丈夫重病住院，远藤前来探望，给她住院的丈夫塞了五百元钱。“那一次，他告诉远藤，我老婆是会女书的。”现实与因缘的双重推动，何艳新的人生也发生了转变。
无法再做否认，何艳新只好答应下翻译女书长篇歌《三姑记》的工作。《三姑记》讲的是一户人家的三女儿因为嫁给了贫穷小伙子，回到家被父母看不起的故事。叙述中充满了细致生动的生活场景，亦是讲述古代女性的苦难。何艳新结束了白天的农活，深夜在丈夫的病床前提笔翻译，夜色冰凉，病房间雪洞似的白，《三姑记》文字里透出的悲苦牢牢抓住了她，想到自己白天下田种地、干家务，养活六个孩子和二位老人，照顾病中的丈夫，每日只为生计而奔波，她泪流满面，无以为继。“好在病房里还有两床病人，家里的妇女也在陪床，她们晚上陪我一起说话，一起写书，我才能完成整个《三姑记》。”
老人说到这里，语音渐低，关于女书的交谈令她陷入伤感。
她想起了那几年，因家中穷困，耕地的牛都雇不起，自己只能用双手犁地，她便把压抑和痛苦编成女书唱出来。“别人看了都夸我写得好，其实，我只是把生活记下来。”记者、学者纷至沓来，纪录片拍摄团队也来了，一直追着她到田里。她也曾受邀前往日本进行学术演讲，第一次离开大山，第一次坐上飞机探索新世界，透过舷窗看见大海，却因为这次出国差点和丈夫天人永别，至今仍有隐痛。清华大学的教授邀请她去北京，帮助编辑修订女书合集，恰逢那一年非典爆发，校园封闭，她担惊受怕差点以为回不来……过去的画面和女书纠缠在一起，似乎冥冥中有不幸的频率共振，老人生活中的美好都曾随着女书坍塌和消失，余下痛苦的回味。
何艳新不愿再去回忆。她吃了一颗糖，只想回味现世平静中的一点甜意。
离开河渊村的路上，胡欣讲了她和女书的故事。大约在何艳新翻译《三姑记》之后不久，整个江永因为女书而沸腾，他们第一次知道平日里哼唱的歌谣竟然如此独一无二，甚至外国人也专程跑来学习，当地掀起了一股学习女书的热潮。2000年，女书传人胡美月在村里开了一个学习班，召集当地的妇女利用晚上学女书，课堂就设在浦尾村的祠堂里。“我们小时候，村里能有什么消遣，小孩就跑一跑爬个竹竿子。”听说晚上有课上，大大小小二十来个妇女带着孩子，把学女书当做夜饭后的消遣。年仅12岁的胡欣也在其中，和母亲还有堂姐们一同学习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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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孩子学汉语，都是先学拼音、部首，单个的字，然后词组造句。我们学女书不一样，老师直接把一篇歌给抄在黑板上，大家跟着读、跟着唱会了，再把文字抄回家去。女书的发音是我们平时讲的永明土话，所以读起来不难，学的是如何写，学翻译，还有学刺绣。”
女书的字体与众不同，以点、竖、斜、弧四种笔画组成，其中没有横竖，也没有提、勾、折，清丽娟秀，如春风吹拂杨柳，又宛若削肩细腰的仕女。即便不懂意思，光看这些女书绣在衣带、手帕上，或者写在扇面上，就是一种视觉上的艺术。我们还记得在女书博物馆的时候，胡欣刚好在写字，游客看到之后便围上来，拿手机问她“这个字要怎么写”“我的名字怎么翻译”“能不能帮我写一下”，这并不只是单纯的好奇，而是第一眼便被美感征服的亲近心理。12岁的胡欣，也曾被同样的美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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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一阵学习热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一股更强劲的风，吹进了山区。经济开放，企业发展，课堂里的姐妹们坐不住了，一个个跑出山外，进入城市和工厂。如果没有意外，胡欣本应该在年龄渐长后离开浦尾村，加入外出的打工队伍，女书成为她童年留下的一段模糊记忆。“和我一起学的堂姐早就不会写也不会读女书了，只有我回家乡，继承了女书。”
由江永县城向东北驱车十多公里，抵达悬有“中国女书村”字样的牌楼，便进入了女书岛。一座朱红吊桥跨过永明河，通向四面环水的浦尾村，胡欣就生长在这里。
“很多人问过我，传承人平时是不是很空？不会，我有很多要做的：要练字，女书打开知名度以后，最早有书法家注意到，他们以女书为载体写书法，光这一项就很值得花时间去练去琢磨。我还要做绣工，博物馆的周边，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绣的，这也是一个费功夫的。当然最难的是用女书创作。打个比方，用女书写出好听的句子，像写诗填歌词一样，前两年我给何艳新老人写了一封信，她读完还纠正了我，说有几个字我写出来但唱着不好听，得用其他押韵的词语替换。”
【上图】胡欣写给何艳新老人的信
【下图】何艳新老人写给胡欣的信
在乡间平缓的时光中，胡欣从故纸堆中感受到一个个生命细微的喜悦或沉重。看得出来，她乐在其中。和很多非遗传承人一样，驱使胡欣继续往前走的，不仅仅是责任感，更多来自于深入钻研后获得的精神价值。城市人获得了“快”，就失去了“慢”，获得了大量重复的商品和建筑，同样以失去不能复制的文化作为代价。胡欣选择了后者，在传统文化中，她能发展事业，也能找到乐趣，工作、生活和趣味渐渐变得一体化，这种状态，绝大多数城市人都难以抵达。
2010年，胡欣代表女书传承人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在湖南活动周期间进行女书习俗展示，带去了共3万字、127米长的女书长卷。也是在这一年，胡欣通过读、写、唱、创四项考核，成为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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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欣的女书故事里，不再有上一代人那么多的眼泪和阴霾。还是一样的女书，和一眼就能辨认的细长外型，但环境变了，胡欣身处新的时代，女书在她手里便自然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纹路和肌理——那是一种更接近浪漫主义的气质，对爱情、温柔、友谊和爱的倾向。
不久前同事出嫁，她和几个会唱女书的同事在婚礼前复刻了女书传统的“坐歌堂”。出嫁的前三天，新娘在堂屋里贴着彩纸，生起炭火，穿上嫁衣坐到正中间，六个“歌伴”姐妹围着火堆坐到她两侧，一首接一首地对歌，叙事、道情甚至猜谜，把新娘唱得哭了又笑、笑了再哭。“完全可以看做是古代版的‘单身派对’。‘坐歌堂’规模小一点的要三天，分别是嘈屋、小歌堂、大歌堂，要是规模大一点，可以连续做45天，好朋友和伴嫁姑娘早早抱着被子铺盖到新娘家里住下，和她一起准备，一起刺绣，享受最后的自由时光。”
有了“轰趴”，Glamping又怎能缺席？农历四月初八，是当地的“斗牛节”，也是江永女性自己的“妇女节”。这一天，同村的未婚姑娘邀请嫁出去的好姊妹回村聚会，每人凑些黄豆腊肉、油盐柴米，或置办些零食，就在野外搭灶生火吃喝一日。娱乐活动从一大早上开始，互赠女纸、女扇、女帕和女红，一起唱歌、习书、做女红，尽欢一天，在火热的气氛中，充分表达她们的情感和诗意。
过去，节日是女性在常年繁重劳作中为数不多可以抬头喘一口气的出口。如今，胡欣和女书传承保护者更希望藉由这个日子传播古老欢乐的习俗，他们在博物馆后面里林地里搭起野炊场地，在每年斗牛节举办大型的女书传统庆祝活动。
女书很传统，但胡欣的思想并不拘泥守旧。传统节日也好，书法也好，甚至用女书作为文身，只要现代年轻人能在传统女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元素，在她看来都挺有意思。“非遗是起源于民间的艺术，当它们被人选择了作为载体，便具备文化符号的意义，成为了我们的共同记忆。”女书一代代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保留一种文字或是一种曲调。女书是活的，它最好的活法，就是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冰冷的博物馆里。
在女书园博物馆，胡欣每个暑期都开班教授女书。
胡欣依然坚持每个暑期开班教授女书，学生有附近村子的女孩，也有不远千里而来的外乡人，甚至外国友人。“别小看外国人，他们用国际音标可以发出相当标准的音。”胡欣不知道其中哪个学生，未来会成为传承人，但她发自内心地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守护、一起传承。
出品：孙哲
策划：ELLE专题组
监制：VIVIANE GAO、吴桢
摄影：雷文晴骜
编辑、创意统筹：KIKO、JIAWEI
造型：PEAR（Tide_Studio）
化妆、发型：MIX.CZ
采访、撰文：徐文瀚
设计：SHU
摄影助理：青木、郭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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