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作家文摘·故人情深》（原刊载于《作家文摘》 2018年总第2162期，摘自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本书精选《作家文摘》创刊近三十年来刊登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各界名人名家在追求理想、为人处世等方面真实而又精彩的文章，多角度揭秘名家的生活细节。
1949年9月底，我父亲侯仁之留英归来，回到燕京大学教书。那还是父亲在燕京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每个学期学校总要举办几次“大学讲演”，主讲人大都是从校外请来的知名学者。大约是1934年秋天的一次大学讲演，林徽因先生主讲中国古塔的建筑艺术，父亲慕名前往。这一次精彩的讲座，开启了他对古典建筑艺术的感知。
听林徽因先生的讲演之后十五年，父亲终于有机会拜访梁、林两位先生。父亲后来回忆时说，徽因先生在家中也像在讲台上那样才思纵横，侃侃而谈，可是思成先生看上去却显得格外诚挚而宁静。父亲印象深刻的是思成先生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你研究历史地理能为北京城做什么？”实际上也正是这第一次会面，促成父亲走上一条业务探索的新路，也就是运用历史地理学的专业知识为城市规划建设服务的道路。
清华燕京两校毗邻，父亲骑着从英国带回来的三枪牌自行车去清华园，梁先生的车子往返清华和市政府也过燕京，时相过从。父亲1950年1月2日的日记中只有两行字：
十点梁思成先生来电，约四点半见。
谈爱丁堡城中国历代都市设计“人民首都”。
这个时期，梁、林两位先生正在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近十位教师组成的设计小组投入国徽的设计。父亲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在家里工作的：进到房间环顾四壁，一条又一条灰布的条幅从屋顶垂下来，正是一幅幅在构思中勾画的国徽草样，在满墙壁条幅的围绕中的是病榻。林先生患肺结核多年，伴有吐血，梁先生也时有抱病在床。设计小组就在家中夜以继日地讨论修改图案，1950年6月全国政协国徽方案审查组评选时，梁、林两位先生都病倒了，由设计小组成员兼任秘书的朱畅中代表出席。最后由梁、林两位主持的清华大学设计方案中选，1950年9月20日国徽图案正式颁布。
不仅是国徽设计，林徽因先生还付出了很多心血挽救濒于失传的景泰蓝工艺和设计。为了解决一个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她想参考一本英文写的关于印度艺术的书。清华大学没有，要父亲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找。父亲借到了，为她送去，她高兴得不得了，躺在病床上给父亲讲历史上中外艺术交流的情况。后来林先生搬家，这本书找不见了，父亲向燕大图书馆说明情况，图书馆负责人听完申述后，只说了一个字：“赔！”这位负责人正是梁启超次女、梁思成的妹妹——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父亲按原价的三倍赔付了，这事当然没有让林先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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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8日，梁思成教授约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馆为北京营建学术研究会讲“北京的地理背景”。1950年1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梁先生正是承担这项艰巨任务最深孚众望的人选，他推荐父亲作为委员之一。父亲为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展兼职研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首都新定文教区的地理特点及其开发利用的条件。父亲感到学有所用，十分兴奋。
1950年秋学期，梁思成教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开创“市镇概论”系列讲座，约父亲到营建系兼课，开授一门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课《市镇地理基础》。10月22日，按照梁思成教授的安排，父亲以“海淀附近的历史地理”为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作汇报，林徽因教授也抱病前来。梁先生建议父亲在进一步加工后，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再讲一遍。于是，11月22日父亲便以同样标题向都市计划委员会报告。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中，父亲切身地感觉到，为了使建筑学家和规划工作者更易于了解北京历代城址变迁，最好是利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加以展示。为了进行这项工作，首先需要有一位专职的绘图员，他考虑向中国科学院申请资助，并希望思成教授予以推荐。当父亲向梁先生报告这一设想时，立刻得到了他热情的支持。1951年5月18日，梁思成教授以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和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双重名义亲笔写了推荐信。
母亲看了信，又十分欣赏那清秀的字迹，竟连同思成先生的签名和图章，照样临摹了一份，珍藏起来。然而相继而来的运动和高校院系调整，完全打断了图集的编绘工作。
1972年，父亲从江西干校返回学校四个月，白天上班时间绘制地热科研组怀来考察的图表，晚上十点后撰写《北京的历史地理》。终于在1987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出版了。父亲抱憾不已的是，思成先生早已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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