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诸多的错误问题，但李德却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曾经担任我党和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正是他的错误军事指挥，才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导致了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和回顾李德这个历史人物，了解他对于那段历史的重要影响。
李德（1900年9月——1974年8月），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是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奥地利人。他在一战期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后被德国政府逮捕入狱，关押在了柏林莫比特监狱。
展开全文
1928年4月，奥托·布劳恩从德国柏林逃到了苏联，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毕业后，他又被苏联共产党推荐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国际。
1932年春，因为学习成绩出色，而且理论素养丰富，奥托·布劳恩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东北执行任务。他化名为“斯托洛夫”，携带一本奥地利的护照穿越西伯利亚地区，经满洲里后抵达中国的哈尔滨，此处已经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
与苏军在当地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奥托·布劳恩终于辗转来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秘密任务，是为苏联间谍组织“佐尔格小组”运送经费，支持他们对日本进行军事刺探。
完成任务后，布劳恩并没有立即离开，因为共产国际命令他利用德国人的有利身份，在远东局驻上海的机构工作。
期间，奥托·布劳恩和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有了频繁的接触。因为都有在苏联留学的经历，所以他们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建立起了亲密的私人关系。
1931年初，随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共产国际扶持王明、博古等人逐渐掌权，开始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路线。而奥托·布劳恩，正是他们的重要支持者。
1932年底，在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在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的迫害下，党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已经极难开展，甚至时刻都有暴露和被捕的危险。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决定转移到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最后动身前，博古、洛甫等人请求共产国际将奥托·布劳恩作为军事顾问也一同派往苏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就从上海抵达了江西瑞金，并开始启用了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客观讲，李德初来苏区时，是满怀帮助中国人民尽快完成解放事业的美好愿望的，绝对没有想到会因为自己不切实际的胡乱指挥和干预，造成了中国革命巨大的损失。
在王明和博古的支持下，李德迅速掌握了根据地的军事指挥权，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游击战，主张大规模的军团作战，甚至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争锋相对的“硬碰硬”。
除了军事领域，李德还在政治上积极向王明和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看齐，排斥主席等人的正确主张。逐渐地，他们将主席排除在了军事领导层以外。
正是他的错误指挥，直接导致了红军损兵折将，苏区面积大幅度缩减，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此背景下，红军只能被迫选择退出中央苏区，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悲壮的长征旅程。
在长征的初期，李德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全权进行军事指挥。此刻，他又从“冒险主义者”变成了“逃跑主义者”，完全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使中央红军遭受了惨痛的损失。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深刻分析和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久，就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正式结束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途中，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逐渐沉下心来反思了自己的一些错误。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四川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代表共产国际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主席等人提出的“北上抗日主张”，明确反对并驳斥了张国焘南下的逃跑路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成功抵达陕北，李德担任了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的主任，主要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到了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成功抵达甘肃会宁地区，红军完成了最终的大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昭然若揭的侵略行径，我党开始积极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李德又担任了抗大的教授，专门进行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期间，抗大教育长李特私下拉拢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希望他们追随张国焘的主张。对此，李德与他进行了争论，坚持认为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激动之下，两人甚至还用俄语进行对骂，李德骂李特为政治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不过，李德对于自己被剥夺军事指挥权还是一直耿耿于怀，最终在1939年选择返回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此后，共产国际并没有再次重用他，只安排他从事军事著作和政治理论的翻译工作。
作为长征的亲历者，也是唯一完成长征的外国人，李德对于长征进行了中肯和积极的评价。他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过:
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是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的打击和成百次的袭扰。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全体战士伟大、勇敢、毅力和革命的明证。
到了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国进行定居，继续从事他所擅长的翻译工作，甚至还在60年代担任了民主德国的作协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虽然存在一些私人的怨气，但对中国革命的评价基本还算客观。
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李德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变态度，对于中国的评价充满负面。1969年，他在《地平线》周刊开始发表了长篇回忆的连载文章——“从上海到延安”。
1973年，李德对这一长文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在书中，他竟然歪曲了对中国革命的许多评价，甚至多有诽谤和攻讦之语。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对李德转变了态度，认为这些有意的歪曲和抹黑，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本意，而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和政治姿态而已。
在2011年的《人民周刊》中，曾经刊登过一篇由博古（秦邦宪）之子秦铁的文章——“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文章中，除了回忆博古的历史外，还提到了与博古交集甚多的李德，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关于父亲的历史评价，很多都是和李德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到李德时负面评价居多，甚至还将他描述成了一无是处的人，这是有失客观的。
笔者个人认为，关于李德的错误不能回避，更不能掩盖。但是，看待历史人物还是要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据《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记载:
李德不像王明，明明错了还死不认账。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时，就坦荡地表示:“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本国进行革命的正确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和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或许，李德就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理想派”而已，更加恶毒的评价似乎不至于。
@文史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