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继唐代鼎盛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在宋代日益成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均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峰。汉、唐、宋，并称为中国历史的“后三代”，与夏、商、周“前三代”遥相呼应。然而，北宋在繁荣的表象下，也呈现出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冗官冗兵冗费严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积贫积弱的王朝。在此背景下，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首要问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一大批儒家士大夫，纷纷站出来，以天下为己任，兼济苍生，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上演了波澜壮阔的改革与变法浪潮。司马光作为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怀着一颗心忧天下的热心，投身于政治洪流，对北宋后期的政治走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他为相执政后废除全部新法，不仅对于北宋政治，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时代背景
北宋初期，宋太祖统一中原，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藩镇及五代十国之乱，社会安定，文化昌明，科技发达。《宋史·太祖本纪》在记载这一历史功绩时，赞曰：
“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脏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牧司，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安功成，制礼作乐。……遂使三代以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到北宋中期，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北宋经济生产、城市商业、科技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表面上歌舞升平，又一个历史盛世出现了。封建社会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到达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北宋都城开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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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各种弊端纷纷暴露，特别是冗官、冗兵、冗费严重，国弱民贫，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不断。外部先后有契丹、西夏、女真、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内部各种社会矛盾也尖锐复杂，农民起义延绵不绝，可谓“内忧”与“外患”交炽，积弱与积贫并存，一直伴随着北宋王朝的始终。
积弱是指北宋军队庞大，人数众多，但缺乏战斗力，屡败于辽、夏。虽然与辽、夏相继媾和，但边境纷争一直不断，北宋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始终维持大量军队。到宋仁宗时，军队已增至100万，空前庞大。
然而，澶渊之盟后的和平局面，却使宋朝上下苟且偷安，武备松弛，士兵缺乏训练，懒散骄惰，导致宋军的战斗力极为低下。一是北宋朝廷吸取五代十国的教训，防范武将的意识非常强烈，边防主帅也逐渐起用文人。二是宋军主帅受“将从中制”、“事权分割”的束缚和频繁调动的影响，往往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很难实际指挥军队。三是军队腐败，将帅非人，士兵的军事素质也不高。如仁宗时，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有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骑兵上马，匍匐而手不敢离鞍。不仅开封市民相观以为笑谈，就连西夏兵听说要与禁军作战，都举手相贺，以为必胜。
“积贫”主要是指由冗兵、冗官、冗费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三冗问题是困扰北宋的沉重负担，其中，“冗兵最为大患”，耗去了政府财政的大半费用。其次是冗官。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机构中存在大量冗员，人浮于事，互相推诿，不仅办事效率低下，且加重了政府财政开支。最后是冗官、冗兵造成的冗费。庞大的军事和官俸开支，以及北宋每年还要给辽、西夏缴纳的大量岁币，再加上朝廷的挥霍浪费，到宋英宗时，北宋财政已经出现了赤字，公私困竭。
因此，虽然北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宋朝一代的国势大似东汉王朝，其封建经济的发展，没有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
北宋政治一大显著特色是文人治国、重文轻武。为防止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战乱重演，宋太祖推重文臣，抑制武将，削弱其兵权，防止拥兵自重。“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货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在宋太祖看来，文臣的危害止于贪赃枉法，武将却会起兵造反，割据称雄。因此，他为后世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由文臣节制武将。后来，元明清等封建王朝都秉承并遵循了这一方针。“杯酒释兵权”后，唐代武将担任地方节度使，独揽军政大权的现象彻底消失。宋代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边防事务，长官由文臣担任，基本杜绝了藩镇割据和内部军事斗争的威胁。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下，北宋王朝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吸收了大量文人士大夫进入到统治阶层。儒家士大夫开始成为宋代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并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与此同时，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具有“学者—官员”二重身份的儒家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程颐、程颢、张载、苏轼、王安石等，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以践履圣人之“道”为己任，以致君尧舜、回归三代为最高政治理想，并积极地付诸于政治实践。
司马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势积贫积弱，却充满理想与抱负的时代。财政枯竭，民力疲弊，军事孱弱，官员冗滥，外患威胁，起义蜂起，北宋朝廷陷入危机之中。司马光疾呼：“方今天下之势，危于累卵！”他惊呼天下形势已经坠入膏肓，警醒统治者正视现实，尽快拿出应对危机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治平二年（1065年），司马光给宋英宗上奏说：“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又上书道：“今灾异屡降，饥馑洊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朝廷夙夜所忧，宜以此数者为先，而以余事为后。”
北宋面临的政治危机，迫切需要一批有能力的政治家；而重文轻武、共治天下的国策，又给士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于是，范仲淹先开启了庆历新政的序幕，之后，王安石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变法。此时的司马光也认为“国家承百王之弊”，若要实现中兴，必须更新治道，革弊维新。“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他虽然没有王安石激进，但也有着改变北宋贫弱状况的强烈愿望，并提出了自己对治国一些方针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