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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与竺可桢
——读竺可桢日记
陈湘生
“（1949年）9月25日，星期日，北平，下午晴。三点至中南海怀仁堂开第五次大会，继续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表对于三文件之意见。今日讲话者共二十人，计郭沫若、刘晓、贺龙、朱学范、陈明仁、薄一波、马叙伦、张哗、邓宝珊、孙兰峰、蒋光鼎、黄绍站、黄敬、朱俊欣、吴奇伟、李秀真、吴耀宗、钱昌照、周信芳。以农民团体女代表李秀真发言最为率直。周信芳即麟麟童，说话如在演话剧。刘晓讲得最长。陈明仁讲反正经过最坦白，中间并穿插了蒙古代表及北京女子团体献花。六点卅一分散”。
这是竺可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的日记。文中“陈明仁讲反正经过”，即陈明仁将军讲述他在湖南和平起义的全过程。
陈明仁将军在首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竺可桢（1890.3.7—1974.2.7），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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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立于浙江大学校园里的竺可桢铜像
陈明仁（1903.4.7—1974.5.21），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洪源村（今醴陵市李畋镇洪源村）陈家岭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其生涯中，历任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官、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等职。1949年8月4日率部在长沙起义，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逝世。
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陈明仁上将
竺可桢与陈明仁，一文一武，一东一西，怎么会交集在一起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1月11日，竺可桢率浙江大学西迁，到达江西吉安。不到18周岁的长子竺津（希文）执意要投考军校，报效国家，于1月17日乘船赴南昌入学。竺可桢1月15日的日记记载到：“希文坚欲赴中央军校。余以其眼近视，于前线带领士兵不相宜，且年过幼，而该班乙级只六个月毕业，于学识方面所得无几，故不赞同其前往……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临行前，竺可桢亲自给竺津拍照留念，并写上：“希文初从军 廿七年一月”。
竺津从军前留影，摄于1938年1月
照片中的竺津，面带稚气，微微翘起的嘴角，显露出倔强的性格。最疼爱的长子执意奔赴战场，老父亲权衡家国重轻，“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他的心也随着竺津去到了军营。
1922年，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长子竺津、长女竺梅合影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预备师（简称预二师）是于抗战之初的1938年1月份，由贵州3个保安团匆忙组成。一经组建，即徒手奔赴抗战前线。临战前才发放武器，只训练了几个月就投入战斗，部队素质很差。1938年7月，陈明仁接手预二师后第二天，部队就参加了九江战役，在庐山东麓阻挡日军波田支队的猛烈进攻。波田支队相当于一个旅团的兵力，常住台湾岛，适应南方湿热气候，自投入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一直是日军进攻的急先锋，号称“陆地鱼雷”。预二师从午前鏖战至晚9点，损失官兵1849员，即奉命撤至后方。此后一边整补训练，一边担任芷江、衡阳、衡山等要地警备及松滋、宜都一带的长江南岸防务。其间，为提高部队素质，师长陈明仁利用中央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黄冈分校教育长李明灏这个“靠山”，大量招收黄埔毕业生任连、排级干部，其中就有竺可桢的长子竺津。1939年春，竺津毕业后，分配到预二师。
1940年任预二师师长的陈明仁
竺可桢在1939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希文来函知请假四日不准。他现在衡山第二预备师无线电排为排副，该师师长陈明仁”。
在1939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希文函，知渠已由第二预备师无线电排调至该师骑兵连作排长。惟该连并无马匹，只作步兵侦察队。何故调开殊不可知。似该师不久将开往前线也”。此时预二师正在松滋、宜都一带，担任长江南岸防务，已有开赴桂南前线的消息。
1940年1月初，陈明仁奉命率预二师参加桂南会战，从长江南岸防务阵地，星夜驰援广西，扼守邕（南宁）宾（阳）公路西北侧山地。竺可桢通过竺津来信知道了预二师的行程：“（1940年2月5日）下午接诚忘来函，内附希文（1月）二十号自宾阳寄明片，谓‘儿于柳州及迁江各上一函。迁江一天到宾阳，昨晚到的。今天搬家到乡下。此地离火线约百里或七八十里云云。今天大概是二十号吧。儿不死，有机会总上函问候大人，儿死了，就算了。谨祝福安。儿希文上’云云。读之痛心，晚作一复”。
即将上前线的儿子将生死置之度外，老父亲却痛心不已，读之怆然泪下。
竺可桢在1940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得振公二月二日函，知于上月廿四日乘雷宾南车赴迁江。得浙大战地服务团之助，得至行营见总务处长曹馨标。在此始悉第二预备师之标帜为‘仁’字（师长陈明仁）。电话副参谋长俞星槎，知陈师于上月廿一过宾阳，廿五至武鸣、林墟、坛立，去宾阳180里，武鸣140里。坛立、葛墟临高峰坳，过山即三塘……（振公）通电话与陈明仁长谈，谓骑兵连离师部五六里，希文任通信递步哨。哨线甚长，骤难召集。又谓其现状甚好，递步哨皆后方工作，可弗念云……”
上文中所提之人：振公即诸葛麒，浙大校长室秘书；雷宾南是民国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时任广西省教育部长；曹馨标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总务处少将副处长；俞星槎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中将副参谋长。
诸葛秘书写这封信，是向竺可桢汇报他1940年1月24日到迁江后了解的情况。此时预二师还未投入战斗，师长陈明仁才有时间与振公秘书电话长谈。1月28日，战斗开始，至2月6日，短短10天，满员约万人的预二师，伤亡近6000人，战斗人员基本打光。所幸竺津在补充团服务，后撤时仅担任断后掩护的战斗，才得以死里逃生。预二师退下火线，短暂补充后，重上南宁北郊阵地，与驻守南宁的日军对峙。1940年9月，全师奉命移驻贵州黔西县及四川叙永县整补，直至1941年9月。
1941年1月26日，竺可桢记载：“星期日，遵义……接郭惠苍教官转来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子良）来函，谓堂同志（希文）锐意求学，候机当为保送，本师尚驻黔西（大定）云云。因余托郭教官致函其师陈师长，嘱保送希文来步兵学校射击班，故有此复云”。
竺可桢毕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旧知识分子，所提要求实在不高：“保送希文来步兵学校射击班”。陈明仁答应了：“候机当为保送”。
在部队整补期间，竺津告假去重庆北碚探亲。1941年4月3日，竺可桢记载：“十一点半梅偕希文来。别希文已两年有半，长得不少。壁上量之，约英尺五尺十寸余，乃得高出余七寸，度其可达六尺之高也。希文于今年十一月始满二十岁……希文孩气一如曩时，而好问奇特怪僻之问题亦如曩时……偕允敏、梅、希文赴北碚，至公园。”
文中的“梅”是竺可桢女儿，“允敏”是竺可桢夫人。
竺可桢文中的英尺五尺十寸，约合1778mm；英尺六尺约合1829mm。竺津高出竺可桢七寸，约合18厘米，高出一个头了。但脾气未改，孩子气，好问奇特怪僻之问题。
14天后，竺津结束假期，即将返回部队。竺可桢记载：
“4月20日，星期六，（遵义）晨五点即起，因今日希文搭公路车赴贵阳往广西迁江从军。临行时交与鸡那、阿司匹林、扑疟母星及纱布、橡皮胶、红药水等件，又介绍汪济名片。时尚在晨光熹微中。告别时士楷亦已起来送别。希文唯带一小皮夹、一被毡卷与笠帽而已，不胜怅惶之至。余本意欲令希文留遵，预备考陆大，已与陆大教官及万耀煌等说妥。但希文谓：如进陆大，愿由部队保送，不愿以父亲之请托而入陆大，此其主意甚善，余亦未便违拗其意也……今日校中发去年八月至十二月最高国防委员发给之研究费薪水一成，余得二百七十元，除去希文在林树瑶所支旅费七十元……已无几矣……”
“5月16日，星期四……前日接希文明片，渠往迁江转永淳前方矣……”
万耀煌，陆军大学教育长，此时陆军大学也在遵义。竺津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不愿走后门，要靠自己的努力进陆军大学。
关于保送竺津入步兵学校射击班之事，转眼半年过去，机会还是没有到来。竺可桢在1941年8月17的日记中记载：“今日郭惠苍交来致陈明仁师长函，为希文说项保送至步兵学校入学员班。余即以快信寄往叙永第二预备师师部。”
1941年8月25日日记载：“余托林作函与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子良），嘱有机缘时保送希文入步兵学校学员班或陆军大学，林与陈甚相识云云。谈及杨杰，林谓杨系中国军略家第一人，即日本人亦推许之，杨与林均日本陆大学生”。
林即林薰南，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日本陆军大学 中华队第六期毕业。1936年陈明仁在陆军大学深造时，任特别班中将主任。杨杰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
但是，陈明仁将军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他被调职了，与蒋介石还大吵一架。下面是两个当事人的日记。
1942年2月28日，蒋介石日记：“……下午访亮畴病，与阮肇昌次长同游西山三清宫，见预备第二师士兵，军服破烂，比叫花子犹不如，心伤莫名，可知高级将领对各部队士兵日常生活，毫未视察也，可痛”。
陈明仁因为士兵服装破烂和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不至，而遭到了调离预二师的待遇。不过蒋介石还是给了陈明仁一次解释的机会，那是在4天后的3月4日。对于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陈、蒋两人在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先来看看蒋介石是怎么记的：“下午陈明仁来见，甚放肆，大言无忌，因之发怒，令宪兵扣押赴渝……”蒋介石在日记里用到了“甚放肆，大言无忌”，这在蒋介石一生的日记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陈明仁究竟怎么放肆和无忌了呢？蒋介石没有明说，所以还需看看陈明仁日记中的说辞。
陈明仁是这么记的：“下午……三时廿分到达金碧别墅，三时半晋谒，不数语即引起委座大发雷霆。余亦以此事太遭不白之冤，恃爱妄言，说明服装破烂，余不能负责。当时态度言辞不免过剧，致被收押，责令宪兵十三团于明日送往重庆。余以无罪，心甚泰然。侍从室诸友劝余暂时在该处休息，等待机会，俟其怒气稍平，当可挽回。四时，宋、关两总座到，侍从副官告以此事。两总座即来余处慰问，并自称力保。五时在该处晚餐。六时两总座将此事解决，恢复自由。”
宋：宋希濂，关：关麟征，时任远征军第十一及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均为陈明仁的黄埔一期同学。
就这样，陈明仁离开了竺津仍在服役的预二师。但竺可桢一直在关注着陈明仁。
竺可桢在1947年6月29的日记中记载：“四平街解围，共产党十六万人围攻之计划失败，守城者为陈明仁。”
竺可桢在1949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余与李承干往128号房晤章行严，谈半小时。渠方在学习俄文。前晚渠述年初和议经过……而李宗仁并不作主……此事遂告决裂……但程颂云则始终主和，故有近来陈明仁与程颂云长沙之反正也。”
文中章行严即章士钊先生，他向陈明仁传递了毛主席对陈的态度：“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指蒋介石）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章士钊先生是促成湖南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程颂云即程潜，是领衔湖南和平起义的两个人之一。
最终，陈明仁和竺可桢均选择了脱离旧政权，投向人民。
1949年4月30日，竺可桢离开杭州去了上海。5月19日，教育部长杭立武来电：“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弟杭立武辰巧”。竺可桢没有听从，在上海迎接解放。之后全身心投入筹建新中国。
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1949年）9月30日 星期五 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及委员五十六人，全国委员180人……全体代表由车运至天安门外之广场上，为过去反抗帝国主义、封建魔王而殉难之志士以及解放军之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七点回至中南海继续开会……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散。至北京饭店晚膳。遇何思敬、范文澜、刘尊棋。十点回。十一点睡。今日在会场中遇陈明仁将军，问及希文。渠子陈扬铨在浙大机械系。”
陈明仁由此了解了浙江大学和竺可桢校长，加之他曾在杭州工作过，对这个城市留有良好印象。抗战结束后，他让已在贵州师范学院读书的次子陈扬铨退学，报考浙江大学机械系，以图工业救国。被录取后，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陈扬铨毕业后被分配在杭州工作，陈明仁两个儿子的后裔，一支在广州，另一支就在杭州繁衍生活了。1973年中秋，已患癌症的陈明仁最后一次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岳飞祠旁的北方饭店，再看一眼他钟爱的西子湖。次年5月21日，陈明仁与世长辞。
而竺津在预二师待到1944年，调任步校助教，后任职国防部第四厅办事，从事翻译工作。1949年5月离开军队，子承父业，从事教育工作，任南京第二中学英文教员、中华女中政治教员等。他的结局，在此就不赘述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陈湘生（开国上将陈明仁之子，1956年6月出生于湖南湘潭，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双聘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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