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开创晋商的辉煌历史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巨头
雷履泰，实业家,中国票号创始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中国金融业泰斗——山西票号创始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贡献很大。平遥县细窑村人。出身农家,因家贫弃学经商。 办事干练，颇有才华。清嘉庆年间，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人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受亲友间异地汇兑的启发，发现汇兑的商机，于道光元年（1821）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果然营业旺盛，遂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随着日升昌的汇兑业务的发展，日升昌的分号遂遍及全国各大商埠。日升昌的兴盛引发晋商广泛投资票号，山西票号鼎盛时期一度执金融业牛耳。日升昌的副经理毛鸿翙（hui）因不满雷履泰的管理风格，转而投身“蔚字号”，锐意经营，与日升昌激烈竞争，遂使中国的票号业更加繁荣成熟。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当年晋商在汉口建立的羊楼洞茶叶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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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而优则商的晋商传统
雷履泰自幼读书，后弃儒就商，办事干练，颇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薄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
崇文门
外草厂十条南口、
天津
汉口
重庆
等地也设有其分庄。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终结帐，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盈利颇丰。道光初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帐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
“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
晋商
创办经营，故亦叫“山西票号”。在此之前，虽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
茶叶
、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
济南
西安
开封
成都
、重庆、
长沙
厦门
广州
桂林
南昌
苏州
扬州
上海
镇江
奉天
南京
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连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雷展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协理（副经理）为毛鸿翙。起初二人团结一致，相处融洽。以后，随着“日升昌”业务繁荣，分庄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巩固，雷、毛两位掌柜之间产生了矛盾，且日趋尖锐。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自己一人的功劳，踌躇满志，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从而引起毛鸿岁强烈不满。随着二人互相猜疑，发展到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辞职要挟东家，迫使毛鸿翙辞职。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昌拟组票号，即聘毛鸿翙为总理。毛鸿翙在“蔚字号”锐意经营，誓与雷履泰决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劲，毫不示弱。他用雄厚资金，减息放款，加息存款，汇费少收等法，广争顾客。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
道光
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O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并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
民国
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至今还留存的日升昌
雷履泰夜梦“日升昌”
道光
三年(1823年)，西裕成改营票
故居内的马车
神仙
住的天堂大院，推门进去，只见里面更是珠光宝气,碧瓦琉璃，真是一座流光溢彩的洞天福地，正在雷掌柜目不暇接之时，忽见东方朝霞虹景里，两轮红日喷薄而出，那金辉与宅院 相映，更是璀璨壮丽，令人叹为观止。訇然一声只见天上开了一座大门，天界众仙飘然而至，向西而去，这时许多神仙都频频招手，约他同去，于是雷履泰就觉得自己身如飘带，冉冉登上仙界，当他回首坐谈间，却见妻儿正向他招手，正欲带他们同去，不料众仙中，一位黑脸天仙跨步上前挡住去路，雷履泰猛一激凌，翻身越起，竟是一个离奇的梦。 这时雷看看时辰，已交三更，回想梦中情景犹历历在目，梦中意向分明是一个事业飞黄腾达的吉兆，于是他想起这几天一直为确定总号的名称而反复思索，但不甚满意。他曾想过“广聚源”、“兴隆盛”等名号，后来都一一否定了。因为这些名称里虽有
财源广进
,永盛不衰之意,但似乎总缺少一种开创“票号”这一独特行业的新气派，新气象。这时，一个崭新的思想火花在他脑海中闪现出来，而且立刻汇聚成这样几个字，（二日并升光照 大地的情景）“日升昌”这个名称太好了，东家听了也一定会高兴的。雷履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他开门来到院中，东方的天色已经曦微，又一个晴天丽日来到人间！ 为了适应新开张的“日升昌”票号业，东家李大全真的说妥买下“西裕成”斜对面木器铺的地方，然后根据票号生意的需要设计修筑这座“万古流芳”的日升昌大宅院。
汇通天下源自诚信二字
日升昌票号轶事：汇业经营，不欺童叟
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
同治
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
汇票
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换完衣服择日出殡后，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十几年熬过来，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日升昌票号，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清朝乾隆年间已资财雄厚。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嘉庆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名失传)，在平遥城皇庙赶
庙会
，突然算命先生指着一位风流后生说：“李老爷你若能把这后生收下日后定大发其财”。李大全问为什么?
算命先生
答：“这后生外表风流成性，挥金如土，实是怀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难供这后生开销，只有像李老爷你这样的财东才能供起后生的开销，李老爷要信得过鄙人，年后定金银无数”。李大全听后说：“哪我就养活他一年看这后生是什么奇才”。算命先生又说：“李老爷不过鄙人有话再先，这后生想去什么地方、想做什么你都要答应他”。李大全稍思后说：“只要他不犯王法”。随后二人便把后生召唤过来，问后生叫什么，家住哪里，想做什么？得知后生叫雷履泰，家住细窑村，想去京城，时过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青的雷履泰送到了西裕成颜料京城(
北京
)的分号。
雷履泰到达京城后无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乐，并用二佰俩银子买了一只百灵鸟，大把的开销银俩使的西裕成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收不赢支，分号告急，李大全从平遥总号拨银给京城分号，时隔不久京城分号又告急说：“雷履泰 将用二佰俩银子买的百灵鸟送给他人，这样的败家子弟怎能养的起”。李大全命分号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与什么人玩，在做什么?话说雷履泰将
百灵鸟
送给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爱新觉罗·旻宁
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
道光皇帝
，雷履泰就用这只百灵鸟打开了戒备森严的皇宫大门。
一日雷履泰进得宫去看见旻宁太子愁眉不展，便问其因。旻宁太子说：“由于年成不好，全国响马四起。救灾银俩和粮草经常被抢盗，国库空虚。父皇(嘉庆黄帝)为此大动龙彦”。雷履泰听后说：“如太子能让我面见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现银运送被盗抢”。旻宁太子听后忙带雷履泰面见嘉庆黄帝。雷履泰把“即不需要劳师动众,又能防止现银被盗抢的汇票”想法面奏了嘉庆黄帝。嘉庆黄帝听后认为是个上策，但必竟先朝先祖无此例，就下口御以西裕成颜料庄名誉，向民间踌躇银俩放货获利，以资国库空虚，就这样延生了中国笫一张汇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化与经营下，清朝政府的莫许支持下，年终只是上缴皇宫的锐银，就用骒马驮着便排满了京城十里长安街。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成立，开创了
中国银行
史上笫一家票号。总号设于山西平遥西大街，财东李大全，经理雷履泰。
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
螃蟹
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如今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
铜钱
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
日升昌
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arbitrage）。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
印刷
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
汇通天下
”的奇迹。
票号的企业结构和治理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
现代企业制度
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
几近完美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 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到日升昌时期，票号的
组织结构
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
电视剧
乔家大院
》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
乔致庸
，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
哲学家
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顶身股的创新
“顶身股”是晋商的
发明创造
，有人把它比作当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获得渠道不是购买，而是服务年资和表现）。这是当时特有的企业激励体制，也是协调东伙利益关系的基本举措。具体做法是：东家的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是为身股，俗称“顶生意”。身股与银股相对应，不交银子，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是票号里的“虚拟”股本。身股与银股一样，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掌柜和伙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则会追加股份。反之则会降职。这种顶身股制度，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
身股如此重要，想获得也十分艰难。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磨炼，才能取得顶身资格。商家选学徒，比丈母娘挑女婿还要严格，而且还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进号以后的三年学徒期，对于常人来说十分难熬。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
蒙古语
等；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准告假，脏苦累贱，一样不缺。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调侃语来说，就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牛还多，身份比猪还低”。从装水烟、递毛巾到倒夜壶、叠被褥，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现在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有点过份，而且似乎不见得同经商技能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正是这种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养成经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脑筋活络、察言观色、心机灵动。学徒期满，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变成票号的伙友，但是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这十年期间，伙计从早上东方发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满天关门，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台”的说法。许多学徒，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中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身股的预期。这十年，也是掌柜观察伙计、辨识人才的过程。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龄，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在具体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准则：“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身股的数额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数量，由东家确定。一般的山西票号，大掌柜往往可以顶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号比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为九厘。也有个别票号，大掌柜顶到十一二厘。从二掌柜以下，身股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计）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经营中的职权大小相对应。由低到高，顶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户，商洽生意，掌管杂事；顶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应酬买卖，决断一般营业（对于这种可以上柜的伙计，客户打招呼时就开始以“掌柜的”尊称），但大事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就已经进入中层，可以定夺一些较重要的生意，独立开展业务；顶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经成了票号的台柱子，
大宗交易
可直接拍板，盘点分号，核算盈亏，甚至掌管全局；顶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属，他们通常不过问小宗贸易和日常营业，而是决断重大疑难，进行战略设计。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取得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
票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号规也是严格的。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
赌博
，不准吸食
鸦片
，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他的弟弟冀体和，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在晋商群体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他的弟弟觉得不妥，劝说无效，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父亲令他尽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过得蛮舒服。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报告总号。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拒绝他进门，宣布断绝
父子情
分。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勉强度日。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杀。冀体谦人财两失，鸡飞蛋打，彻底沦落。有这样的前鉴，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
至于票号的具体经营业务，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在当时，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
东京
大阪
横滨
神户
以及
朝鲜
的新义州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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