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又出新书了，一本由重庆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十八梯》中短篇小说集。
数十年来，王雨在从医之余倾情文学创作，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单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出版的《填四川》等长篇小说就达八部之多，加上不时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界》《红岩》《长江文艺》《四川文学》《滇池》《四川戏剧》等发表的小说、散文以及他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电影、话剧、京剧剧本，林林总总，连我这个老文友有时都禁不住会来上一句：“哎，你老兄就不能消停一下，让人家喘口气吗？”他却每每笑答道：“就是你当年让我‘误入白虎堂’的，还没向你追责呢！”还不时反过来要我为他写文作评。我虽然婉拒的多，但先后也认认真真地为他写过几篇评论。
这回老兄来了个先声夺人，在我尚未看到《十八梯》小说集时就接到他的电话：“告诉你，这对我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集子啊，《桂阿姨》也收进去了，我在《序言》中专门提到了当年的事儿……”
拿到集子后，发现他在《自序》中写道：“当年，我还不认识的《红岩》文学杂志年轻的余德庄编辑，他在来稿中发现了我的中篇小说《桂阿姨》的手写稿，推荐发表了。这激起了我写小说的激情，也与他建立起了友谊。”看罢心头不禁一热，似乎突然发现自己也曾“年轻”过，而且还曾做过这种能让别人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得的事情……
我是1979年年中到《红岩》文学杂志的，报到后立即被安排投入复刊第一期的编辑工作。因为有况浩文的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一双绣花鞋》）和合川老作家邓兴林的《苦难》等作品垫底，复刊首期一炮而红，创下了首印17万册，加印5万册，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读者排百米长龙购买的盛况。
紧接着复刊第二期又发现和推出了周克芹后来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红岩》的声誉推向了具有全国影响的高峰。
其后《红岩》又接连发表了老作家张昆华的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蓝色象鼻湖》、王群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彩色的夜》和叶辛的长篇小说《风凛冽》等产生了全国影响的作品。是年在杭州举办的全国文学期刊大会上（本人随《红岩》主编马戎生先与会），《红岩》和《钟山》《清明》《江南》一起被誉为当时的大型文学期刊“四小名旦”之一。可以说，那几年是《红岩》杂志自改革开放复刊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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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来自本土和全国各地的稿件“多得用箩筐装”，而所能选用的稿子不是百里挑一，而是两三百里挑一。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稿子堆里偶然发现了《桂阿姨》手写稿的。记得当时我几乎是一口气读罢全稿，十分兴奋，觉得这个稿子“有门儿”：人物和故事都已基本成型，只须在一些重要的情节和细节上适当修改，文字上再作些打磨就可以发了。我将原稿和审读意见一并上报后，得到二、三审领导的认可，便按稿子留下的地址电话，直接联系作者来编辑部面谈。
尽管是初次见面，因为有了《桂阿姨》这个媒介，所以两人就少了许多初见时的生分和拘谨，在落座后的聊谈中似乎还有一种投缘的快意。我到《红岩》杂志之前，已在《云南日报》当了七年的文艺副刊编辑。或许是多年的编辑职业习惯使然，在具体谈及对稿子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时，我很坦率地将对《桂阿姨》的可圈可点的“好”和“不尽人意”之憾都一一罗列出来。尤其是需要注意修改的地方，一点点地说得不厌其详，连同皱眉叹气都无所遮掩地出来了。
见王雨一直默然不语地听着。在聊谈中我已得悉，他虽然是初次尝试写小说，但以前曾在部队宣传队搞过创作，转业后还曾写过公映的电影剧本《年轻的朋友》和其他作品，并非一般的青涩作者，就担心他是否接受得了，于是便略带歉然地探询道：“我是个憋不住话的人，如果言语有冲撞，请多谅解啊！”
不想他却站起来一把握着我的手道：“我是当过兵的人，就喜欢这样直来直去！嘿，今天这趟来得太值了，收获满满，不虚此行！”然后觑了觑我办公桌上大堆的稿件，便要我留个姓名和办公室的电话给他，准备告辞了。
当我把写着自己名字和办公室电话的字条交给他时，他不无惊讶地盯着我说：“你就是余德庄呀！我看过你在《十月》上发表的中篇《红玛瑙》！哎呀……”说着便又落坐下来，侃起他读这篇小说的感受来。
《红玛瑙》是在《十月》1983年第3期上发表，也就是我们那次初见的前两个月。因当时在一些老同志眼里，编辑搞创作并不受待见，我一直没敢张扬。当时办公室时正好没有其他人，我便情不自禁地跟他聊了起来，这一聊就海阔天地地一直聊到临近下班方才作罢。我送他出门时特意叮嘱他:“前面提到的修改意见，是经编辑部集体研究过的，后面的即兴闲聊，哪儿听就哪儿丢得啦！”
他回答说：“对于编辑部老师的修改意见我心悦诚服，完全接受！至于你所说的即兴闲聊，却是我今天此来最感畅快的，真是这样！”
数日后王雨如约送来了修改后的《桂阿姨》。我立马阅读，发现他对说到的修改意见大致都处理到位了，当即签署意见再行送审。
编辑部的领导和老同志对能在来稿中发现这样一个出自本土的“新人新作”很是欣喜，也十分看重，特意让美编请画家高济民作了两幅配文插图，在1984年第1期的《红岩》杂志上醒目推出。
可以说，因《桂阿姨》而发生的这番初识初交，奠定了我和王雨以文结友的交往基础。尽管两年后我就调离《红岩》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但他只要有了什么较重要的创作想法或发表了比较重要的新作，都会告诉我，让我“提提意见”，可以说他的绝大多数比较重要的小说我都拜读过，且与他交换过看法。而且一如初识时那样，直话直说，褒贬无忌。坊间时有耳闻的“多栽花，少栽刺”的为人处世之道，从未影响过我们这种见仁见智、有啥说啥的文学交往。
这些年来，我先后也曾为王雨的作品写过几篇评论，也都是紧贴作品实话实说，从来没有过应酬捧场的客套或应付了事的情况。
王雨的长篇小说《水龙》问世后受到文坛关注，我也认为这部小说是他在创作视野上的一次突破，非常可喜，但在与他交谈时仍直言：“我觉得作品也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即水龙这个主要人物的设置，和想要通过他展现那一段重要的川江历史显得不太匹配。”
后来我以《一次令人瞩目的文学攀登》为题写了一篇评论（《文艺报》2005年4月24日刊登）。从标题就不难看出我对这部长篇的首肯，但因其不是本文的意旨所在，在此不赘，仅将上面所提问题的评析辑录如下：
任何作品都免不了人们见仁见智，我认为，《水龙》亦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在塑造“典型环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小说创作的根本要旨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把握上。
作者在自述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时说，《水龙》是想通过一个普通川江汉子的命运悲欢，再现那段遭逢百年巨变的川江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在涉及相关的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时，作者总是以史书般的宏大视角大铺大张地展开……而水龙这样一个身处下层的普通船民，由于其社会地位和活动领域的局限，使其与作品中所涉及的相关历史和重大事件不能不产生一种相当大的距离感和游移感，两者基本上是各分头一头地进行讲诉，显得隔离和脱节。尽管作者花了不少力气来进行拉近和链接，但先天使然，难以从根本上弥补。
小人物的命运当然也可以折射重要的历史进程或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种折射和反映应通过与他们的具体身份、处境和命运，采取相适宜的叙述角度和令人信服的渠道来予以实现，方能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作品在这一非常重要的构思设计上，显然是有所缺憾的。
我之所以乐于与王雨交往，不但是因为他有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尖锐意见的雅量，而且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有进取之心的文学追梦人。这从他在《水龙》问世十余年后创作的同样以川江为背景的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开埠》中看得特别清楚。
我认为《开埠》是王雨所创作的所有历史题材小说中，迄今为止品相最好，也最值得一说的作品。
《开埠》和《水龙》一样，叙事的年代都是百年前闭关锁国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被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不得不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成为大量洋货乃至鸦片毒品的倾销地并通过川江一直伸向西部的内陆重镇重庆。只不过《水龙》的主要正面人物是一个常年跑川江讨生活，面对横行无忌的洋人洋船义愤填膺，却只能怒目而视或小有泄忿之举的普通船工，《开埠》的主要正面人物却是一个身为夔关监督，能直接与洋船洋人交道周旋，且能在一定范围内守护民族权益，与洋人斗智斗勇的朝廷命官宁承忠。因此后者较这前者，就有了更为直接和广阔的施展拳脚的历史舞台，而且能通过他这个身处历史漩涡的人物，把当时的朝廷“上意”和下层的“民情”有机地展现出来，因此整个人物的丰满度、复杂性和分量都不是前者所能相比，成为小说中上下皆通，左右逢源，恰到好处的“中心人物”。
为此，我写了《历史的认知和艺术把握》一文（《文学报》2017年12月28日刊登），文中说：正是置身于这种历史关口和官场夹缝中的特殊处境，使宁承忠，这个既敢于对不法洋人亮剑，又不得不听从上命忍辱负重；既看重名节洁身自好，又不得不周旋于贪官污吏三教九流之间；既向往仕途，又眷恋亲情；既不舍旧物，又暗赏新风的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本书的主人公脱颖而出，成为令人信服的“这一个”，也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人格象征。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作者的思想倾向，文学创作更是如此，但就小说而言，这种倾向应是有机地融入作品，不能勉强地外加于人物身上。在这个分寸的把握上，《开埠》也做得十分精心、到位。作者无疑对宁承忠抱有深刻的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但作品的前半部甚至大半部，在行笔上基本都是隐而不露，把其作为一个处境尴尬的人物来状写的。但作者显然不愿让其成为那个气数已尽的末代王朝的殉葬品和已属腐败透顶的官场的牺牲品，到底应当如何让其最后能“得其所哉”，作者显然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作品最后没有为其选择那种愤而隐世或杀身成仁之类的悲怆壮烈的结局，而是做出了一个更符合本书内容和人物性格逻辑的选择，即挂冠而去却不脱离尘世，最后成为一个得以善终的时代老人。
为了写好宁承忠最后的思想转变和人生归宿，作品用了相当多的铺垫笔墨，先后安排了几个对其冲击极大的事件。一是身为朝廷命官的他，在爱妻雪瑶和丫环杏儿双双被日本兽兵强暴，朝廷竟无法惩办凶犯，至使其家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公仇私报；二是他身负皇命，人赃俱获地掌握了黑道人物李泓寿和日藉奸商赤井一郎内外勾接大举走私的案情后，不但未能将二者缉拿归案，反而被其后台率先下手，锒铛入狱；三是他的爱子宁继兵和爱媳范晓梅参加反清起义双双殉难和二弟承业为保他不受牵连，竟然行贿成功的事实，使他越加“悲哀朝廷之黑暗，更理解继兵、晓梅的所作所为。”发出了“与其在官场里做假，还真不如做个实实在在的草民”的心声，终于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其脱离旧营垒，走向新生活的最后的转变。1911年后，即使是在热心公益事务的爱妻王雪瑶被暗杀，三儿子宁继强（武厚德）在履行公务时身负重伤的双重打击下，仍无怨无悔地挺了过来，直到寿终正寝。
由于宁承忠这个处于全书核心的头号人物的成功把握和定位，《开埠》中林林总总的众多历史人物可谓满盘皆活，包括围绕在他身边的妻子王雪瑶、红粉知己喻笑霜、胞弟宁承业及继富、继国、继强（武德厚）、继兵四个儿子和邹胜、范晓梅、姜霞、李灵雨等等，以及先后粉墨登场的安邦、霍柏明、李泓寿、李顺和威妥玛、立德乐、赤井一郎等各色各样的中外人物，大多也都把握精当，成为背景不同，处境各异，个性鲜明，决无混淆之虞的大大小小的“这一个”，即便只是短暂现身的人物，如皇上、太后、元老重臣、官吏商贾、袍哥船帮、店家食客、贩夫走卒直至推车卖浆者，也都各得其所，在川江码头、重庆市井、烟台海湾、上海洋场直至紫禁皇城等等为背景的历史舞台上，各自生动传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共同形成了《开埠》中多姿多彩的小说人物群落。重庆开埠，这一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内陆近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在这些人众的喧嚣闹嚷中，鲜活而令人信服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开埠》中对于当时重庆和川江的自然景观、社会世相、民间习俗、市井风情、土货特产乃至人物衣饰、方言俚语等等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也都有活色生香，可圈可点的描写，囿于篇幅，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忍不住将自己觉得作品尚存在的若干“不尽人意”之处白纸黑字地“挑剔”了出来：倘若书中能对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和感情煎熬写得更深入一些，将某些可以更加出彩的情节展开得充分一些，将全书的倒叙穿插安排得更合理一些，或许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现在来说说本文标题上所提到的《十八梯》。王雨将其作为这部新集子的书名，足见对其的看重，而我与这篇小说的相遇，却缘自一次近乎“隔山打牛”的经历。
2021年6月某日，我收到王雨以一位电影制片人之名发来的一个邀请参加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十八梯》研讨会的邀请函，并附上了剧本全文。作为重庆人，我当然熟悉十八梯，而且知道近年来市区两级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对其进行整体改造，意欲打造成类似洪崖洞的老城区旅游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就猜想此电影剧本可能是受邀之作。一问王雨，果不其然。多年来老兄一直在文学与视影间游走自如，此前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产房》改编成电影剧本，拍成后反响不错，剧本获“重影杯”一等奖，公映后上了央视电影频道。他在电话中照例喊叫：“喂，一定要来哈！”我欣然同意。
不料当我读完剧本后却大感犹豫了：老兄怎么会写出这么个本子？“敷衍之作”？到时候说什么呀？立即电话给他。他却不假思索地回道：“跟以往一样，想说啥就说啥，没关系！”
到现场才发现，这个“剧本研讨会”的场面远超我的想象，偌大的会场里高朋满座，至少有五六十人之众！看到以职务高低为序的发言名单，方明白今天的主角乃是区里和街道、社区的各层级各部门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以致一位文艺界老同志在发言时直言不讳地说：“我看今天这个会不像是研讨会，像是造势会。”也可以理解，电影是需要多方支持的。
因为我的发言排序靠后，会议开始前王雨曾专门跑来对我耳语：“等会儿你抢在前面讲就是了！”我不免诧然：老兄不知道我不可能对这个本子说恭维话吗？
幸好是排在后面，使我有时间来考虑这个言到底该怎么发，然而在听到主持人点到我的名字一刹那，所有的预想全都烟消云散了，在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便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我在看完剧本后的第一感觉：
“剧本中三个主要人物：柳天、明月和葛哑巴两男一女，都是在十八梯土生土长的街娃街妹，剧本除了对三个人的具体家庭背景有过简要交待，画面上出现的主要就是三个人轻松愉快地在老十八梯的梯街曲巷和老屋旧景间游走，轮换充当地陪和游客，相互介绍十八梯的历史沿革和今昔变迁，依然存在或已经消失的旧物遗址和一些“隐秘”之地，以及各种“民间故事”和“古今传闻”等等，就跟从小在解放碑长大的三个街娃街女相互打听和介绍解放碑的这样那样一样。
“我很奇怪，以王雨的文学功力和创作经验，怎么会写出这剧本？只有一个解释，这剧本是写给十八梯片区改造的有关负责部门和潜在的金主们看的，意在引起他们的重视和青睐，以便慷慨解囊，资助拍摄这部电影……”
当时只顾说得痛快，停下后才想到，后面这个话可能会使当事者之外的人误以为王雨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经济考虑”，就想解释两句，因为我知道他绝非这样的人，《产房》电影是制片人刘岗主动请他按照他发表于《小说界》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投拍时和成功后他没要过一分钱稿酬。但犹豫了一阵觉得清者自清，不必多此一举，也就没再画蛇添足了。
散会后，同行的一位文友调侃道：“老兄今天的发言火力有点猛啊！”
我不禁回道：“有点过分，是吧？”
他说：“确实有点，毕竟是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中啊，当时我就坐在王雨近旁，真担心他受不了呢！结果发现他还好，一直认认真真坐在那里听……”
念及当时的情况与平时那种小规模的单纯研讨会确实还不一样，我就感到至少在言辞上应该有所节制。
同行朋友大约也看出了什么，又说道：“不过我也听过你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基本上都是实打实的，针对性比较强”
我说：“不过那也得看人，要值得也经得起实打实的才行。”
他笑着打圆场道：“王雨经得起也值得，值得。”
会后我去了上海，原本只打算待上十天半月，不料一去就遭遇新冠疫情，被困了将近一年！
返渝不久就收到王雨这本新出版的《十八梯》小说集。我断定集子中所收的短篇小说《十八梯》与那个电影剧本有关联，王雨说过，《十八梯》电影剧本是应制片人刘岗邀请写的，他是先写了小说，对方认可后，才改编的剧本。当我一口气读完集子里的首篇《十八梯》短篇小说之后，一颗悬着的心悄然落到了实处。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那二男一女，但我担心会以一种方式重现的那些被我当年视为不妥的情节，全都不见了踪影，展现在眼前的乃是一个面目一新，读后真正能对十八梯产生喜爱和联想的有感人的人物和故事的有滋有味的短篇小说。
我给王雨打去电话，在往常一样的笑声中，他大声道：“就是你那次的‘痛批’和文友们的真诚建言，我认真修改了小说，在《长江文艺》2021年10期发表了。我还认真修改了电影剧本，已获国家电影局拍摄批号，正筹拍《十八梯》的院线电影。哪天约几个好友聚一下，我一定要当面敬你一杯！”
我佯嗔道：“你不晓得我是烟酒不沾的人啊？”
他说：“那就敬茶吧，茶你总要喝吧！”
我说：“现在疫情未了，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他顿了一下说：“嗯，那就欠着吧，欠着吧！”
我笑道：“到底谁欠谁，谁敬谁呀？就说《桂阿姨》吧，你当年的所作所为，不也是对《红岩》和我这个编辑的的支持吗！《十八梯》也一样啊，不是因你那个剧本和那个会，恐怕直到现在我仍对十八梯这块风水宝地不甚了了！所以拿到你这本新书，我就闪出了一个念头，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从到》你看如何……”
电话里立即传出他高八度的声音：“啊，太好啦！君子无戏言啊！说话算话，一定要写，一定得写，这个事情就定啦，定啦！”
在文学界常听到一种倡导：应该把“文人相轻”改为“文人相亲”才对。但仔细琢磨，觉得“文人相轻”固然不好，不过“相亲”二字却有些玄乎且易生歧义，况且老祖宗也说过“亲则疏”，亲到亲了，却变成疏于交往也不是个事儿呀！：
我觉得文人交往还是“以诚相见”为好。我自感用这四个字来看待我和王雨四十年的文学交往也基本靠谱，直到现在，虽说彼此都年事已高，照理说应该心平气和了，但只要一谈及作品，仍是一如既往地有啥说啥，不时还会来个面红耳赤。不过总体上仍是我“唇枪舌剑”为多，他则相对温文尔雅。这不完全是性情使然，恐怕还是从初交起，我就担当了“编辑”角色有关吧，而“编辑”是绝不能说假话套话隐瞒自己的真实看法的。虽然我的种种见解并非总是精当对路，泥沙俱下也在所难免，但王雨却早自有“去粗取精”的本事，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乃至甘之如饴了。其实这也是我和许多别的文友交往时存在的情况。
古人说“开卷有益”。从另一面说，我在读王雨或别的文学同仁的作品时也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收获，我在评析他们的作品时也同样整理和深化了自己的思维和见解，而被点评者的回应也常有卓识之见，使我受到启发。所以这种文学交往其实是一种各得其所，砥砺同行的关系，或许可称为文学的“诤友之交”吧。
从《桂阿姨》到《十八梯》，不觉间已过去了四十度春秋！我和王雨尽管年事渐高，却仍痴心不改，不舍不弃地躬耕于文坛，且颇有老牛自知桑榆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情态，而且彼此间不言文学则罢，只要言及，依然难免穷真究里。可贵耶？堪笑耶？两人似乎都已无所谓，反正早就习惯成自然了。
作者：余德庄（中国作协全委会原委员，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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