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元廷是高丽的外交对象之一，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曾以臣子的身份投降元廷，进而与高丽产生了一定的外交关系。
朱元璋所率领的红巾军力量与元朝势不两立，作为元廷的外交盟友高丽，自然对朱元璋不会产生任何的好感与交往念头。
不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随着元末明初天下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动，高丽对朱元璋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一、明朝、高丽外交关系的转变
公元1367年，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开始对元朝的最后北伐，徐达也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众望击溃了元大都的力量，消灭了存在99年的元帝国。
此次明军北伐相对而言非常的顺利，同年十一月就攻克了沂州，次年大明又将山东纳入了疆域范围内，李思齐、张思道等元朝将领皆被朱元璋所击败。
元末大都宫廷内部曾发生一场军事政变，权臣扩廓帖木儿成为了集军事、政治于一身的让大臣，明朝北伐期间他曾在太原制造了一场杀戮，使得明军的北伐行动所受到的阻力大大减弱。
大明朝建立之后，常玉春率军进攻山东德州，残元即使再不想启用扩廓帖木儿也必须要这么做，无奈之下他们废弃了大抚军院并恢复扩廓帖木儿的官职。
可惜的是，元朝的灭亡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的一件事情，即使扩廓帖木儿复出并率领大军阻击明军，最终明军依然攻克了诸多城池，元顺帝与奇皇后等皇室贵族仓皇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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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得以统一中原大地，真正实现了对元朝的改朝换代，虽然元朝在西北以“北元”作为国号随时准备复国，但朱元璋却没有给他机会，多年后蓝玉在捕鱼儿海击溃残元最后的力量。
明朝在进攻元朝的同时，也对南方和西南地区进行了统一战争，及至洪武中期基本中原大地皆成为了明朝的郡县，汉人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主宰。
言归正传，明朝北伐击溃元廷（大都）之后，此消息迅速传到了辽东以西的高丽，根据《高丽史》的记载“悉心备御”，可见高丽最初是把明朝当做假想敌的。
只不过，元廷战败的速度太快了，即使高丽想要派兵进行援助但却没有了机会。
没过多久，明军便攻下了元大都，再加上残元溃散的太快，明军贡献城池的速度又太迅速，以至于高丽对明朝的外交态度也在快速发生变化。
元大都陷落之后，高丽的君王就立刻召开了大会，讨论和明朝的外交事宜，这也是自朱元璋建立政权以来（从郭子兴时代开始）高丽首次讨论这件事情，此也成为了高丽和大明朝外交关系的转折点。
《高丽史》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高丽王派遣使者张子温到明朝表达友好之意，朱元璋也很大都回馈了诸多珍贵的珍宝和财货。
二、“吴王”到底是谁？
《高丽史》对首次出访中原政权的记载称之为“吴王”，然而在元朝末年中原政权存在三位“吴王”，一位是建立大明朝的朱元璋，一位是割据苏州的张士诚，还有一位是元廷的吴王。
如开篇所言，张士诚曾多次投降元朝并以臣子的身份存在，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张士诚曾先后几十次派遣使者出使高丽，高丽也曾派遣使者回访。
因此，对于《高丽史》中所记载的“吴王”身份不同学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看法，既有人认为是朱元璋，也有人认为吴王是张士诚，更有人认为是元廷的那一位。
《高丽史》对朱元璋的记载多为“大明”，基于此这里的“吴王”很有可能不是指朱元璋，另外张士诚虽然屡次示好高丽，但高丽对其态度并不是很热情，所以这里的吴王也并非指张士诚。
排除法先后排除了朱元璋、张士诚，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残元的“吴王”了。另外，高丽使者出使明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尤其对新兴的大明朝更是如此。
如此重要的事情不应该单单存在于《高丽史》中，像明朝有关的史书比如《明实录》也应该有相应的记载，但此事却在明朝相关的史书中难以找到，不得不让人怀疑“吴王”并不是朱元璋。
当然，也有人根据《高丽史》记载的“御史台、六部”等相关信息分析，元廷的吴王不会有这些机构，所以吴王所指的就是朱元璋本人。
况且史书中对于此事记载所使用的语言皆是“敬语”，也就是说在记载的时候用词非常谨慎，若“吴王”是一位地位低下的人朝下史官不可能用这样的尊称，所以这里的“吴王”很有可能是指明太祖。
当然，即使吴王张士诚是《高丽史》中“吴王”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在朱元璋称帝时张士诚就已经被杀了，但也不能排除他的可能性。
因为史书的编纂并不是在当时所写，史书的编纂有着很大的滞后性，也就是说时间存在一定的误差有可能性，若是高丽出使中原面见的是张士诚，吴王和御史台、六部等词语皆符合他的特征。
更何况高丽王曾派遣过张子温出使过张士诚，史书中对后者的称谓就是“吴王”： 遣礼仪判书聘于吴王，吴王张士诚礼待甚存。
那么为何高丽会派遣使者出使张士诚呢？大致就是想要了解中原政权的大局势，以及探听元廷、朱元璋等多方势力的具体信息。
另外，高丽曾在洪武元年商议是否和明朝开始外交，但在后来却始终没有主动发起此事，甚至于在几个月后还派遣使者出使北元朝廷，同年与第二年又多次派遣使者对北元朝廷朝贡。
高丽王做出这样的安排也不难理解，其一双方存在几十年的政治关系，若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算是，政治关系甚至达到了一百多年，都对彼此有着政治上的依赖性。
元朝存在的时候疆域辐射范围极其广泛，这个时候迫于元帝国的压力高丽王不得不屈服，但当元帝国覆灭、明帝国崛起，高丽可选择的外交方式便多了起来。
三、后期因局势不得不改变
大约在洪武元年的末期，明朝曾派遣使者赐予高丽“玺书”，很明显朱元璋赐给高丽玺书是想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体系，亦或者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
若是高丽臣服于大明朝的统治，那么便可以继续安定存在于辽东大地，但若是不承认亦或者说不臣服明朝的统治，那么双方即使一种敌对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赐予“玺书”的行为并不具备太大的敌意，也给高丽营造了一种友好、和睦的氛围，促进了双方外交关系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高丽内部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脱离元朝的统治体系之后高丽内部政权开始恶化，一些权臣伺机窥伺至高皇权，以当时恭愍王的力量根本就无法解决。
然而，若是在这个时候缔结一种新的外交关系，引入外部的力量来支持高丽皇族，这无疑对恭愍王的统治有着极大的帮助，也会显得更加安全、平稳。
因此，洪武元年末高丽、明朝的外交开始“破冰”，洪武三年的时候高丽还主动向北元示好，但随着明朝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这样的示好成为了一种过去，甚至于和北元的联姻也以无果而告终。
总的来说，高丽恭愍王执政的时代，高丽的外交主要对象虽然依然是北元，但与明朝的关系却从冰点开始走向温热，由最早期的亲近元朝逐渐向亲近明朝转变。
这样一种转变虽然有着元朝衰败、明朝强大的影响，但朱元璋并没有对高丽进行军事力量的威慑，也就决定了高丽和明朝的外交，与元廷的逼迫式外交有着巨大的差异，亦或者说前者存在极强的自愿性、自主选择性。
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自愿”、“自主选择”的概念呢？元朝时期尤其是蒙古帝国时期，蒙古骑兵的战斗力非常强大，诸多的政权不得不臣服于其铁蹄之下。
这样一种外交环境下，使得很多政权并不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与蒙古、元朝进行结交，更多是迫于军事方面的压力和威慑力。
明朝时期，朱元璋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更多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比如当时明朝对辽东的政策为“怀柔”，即不对辽东增兵也不对辽东扩充军事力量，仅仅是以经营的方式来管理辽东、平衡各个民族政权的势力。
因没有军事力量的威慑作为保障，所以明朝与高丽的外交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明朝经营辽东大地的时候，高丽在和平与敌对的关系之间来回徘徊，甚至加入游牧民族政权来抵御明朝的统治。
当然，朱元璋对高丽实施这样一种外交手段也是出于明朝自己的政治考量，毕竟明初的国家中心不是在辽东，而是在西北的北元与西南的大地，以及东南沿海的匪患。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