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习惯。每次买到新书，都会随手翻开扉页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购于何地，几十年来一直不变。
我的书架上，有几本封面已很陈旧的书中至今仍清晰地写着：1981年5月购于汉沽新华书店。它们分别是《红楼梦》、《唐诗选》、《宋词选》等。扉页上，尽管蓝色的字迹已褪色，但我的记忆却异常深刻。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朋友神秘地告诉我说，明天汉沽新华书店要卖一批新书，据说都是文革中的“禁书”。这家书店小时候我经常光顾，但我知道早在地震中震毁了，难道又重新启用?半信半疑的消息让我浮想联翩，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令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早起来赶往新华书店。没想到，爱读书的人这么多，那里已排起了队。
数了数我是第七个。队伍中有相识的朋友，也有陌生的人，但大多是上了点年纪的人。
这是震后的新华书店，坐落在新开中路，它的对面就是过去的盐母三官庙，后来改成了礼堂小学。书店是个小二楼格局，在地震中被震毁了，一楼勉强可以营业。它的房顶苫盖着旧油毡，形成了简易建筑，给人以一种破败感。而一侧高大的房山就那样兀立着，裂开了几道缝。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透过裂隙照进来，那几缕光线显得十分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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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感觉那光线一下映照进了我的脑海。
那次，买书用去了我七块多钱。《红楼梦》（上中下册）4.1元、《唐诗选》（上下册）2.1元、《宋词选》1.3元。别小看只花七块多，我当时的工资才三十多元。
以后，汉沽新华书店易地再建。我自然还是它的常客，一如既往地看书、买书。但脑海里始终没有忘记，那透过房山高墙穿过来的几道光线，哪怕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也不曾消失。有时正在看书时，竟会下意识地抬起头，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那记忆中的几束光就像舞台上的追光灯，照耀着我一路前行。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商品大潮中，街上先后冒出过好几家书店。但没过多长时间，又先后关门，他们便纷纷对外处理各类书籍。那天，等我赶到一家书店的二楼时，不禁大吃一惊——这里简直像是一个菜市场，人们像挑菜一样，熙熙攘攘，大呼小叫，来往穿梭。由于场面混乱，只见书籍遍地，狼藉一片，令人心疼不已。我挑了几本，都是些故事书、教科书、连环画等。但每本书上都盖着蓝色的戳儿：作废！书价倒不贵，每本一块到三块钱不等。
这次例外，我没有在扉页上留下任何字。
去年，汉沽新华书店修葺一新，店堂宽敞明亮，装潢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开业之时，因为我是书店的常客，与经理又是多年的至交，他便诚邀我做一场以“书香伴人生”为主题的读书讲座。为此，他们还利用店门口的大屏幕滚动播出活动预告，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项活动。
在书店搞读书讲座，我还是头一次。想象一个人在书的重围中，侃侃而谈书籍对人生的教育和影响，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那天是个周末，来了很多的读者和朋友。有我熟悉的长辈，也有素昧平生的读者。在那个二层楼挑高的店堂里，大屏幕已亮起，百十平方米的地方摆上了椅子，人们很快就坐满了，宽敞的空间显得狭小和拥挤。于是，来晚的人索性就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我。而他们的背后或旁边，就是一排排高大的书架。
从我这里看去，那是小说专柜，那是历史专柜，那是人物传记专柜……看到这场面，我忽然产生了一丝胆怯，底气也不那么十足了——生怕自己在讲座中一不小心，张冠李戴或谬误百出。那么，很有可能那些先贤或哲人们默默地潜伏在字里行间，起初沉默不语不屑一顾，最后忍无可忍勃然大怒，冷不丁从书中跳将出来与我理论一番，闹得不欢而散颜面扫地……
终究，我还是慢慢沉静下来，心如止水。
于是，我忘记了自己今天的身份，慢慢讲起了这家书店的前世今生——记忆中那高大的房山上的几道裂缝，阳光穿过缝隙后传递给我的震撼与温暖。
我知道，万物皆有裂痕，那又怎样？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四十多年来，我曾循着那道光亮，走在人生崎岖的道路上，百折不挠，秉烛夜读，不舍昼夜，让我所写的一本本书也跻身于这家书店的书架之上，供人们购买与阅读。我们曾多次在这里举办新书首发式和签名售书仪式……星转斗移，历经劫波，今天还能与大家坐在一起，分享读书给予我的快乐，回味书籍的养分与滋润，这无疑都是汲取了书的营养后产生的一种巨大能量。
于是，我的心底像涨潮一样，被一种自豪与幸福所填满，不能自已。
那年，本来是到桥沽村找一位农民诗人谈稿件，却被他的邻居临时抓包，去主持一场婚礼，成就了一对新人的美好姻缘。
35岁时，我在汉沽报社当副刊编辑。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一位农民诗人的诗稿很有味道, 但需修改、打磨。 按照地址, 我骑上自行车辗转找到桥沽村他的家里。我的突然造访，使他倍感意外, 又诚慌诚恐, 他没想到一个报社编辑竟然会跑到他的家里来谈稿子。
谈完稿子，眼看到11点了，正准备辞行。忽然一个老大爷挑门帘闯进门，对着诗人央求道:” 大侄子, 快救救场吧，主事（持）人他们家有事不来了，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
看着来人焦急无助的表情，我深表同情。
诗人在村里也算识文断字之人，大爷来求助说明他的人缘和地位。他听了也站起来焦急地说: “哎呀，你这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 我上哪给你划拉人去?”
这一说，大爷更着急了，双手在身前不住地抖落，急得在屋里团团转。
忽然, 诗人把目光停在了我的身上，一把拉住我兴奋地说：“哎——我可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王大编辑你来救救急吧!”
让我去当临时的婚礼主持人?
我立刻推托:“不行不行，我从没干过!”
诗人却认定我了: “你这形象这气质， 没问题啊!”
大爷一听，也上下打量我一番，眼里放光，像突然抓到了救命稻草: “你家的亲吗?小伙子，奏(就)你了!”
说着， 两人不由分说连拉带拽把我从诗人家里带出来，往大爷家走去。
说实话，婚礼我没少参加，也当过证婚人，但给别人做主持我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一边走，我一边寻思：这也算半夜下饭馆——有啥是啥吧！成人之美嘛。
离老远看到, 现场很热闹, 临时搭好的台子贴着大红的“囍”字, 半空拉着彩色的飘带, 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有几个青年男女边唱边扭，听曲子是《今天是个好日子》，烘托着现场气氛。
穿过纷乱的人群, 走进新房，人们都用一种惊喜的目光望向我们, 像盼来了救星一样。我知道，他们这是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殊不知，我从未干过这一行当。
一进屋，我却镇定下来了，不知不觉进入了角色，说: “快找红纸来!”
我迅速调整一下思路，向围拢过来的人问了一系列问题：“前来出席婚礼的都有哪些人、新郎新娘叫什么、你们有没有特殊要求等，并一一记下来。然后在红纸上凭着记忆飞快地写下了开场白，然后是婚礼的简单议程。
我一边准备，一边看表。心里暗暗着急。
因为按当地婚俗，婚礼必须在中午12点前举行, 否则……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原来婚礼主持人的父亲突然病故, 才导致这边抓瞎了。
11点58分, 我看吉时已到，拿起麦克风走向台中央。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我1980年入职当记者, 1989年进报社做文艺副刊编辑兼记者，写新闻，搞创作，早就历练了一身本领，让我面对突发事件时可以从容面对，毫不惊慌，游刃有余。
婚礼圆满礼成，诗人目光中露出了无比钦佩的表情，因为在乡亲们面前，他的脸上也有光。他感慨地说:“王大编辑，没想到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开席了，主人热情挽留我喝喜酒。我推托有事, 谢承过后，告辞回程。
新郎父亲带着一家人的感激不尽，拿着一个紅包追着硬要塞给我，说：“大编辑啊，你可是救了我们家大急了，要不然咋弄呀。孩子的一辈子大事啊!”
诗人替我收下了。再回到诗人家，他打开一看：200块。 那时, 我的工资是900多元。我说:“这钱说啥也不能收，今天我也没准备，更没随礼钱，你就还给人家，权当我的随礼!”
诗人说:“这是奖励你的，收下没人挑理!”
我摇摇头, 坚辞不收。
2006年, 我学驾照时, 一个组的师弟准备结婚，坚持请我做主持。我西服革履，郑重其事地为他们主持了一场婚礼。 可惜一年后，二人分道扬镳，成为遗憾。
过后不久, 区委当会计的大姐找到我, 说她外甥是个孤儿要结婚，想请我去做主持。他们只要一个简单、喜庆的仪式即可。我受宠若惊，不负使命, 如约前往，为两个孩子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我想，临危受命, 送上祝福，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胆识，丰富了阅历，也算做 了一件成人之美、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