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深秋，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行前一段，他每个礼拜都偷偷地跑来看我，打听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进展情况。我也一有进展，就及时设法告诉他。贺昌临行前，来向我辞行话别时，不巧陈志皋也来找我。我在楼上一听到陈志皋坐的小轿车喇叭和发动机的声响，就知道是他来了。我叫贺昌赶快到隔壁的卫生间去暂时避一避，我则和衣躺到床上，假装正在休息。陈志皋停了车上楼来，一进门见我躺在床上，就问我怎么啦。他是来约我去看电影的，说是大光明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很好看的什么片子……
我说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今天不能去了。他听说我头痛，就很爱惜地埋怨说：“劝你不要抽香烟你怎么还要抽，看看，这不是因为抽烟太多而头痛了么！”其实，我那时抽烟并不厉害，因为他自己不抽烟，看到我偶尔抽烟就很敏感地表示反对，但他却很爱喝酒。他当即问我要不要买些药来。我说：“原先备用的药还没吃完，稍微休息一下就会好的，真是对不起，今天不能陪你去看电影了。”陈志皋对我一向彬彬有礼，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于是说：“没关系，那我就跟弟妹们一起去。”说着就向我告辞了。
陈志皋走后，贺昌从隔壁卫生间里走了出来。我向他说：“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不知你知不知道？”他说他已经听说了大致情况，但还是希望我详细地对他讲一讲。
我告诉他，几天之前，陈志皋约我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他已买好电影票，准备请他的姐妹们也一起去。我已感觉到，陈志皋有意识地要让我跟他的姐妹们多接近，为了不妨碍姐妹们的学习，他买的电影票都是星期六晚上的。
那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光景，我们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徐汇公学是一间监管很严的天主教会学校。毕业后，曹一直继续在学法文，后来就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看见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就立即起身跟他打招呼，两个老同学嘻嘻哈哈地握手拍肩，十分亲热。我只是很礼貌地跟曹点点头打个招呼。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俩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面不改色地用茶匙搅拌着杯里的咖啡，装作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插问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在心里琢磨，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董必武？既不是酒糟鼻子，也不是九个手指头。陈潭秋？没金牙，不像，也不可能……究竟是谁呢？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九个手指头。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那时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已被撤销职务。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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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但向忠发没能力主持中央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又沾染上流氓无产者习气。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两个好朋友东拉西扯地闲谈了一会儿，曹炳生就急着要走了。陈志皋说：“你不是刚下班吗？为啥急着要走呢？我们一块去喝两杯酒、吃顿便饭吧，吃过饭再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你看，我已经买好了这么多票子，有你一张。”曹炳生叹口气说：“唉，我哪有你这位大少爷这么清闲享福啊！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吃公事饭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说着就道别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于是当即对陈志皋说，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吃饭和看电影都去不成了。陈志皋是一个真正能以礼待人的世家公子，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因为我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他是总书记），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
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公开挂有招牌，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跟外面也有印刷业务的生意往来。一楼是（地下党的）红旗印刷所，二楼是同志们的宿舍，三楼是秘密印刷《红旗》杂志的工场。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通知印刷所，就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挑馄饨担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他详细地询问了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
我说，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因为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他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我说，我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恩来同志说：“如此很好。”
离开前，恩来还表扬了，说我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如果不是注意到曹炳生讲话的内容，又仔细分析判断，果断采取措施，而是跟着陈志皋去吃晚饭、看电影的话，那么包括他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就早都被捕受难了。他还连连夸我头脑冷静，灵活机警，分析正确，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我，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过了几天，我就想找陈志皋谈此事。那时我和他聊的话题很多，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之外，几乎什么都谈。我在他书房里看到书架上有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中译本，就谈起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还谈到马克思也当过律师。我们平时的谈话，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着，我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嗳！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他说：“你想知道吗？”我说：“当然啦！那天曹炳生好像只说了开头，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听说书的人一样，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陈志皋说我打个电话问小曹就知道了。
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我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
我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向忠发虽然出身于工人，但当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后，生活日益腐化堕落，以致最后成了叛徒。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中的具体情由，后来听潘汉年说，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因为向不喜欢原配的“土”老婆（还为他生了一个独生子的），在外面不三不四地跟别的女人搞上了不正当的姘居关系。那女人本是一个妓女，她在巡捕房里也交有朋友，于是被巡捕房里的人盯上了梢，还偷拍了她和向忠发在一起的照片。顾顺章叛变后，南京方面派人来缉捕共产党，一核对照片，就知道此人是共产党的一把手向忠发。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他跟周恩来、李立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一起，在很多公开场合露过面，敌人是很容易得到他们的照片的。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织都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
在很长时期内，中央对向忠发叛变之事一直未公开过。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我的姓名和作用。1998年，在纪念百年恩来的电视剧中，恩来同志边理衣箱，边对邓大姐说：“黄慕兰来电话说，法捕房薛耕莘通知，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电视剧作者何以不提曹炳生的名字？估计是因为在抗战初期曹已被暗杀身亡，现在已很少人知道曹炳生夫妇了。而薛耕莘是继曹岗位的合作者，人还健在，现任上海文史馆研究员，也写过许多回忆文章。当年为纪念曹炳生，柳亚子和陈志皋等建立了炳生小学，由曹炳生的遗孀孙雪影任校长。
再说贺昌听了我的叙述后，很高兴地说：“怎么样，我向中央保举的你和潘汉年没保错吧！你们两个人干得还不错嘛，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立下了这样一件大功，真是首战报捷了！”我说：“是啊！恩来也表扬了你这位保举人呢！”他指示我要小心谨慎，要通过陈志皋经常注意巡捕房里的消息。我还向贺昌汇报了营救关向应的工作进展情况，说陈老太爷已经打过电话，向那个赵法官催询此案的审理结果。法官回答说，实际上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了，但与李犯（关向应被捕时用的假姓）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现在正在核对当中。陈老太爷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云土”（产于云南的质量最好的鸦片烟土）去。于是书记官看在陈老太爷的人情面子上，就把两人的口供改为完全一致了。
我说：“看这情况，关向应同志很快就可以无条件地出狱了。”贺昌同志高兴地说：“这太好了，你又要建立一大奇功了。”
当晚我们依依惜别时，贺昌再三叮嘱，千万要小心隐蔽，并叫我不要为惜别而流泪。他说：“对革命伴侣来说，我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调动离别是很平常的事，必须保持坚强的意志。何况你现在肩负的担子不轻，应该努力做好工作。”
又说，“我们必须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这是革命者应当具有的对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党的重托。关向应抢救出来后，还要继续营救其他被捕的同志。你这个岗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当为暂时分离过于牵挂而辜负了党的期望。我在苏区定会听到你频传捷报，等以后地下交通线的情况好转了，就会接你到苏区团聚的。我认为自己既然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就应该到下面去锻炼锻炼。也许到江西去跟毛泽东他们打游击，更会发挥我的特长。希望很快就能与你在中央苏区见面！”
我听他如此说，当然有道理，但惜别情浓，又怎能禁住泪洒双襟呢。他为我拭泪说：“革命战士，流血不流泪。千万珍重，工作任务第一。你多营救同志，我争取早传捷报，人在万里心相连，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保持身心健康，是做好工作的唯一条件，也是精神安慰的基本。贺昌的壮语豪情，是支持我战胜重重险阻的内心潜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