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类不断探索所处之地，并把这些探索成果以图案或文字记录下来，地图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载体。中外地图学史发展迥异，各放异彩。从中西地图之中，不但可认识到地理、历史等知识，也可窥探制图者及其时代的人文思想。本文尝试从“纸纳乾坤─从天圆地方到寰宇天下”展览的相关展品和文献，探讨中西地图学史的异同与相互影响。
地图的诞生
先民对于所处的地方和未知的领域，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基于实际的需要，进行各样的探索活动，并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地图便因而诞生。有说夏禹时的“九鼎图”是中国最早的地图，而中国先秦时期的典籍已有关于地图的记载。《管子》云“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可见中国的早期地图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而《周礼》亦提到“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说明了中国早有保存国家地图的专官。现存的中国古地图之中，多为军事、行政和区域地图。河北省中山出土的铜版〈兆域图〉（约公元前310年），可说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墓域地图。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约公元前3世纪），以及长沙马王堆发现的汉文帝帛书地图（约公元前168年）更为中国早期地图学史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约公元前168年长沙马王堆汉墓〈驻军图〉，湖南省博物馆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在西方，地理学（Geography）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指“大地（geo，earth）的描述（graphein，describe）”。（注1）世界最早的地图，有说是公元前2700年苏美尔人绘制的古地图，而大英博物馆则藏有约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刻划了远古时代巴比伦的城市和海洋。有别于中国地图的实用性，西方早期的地图多用于记录和研究。（注2）约2世纪时，著名的希腊绘图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100－170）所著《地理学》，是探讨地理学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世界地图和区域地图，并说明了投影等绘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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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世界地图〉，大英博物馆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由于中西国家过去对地球的认知、绘制地图目的和技术并不相同，以致其地图文化史有不同的发展。不过随著元明时期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明清时期传教士来华带来的天文和科学等知识，中西地图文化相互交融，地图史学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天地与人
《易经》云：“上为天为乾，下为地为坤。”乾坤代表了天地。又《淮南子．原道》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因此中国古地图又称“舆地图”。根据东汉蔡邕〈表志〉，中国传统的天地观主要有三种：一为《周髀算经》“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二为东汉张衡“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的浑天说；三为东汉郗萌“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的宣夜说。“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中一种影响极深的宇宙观，古人多以为宇宙是圆形的天覆盖著平坦的地，正是这种地平的观念使传统地图难以正确地绘画出弧形的地面。在天和地之间，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同时强调人的重要性，“天人合一”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哲学思想，人生与宇宙合而为一，（注3）有学者更认为这观念和中国古地图的实用性有密切关係。（注4）
西方古典时期则以两个概念来解释世界的秩序，一是数学规则的科学思想，另一是神治的宗教思想。（注5）西方早就从物理科学的角度，对于地球的形状作出研究，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已提出地球是球体的理论。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并开始在中国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在1602年向明万曆皇帝献上〈坤舆万国全图〉，其中便附上了大量文字和图案，解说地圆说及其他天文知识。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地图之中不难看到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中世纪的“T-O地图”，同时亦有不少风俗民情的描绘。因此，地图不单是地球表面自然世界的描述，也是土地上人类及其宗教思想的纪录。1493年《第二世界地图》，香港科技大学李兆基图书馆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世界的中心与未知的领域
《礼记．王制》称：“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包含了天朝居中，其外皆为夷的观念。因此传统中国地图多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以外的地区则欠缺详细，形状也较细小。例如明代曹君义绘制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可见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其外的欧洲、非洲和加拿大等地均描绘得极为细小和粗略。
另一方面，中国人同时积极探索远方未知的领域，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颁旨绘制〈大明混一图〉，是其中一幅中国年代最久远的世界地图，其所绘地理范围包括日本、朝鲜、爪哇、非洲及西欧等地，已较完整描绘出非洲的轮廓。明罗洪先的〈广舆图〉据元朱思本〈舆地图〉修订而成，当中亦有远至非洲的描绘，形状约同于〈大明混一图〉。另一著名明代海图〈东西洋航海图〉是中国第一幅标有罗盘与比例尺的实用航海地图，该图所绘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东达日本列岛和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并清楚绘出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东西洋航路。此外，明代郑和曾率领大明船队七下西洋，并绘制〈郑和航海图〉。这幅航海图是在郑和逝世约200年后，被茅元仪收录在1621年《武备志》中，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全图採用山水画式的画法，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图中表明了航线所经各国的方位等资料。可见早在明代，中国人已曾抵达非洲等地，并绘制海图。
明天启元年（1621）作〈郑和航海图〉，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西方早已绘有世界地图，也有以自己国家为地图的中心，例如前文所述〈巴比伦世界地图〉或托勒密《地理学》中的世界地图，均对后世有极大影响。阿拉伯人对这些地图作了深入研究，1154年伊斯兰地图学更出现了重要的〈圆形世界地图〉。当时的西方国家对遥远的中国地理还没完全掌握，部分世界地图中标示了中国，但所载的资料却不完全正确。1584年，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名为〈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的世界地图集包括有中国地图，图中的中国呈长方形，标示了不少中国的地名，但部分海岸线却不正确。其后在麦卡托（Gerardus Mercator）和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绘制的中国地图，也是以矩形为主。1540年塞巴斯强．敏斯特（Sebastian Münster）〈亚洲第八图〉可见“丝国”（Serica），即是中国。但由于当时欧洲还听说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支那”（Sina）的地方，因此在图中又加上了Sina的地名，同样是中国的地名。
1584年〈中国地图〉，收录于奥特利乌斯《世界概观》，香港海事博物馆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1606年〈中国地图〉，收录于杰拉杜斯．麦卡托《地图集》，香港海事博物馆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图像符号与文字
地图中的位置、大小、装饰图像和空间的描述，不仅是客观的资讯，也涉及了绘图者对距离、位置、重要性和观感等的主观概念。（注6）地图包含了很多独特的符号和图案，中国早期的地图就採用了多种符号形式来表达河流、聚落和道路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已有不少符号，明罗洪先〈广舆图〉亦列出了地图符号图例，如山、河、路、界、县等。除了使用简单的线条和符号来勾画地理表象，中国古地图另一特色就是以传统山水画的形式绘制，运用平面与立面并行的形象画法，富有独特的艺术色彩。此外，中国古地图亦附有不少文字。例如清代〈福建广东海防航海图〉可见不少航海资料，图中标明九龙潭红香炉水深九丈馀，可泊船避风等文字。另一清代长卷地图〈广东沿海统属图〉亦附有秀丽的正楷字体，详列了鸦片战争前珠江口的地理形状和市镇分布。此图上的文字注释主要为管治范围和沿海航行的资讯，也有提及船隻避风处或水深等，如“佛堂门（今香港东龙洲）港深大流三丈，小流一丈五尺。至新安县内河水路约有一百八十里，新安县大鹏营管，西至九龙二十里”。
19世纪初〈福建广东海防航海图〉，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西方地图构图精美，附有夺目的图案，不少图案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例如1493年的〈第二世界地图〉（Secunda etas mundi，图8）把亚洲、欧洲和非洲分别画成由闪、含及雅弗（即《圣经》中诺亚的三个儿子）支撑，地图四边则画上传说中表示风向的传统神象和其他异兽。西方地图不乏异兽、动物或风土民情的绘画，值得一提的是，1540年〈亚洲第八图〉中的半人兽和中国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传统神祇图像十分相似；在同时期的〈非洲大陆地图〉也可见一些动物和传说中的独眼巨人。前述1606年麦卡托《地图集》内的〈中国地图〉，图中亦画了欧洲传说中的中国风动车和日本基督徙因信仰而接受刑罚的情况。1674年，传教士南怀仁呈上名为〈坤舆全图〉的世界全图予康熙，图中融入了中国地图的特色，附有多段文字注记，并绘有一些动物、怪兽及帆船等图案。此外，附刊在1625年英国出版《帕恰斯的朝圣》的中国地图〈皇明一统方舆备览〉，应是参考了明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图中绘有利玛窦和中国男女的画像。这些画像、图案和文字内容不但展现了绘图者对未知世界的想像和好奇，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塞巴斯蒂安．蒙斯特1540年作〈非洲大陆地图〉，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南怀仁1674年作〈坤舆全图〉，此为1860年重刻本，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收录于1625年英国出版《帕恰斯的朝圣》，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计里画方”与经纬
魏晋南北朝时的裴秀（224－271）提出“制图六体”，为传统地图的测绘提供了格式规范和理论。而中国传统地图其中一种主要绘制方式“计里画方”，即按比例以方格来绘制地图，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清代。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地圆说、经纬度和数学等新观念，康熙为了方便统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召集一批传教士测绘全国地图，在中国各省制定经纬度及进行测绘工作，费约十年时间完成〈皇舆全览图〉。而后乾隆亦派遣传教士进行全国测量，并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绘成〈皇舆全图〉，覆盖范围比康熙〈皇舆全览图〉更大。可惜这些地图深藏内府，难以普及民间，因此中国当时仍有不少地图採传统方式绘制。此时的中国制图者虽然已开始认识到经纬度和投影的重要性，却未能完全掌握相关知识和接受其中的概念，因此也有传统计里画方和经纬线在同一地图上出现的特别现象，如1832年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清末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光绪帝为了改革政治，设立会典馆及续修《大清会典》，其中〈大清皇舆全图〉用圆锥投影绘制，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可说是中国以自身力量制作的首幅现代中国全国地图。
1909年〈大清皇舆全图〉，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2世纪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中已说明了投影等绘图方法，但直至16世纪麦卡托投影出现，西方的地图绘制才有了重大的发展。英国航海导航员和数学家罗伯特．达德利于1646年出版的地图集，是17世纪最重要的航海地图集，即採用麦卡托投影法绘成。地图集中的〈南海航海图〉显示了中国南部包括广州、澳门及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东沙图等地区。此外，义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7世纪来华，在中国各省测定经纬度，其后于返回欧洲时，把从中国带回的一系列舆图，包括〈广舆图〉和他自己的测量记录，于1655年编成〈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他在〈广舆图〉的底图加上经纬线，提供多个地区的位置，并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
卫匡国1655年作〈中国新图志〉，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旧学与新知
中国传统思想根深柢固，自成一个独特的系统，不易接受外来的知识，“西学中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明清时传教士来华，包括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和利玛窦等人，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亦带来西洋科学知识。他们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献上自鸣钟及地图等物品，从而引进大量西方科技和绘图知识，在中国朝廷和士大夫间引起极大迴响。前文所述利玛窦献给万曆皇帝的〈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影响极深，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世界之大，以及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当时不少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地图及知识深感兴趣，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他和利玛窦亦师亦友，合译《几何原本》等书；徐光启亦自著《测量异同》等重要科学著作，他们均对中国科学和地图发展有举足轻重的贡献。
清中末以后面对列强的入侵，中国士大夫渐渐意识到学习西方知识和科技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后，魏源受林则徐所託，在林氏《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海国图志》。书中引用了大量外国著作，并载有以经纬度绘制的地图。此书深受当时的士大夫所欢迎，西洋学说得以逐渐传扬，并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对晚清改革运动具有启蒙作用。自1860年代起，自强运动在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领导下展开，以“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为核心思想；京师同文馆及上海广方言馆相继设立，旨在培训精通外语的人才，后来规模扩大，也开设科技、化学、算学、舆图、万国公法、医学、天文等新式课程，并出版了大量开启民智、影响后世的书籍。同治七年（1868），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翻译馆，翻译出版有关海防军事的工业用书。西方传教士在编写和翻译书籍上贡献匪浅，如傅兰雅、丁韪良和毕利干等。许多书籍均由寓华的西洋人士口译、国人笔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魏源作〈海国图志〉，文贤阁石印重刊本，私人藏。（香港海事博物馆及借展单位提供）
在西学东渐的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和地理知识亦广传至日本及欧洲等地，促成中外文化和地理知识的交流。传教士对中国绘图发展贡献良多，他们在中国取得大量的地理资讯，并把这些资讯带回西方，丰富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出现了较准确的中国地图。例如前述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此书对当时欧洲出版的中国地图有很大的影响。另外，法国传教士于清康熙时在中国进行全国测绘工作，后来把测绘成果带回巴黎并绘制图集，其中唐维尔（J. B. D’Anville）制作的中国地图更被收录于杜赫德（J. B. du Halde）1735年所著〈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litique, et Phusique de L’ Empire de Chineetdela Tartarie Chinoise），该书成为18世纪欧洲出版有关中国的重要书籍。其后于1737年，唐维尔亦出版了〈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