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作品会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是因为小时候在天津的生活型塑了她的口语。她在上海浸润多年后，以外来者的视角去观察，才会养成一种身在局中又如同局外人的上海的腔调。我与广州或者岭南的其它地区是一种亲密跟疏离同时伴随的状态。”95后新锐作家宗城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与广州这座城市的关系。
近日，宗城携新书《至少还有文学》举办读者分享会。广州方所、扶光书店联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邀请到青年作家宗城、独立制片人蒋能杰、非典型记者肖瑶、青年作家索耳，就文学与写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广州方所活动现场
扶光书店活动现场
宗城，广东湛江人，1997年生人。文字学徒，足球爱好者，做了一个方言味比较浓的播客《席地而坐》。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西师大书评奖。作品散见于《单读》《西湖》《ONE》《财新周刊》《SIXTONE》等杂志或媒体，出版作品集《至少还有文学》，目前正在写小说和做公共空间观察。
《至少还有文学》收录了宗城在2018年至2021年间创作的三十篇作家作品论。本书是一部文学随笔集，分为上中下三辑。上辑“心灵的辩证法”主要探讨的是作家对心理深度的挖掘，如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张爱玲等，他们的文学关注人的心理活动、人对记忆的处理方式，聚焦现代人在精神层面所要面对的全新挑战。中辑“挤掉自我的奴性”关注作家“向外突破”的勇气和对社会的反映，如契诃夫、卡夫卡、王小波等，伟大作家往往既能写出人心灵的煎熬，也能感受到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下辑“经典细读”则是比较纯粹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在这一部分，作者更为关注的是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的文学及其背后的思想与美学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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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普通读者的经典文学指南
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在《至少还有文学》的序言中，宗城阐明了对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如何影响了生活，生活又是如何反哺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为什么作家们能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谈及创作之初的想法，宗城说，他怀着“给普通读者写一本经典文学指南”的愿景，试图在“学理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把作家们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出来。
《至少还有文学》的写作是否遇到了挑战？针对肖瑶的提问，宗城坦言，“例如在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那篇文学随笔的时候，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菲茨杰拉德与编辑珀金斯、作家海明威的故事，以及他信件内容的轨迹变化，来勾勒这个作者创作思路的演变。怎样把文本细读和故事性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难题”。
对于文学评论、批评等概念的界定，索耳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读《至少还有文学》的时候，我想到库切也写过《异乡人的国度》等文学评论集。在我看来，批评和评论不太一样，我更愿意是批评。那么，批评是作者的附庸，还是独立的文体？如何甄别批评在现代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显得颇为重要”。
宗城认为，“文学评论常被混淆为软文型写作，或者说文学解读、文学介绍，但理想的文学评论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存在，比如布罗茨基《小于一》就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艺术感染力”。此外，除了概括文本的部分，一篇理想的文学评论还应体现作者的判断力、审美力，“能立于与作家平等对话的站位，告诉读者作家为什么写这部书？作品为什么立得住？甚至能够站在跟作家同等对话的视角告诉读者作品的局限性。比如解读陀氏文学作品，就要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谱系及当时的社会环境”。
肖瑶赞同宗城提及的文学评论“视角”问题，她认为蒋能杰编剧的《矮婆》等电影作品兼具民间、乡土视角和文学艺术视角，“新奇地把现实延伸到电影，又从电影延伸至现实”。蒋能杰表示，电影剧本的写作得益于文学的滋养，“八九十年代，高中的我经常买旧书摊的纯文学杂志，读余华、莫言的作品。大学时期投稿小说受挫后，就换了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其实文字也好，电影作品也好，都是用于表达自我，青年作品中最可贵的东西也是‘表达欲’。无论是故事性强的，还是比较先锋艺术的、实验的，只要你在用心写、用心拍，评委是能感受到的”。
“打工人”的自由写作
与会嘉宾谈及近年来的生活，索耳坦言，“前年我回到了广州，现在在做出版，但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继续。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自由写作者，因为考虑现实压力，目前还不是，但现下正在写一部和南方有关的长篇小说”。
扶光书店活动现场
宗城则阐释了自己对自由职业的看法，“现今自由职业与传统工作的分野没有那么巨大，零工现象特别普遍。自由职业者准确来说只是脱离坐班制的工作者，其实更像是有写作爱好的‘打工人’。此外，相较于给予人空无感的热点输出、媒体写作，我更迫切地希望把时间投入到我想创作的东西上”。
近年，宗城开启了非虚构的创作计划“边境的拯救”，将前往大兴安岭、新疆喀什、广东湛江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另外，完成一部与岭南文化型塑有关的学术随笔和一部长篇小说，也在宗城的计划之中。
肖瑶与宗城同届毕业，她对自由职业的生活体验很感兴趣：“和坐班相比，自由职业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宗城表示，“自由职业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首先你得做好自己的财务管理，这件事听起来虽然俗气，但现实就是打工人要靠写作养活自己。然后你得是一个好的推销员，不挂靠某个机构，就需要克服耻感、向目标群体更好地表达自己”。
肖瑶对宗城的阐述颇有共鸣，她也关注到自由职业者可能多会“踩过坑”。宗城说：“我在大二时，给某音频平台写过一篇解读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讲书稿，改了一个月，改了四稿，最后因为没签合同而追讨无门。”此外，他提到了译者翻译作品前需先取得原作者的同意、要留心自己的稿件是否有被盗用等，以减少“无用功”。
纪录片创作往往也需要面对挑战。蒋能杰表示，“我毕业以后出来工作了三四年就开始独立了，早期几年因为没作品、没有影响力、没有资源也是特别困难。以前比较内向，后来学着努力打造自己的IP、建立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就是让人家知道、认可我的东西”。
“新南方写作”体现的是多元性
谈及广东，宗城、蒋能杰、索耳都与广东这片土地结缘，肖瑶对于“广东这片土地给予创作者怎样的思考？”这个问题饶有兴趣。蒋能杰说，“我是2017年才来广州的，可能是出于对南方戏、香港电影、粤语的喜爱。我觉得广州相对自由、开放、包容，公民意识更强一点，在这里可以找到三观接近的人”。
扶光书店活动现场
索耳在小县城长大，非常熟悉城中村的景观，他表示自己有在城中村生活的计划，“其实是我的房子到期了，租房预算也要减少，所以打算去中山大学附近的城中村住一下。我不知道未来的城中村会怎么样，但至少它为收入不高的外来务工者提供了一个栖息地，这是非常宝贵的地方”。
近些年“新南方文学”一词流行，索耳对该提法不以为然。他认为“‘新南方文学’的范畴很大，更多的是体现多元性。即使这个标签能带来辨识度，但应该没有作家喜欢被贴上标签。现在所谓的方言写作，也是为了贴标签增加辨识度”。索耳认为语言是一个迷瘴，有时候你以为在塑造它，实际上它在塑造你。
宗城表示“新南方文学”等新词的诞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小众作家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但实际上非常无序，读文学还是应该回到作家、作品本身。“以林棹的《潮汐图》为例，我发现它混合了粤语、潮汕话、客家话、欧化语言等多种语言，但销量颇佳。当你全情投入你的感受，一定会有人感同身受。我在2021年曾给《收获》匿名比赛投稿过一篇使用了一定粤语词汇的小说，得到了一些编辑的认可。与其说刻意使用方言，不如说你用它写作的时候节奏感、代入感更契合。语言是构建场景的方式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做在地性处理的作品，哪怕表面上尝试用很多语言，但是依然能找到目标读者。”
小众也能找到目标群体
就虚构与非虚构议题而言，宗城从两者的异同展开讨论。他认为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创作者动笔前先要对生活有深切的感触。“我在广东湛江、天津、北京、上海等城市之间奔走时，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迁徙感，这种感觉促使我抒发情感，于是我写了一篇非虚构文章《迁徙记》。小说层面，在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不存在》中，我虚构了一个曾经存在于北京亮马河边的公共空间，这是源于我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感触的现象：很多青年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之后，在学校之外还有很多交流的公共空间、社区”。
而不同之处则在于，虚构最大的魅力源于它是不可预知、不确定的自由文体，这也是宗城至今最喜欢虚构文体的原因；而非虚构有更高的道德准绳，经典的非虚构更强调“自我的消退”、作者要克制阐释欲，《至少还有文学》的第一篇文章《躲藏的艺术：袁哲生小说论》，写的恰恰是一个选择“自我消除”的作家。
方所活动现场
索耳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伐木之夜》里提到了“自我消除”概念，“作为一个90后，我观察到这一代人可能生活在更封闭的空间，前进、后退都变得非常困难，所以选择了寻找边缘化、回避追问价值。《伐木之夜》的主角‘我’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后在荔枝园工作，与历史渊源有一定关联”。同时，索耳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身处自媒体时代，一位内容博主能抵达的读者可能比在期刊上发小说抵达的读者更多，是迎合读者，还是找到同温层、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宗城给现场读者签名
宗城认为“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绝对，实际上会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切换，他更赞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提出的“星群”概念。那些表面上被指责“躺平”“自我消除”的人，实际上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当我们讨论到所谓的逃离北上广的时候，我觉得更真切的原因在于，不是青年人主动想要逃离他们曾经渴望的场域，而是高地价、低流动性的环境在客观上迫使很多人撤离，只能在其它地方创造他想做的事情”。此外，宗城表示在讨论传媒时代如何抉择这个话题时，不能陷入极端市场主义和非市场主义，只有坚持打造优质作品，那么即使小众也能找到自己的目标群体。
活动现场，读者朋友们踊跃互动，对宗城、蒋能杰、肖瑶、索耳四位嘉宾讨论的文学阅读方式、自由写作及作品创作历程等话题阐释了自己的思考。
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