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军委扩大会议，粟裕被到批评，先由《粟裕传》传出，十几年后《彭德怀全传》也对此事有所分辩。现就“吿洋状”一事分别摘录如下：
《粟裕传》
“告洋状”
这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的一次正常的外事活动，但完全被人搅浑了。那次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中有这样一项安排，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
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鉴外军经验出发，便趁这次拜会的机会，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有关的书面材料，到1958年3月苏方才向我方提供)。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整个会见只有20多分钟，除去见面时的寒暄和翻译需要的时间，双方总长顶多只能各讲5分钟左右的话。
就是这样一件事，批判粟裕时被诬为粟裕“向国防要权”、“告洋状”，后来又被无限上纲说成为“里通外国”。对于这些吓人的帽子，即使在高压之下，粟裕也没有接受，并对基本事实作了委婉的陈述。
6月30日他在第一次大会检讨中说: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5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这个基本事实，随粟裕前往拜会的我方翻译孙立忠也作了证实。
孙在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说，那次会见“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他还写到，“文革”中有人向他调查，这次拜会是不是粟裕‘’告洋状”、“里通外国”?他回答说:“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一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在对外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即使是在50年代“一边倒”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何况他又不懂俄语，同对方谈话都要经过翻译，如何绕过翻译去“告状”，去搞“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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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全传》
忽略外事纪律
涉外无小事。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
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向索赠送礼品。会面结束。
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子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毛泽东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毛泽东—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时毛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中国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毛泽东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毛泽东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划分职权的初衷。
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毛泽东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
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