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大师的文学影视形象，广东有李小龙、叶问，天津有霍元甲，我们湖南呢？我就想好好写一写我们湖南武术大师的故事。”
谈到为何要创作《国术》，曾获“路遥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何顿这样回答。
这是他创作《国术》的动机之一，但不是他要写这部小说的唯一原因。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31年前，何顿即遇到了《国术》主人公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武术被称为“国术”。“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教育家张伯苓的这句话当时广为流传。1927年，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时，这句话被馆长张之江化用到了开馆致辞中，“国术馆组设,原本救国之热诚,以期强种强国,而循至于民众均国术化。”一股席卷全国的尚武热潮由此而起。
1929年冬，湖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何键决定在长沙创办国术训练所。1932年，湖南国术馆的前身湖南国术训练所成立。这年秋天，沅江人、原本在长沙大麓中学读书的刘杞荣考取了湖南国术训练所男子师范班第三期，正式接受武术训练。
60年后，文学爱好者、已开始文学创作多年的何顿遇到了这位叫刘杞荣的老者。那时，后来让何顿名声大振的《生活无罪》虽然已经写出，但还没被哪家文学期刊编辑看中。当时何顿爱好文学创作的朋友里，有一个恰好是刘杞荣的徒弟。何顿经常去那个朋友家里玩。有一次，就碰到了刘杞荣。
“那时他已经耄耋之年，头发都白了，但精神矍铄。”
尤其让当时30几岁的何顿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朋友对他说：“何顿，你莫看到刘师父80岁哒，三个你都拢不到他的边。”
“拢”是长沙土话，“拢不到边”意思是“挨不到边”或“碰不到边”的意思。何顿少时也喜欢武术，梦想过习武，只是惜于没有机缘，没能学武。那个朋友那么说的时候，何顿看刘杞荣的眼光就变得崇敬起来。
虽然那时就听了些刘杞荣的故事，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何顿创作上的注意力只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生猛鲜活的城市原生态生活上，刘杞荣这位前辈的故事，他听了也就听了，并没有想着要去写。
从何顿发表在1995年04期《文学自由谈》上谈其写作的文章《写作维生》来看，1992年的何顿一心只顾着“写自己的生活”，“我现在之所以写得多，就是因为想把自己的生活早点写完.好去干别的事情。”文章中，何顿这样写道。
1992年的何顿，还不是专业作家。用当时时髦的话说，他那时是一名下海的中学美术老师。因为大学学的是美术，他下海后做的是与美术有些相关的装修。中篇小说《生活无罪》便是他在给人装修的间隙抽空写出来的。
1990年代的何顿，他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说着长沙话的个体户、下岗职工、中小学老师、公务员、街头混混等，这都是他当老师或做装修包工头时经常接触到的，主人公的年龄大多和当时的他差不多，他们出没于何顿的生活中，当时并没想到要当一辈子作家的何顿只想把这些人的故事写完，然后，他好去干别的事。
如果何顿后来没有成为专业作家，1992年他在朋友家听到的武术名家刘杞荣的故事，很可能若干年后再无人知晓。
展开全文
小说并非为国术本身张目
在何顿的《国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化了的刘杞荣，他有点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这个“阿甘”因为从小患血吸虫病，大肚子细腿，8岁还不能走路，算命先生称活他不过10岁，而且还说他“若不是短命鬼，就是讨债鬼”。为此，他的父亲从不让他出门，吃饭也不让他上桌，动不动还说：“我有老大、老三、老四，老四都能跑了，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就这么个沅江湖区的少年，为谋取自身的生路，为逃离来自父亲的敌意，他在当族长的父亲给族中孩童请了武术师傅和教书先生后，站都站不稳的他嚷着要练拳、要读书。
“人要站稳，才能打拳。能站稳吗你？”师傅问他。刘杞荣试着站了起来，两条腿抖得极厉害。他要去扶椅子时，被师傅制止了。“你身上有一个魔，你要打败它。”师傅对他说。
为了打败自己身上的魔，刘杞荣开始了残酷的自我训练。终于，他再不用扶椅子，也不用人扶也能出门了。在教他文化课的老师去考黄埔军校后，他和表弟拿着老师的介绍信到了长沙继续求学。中学三年，他们不敢回家，怕一回家就被爹娘管着不让出来了。
三年后，他们被推荐去了不要学费和食宿费的国术训练所。在国术训练所，刘杞荣在“八拳”高手王润生、前清善扑营高手纪寿卿等武术名家的指导下刻苦训练。刘杞荣开了外挂般的人生由此正式开启。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抗战，组建抗日游击队，后赴安徽抗日，任武术教官；他仗义除暴，绝技帮民，用伤科绝技和自制中草药，免费为百姓正骨疗伤；改革开放年代，他自创门派，撰书授艺，弘扬和传承中华武术。
对上世纪上半叶盛行的国术热，时人鲁迅明确表示过反对。他如是写道：“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从此风气一开，人人变为赳赳，于是军阀不足打倒，帝国主义者不足赶走，而世界大同也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愿国人悉起学之’，以完成革命！”
在《国术》中，何顿虽然塑造了刘杞荣完成人生逆袭且又投身抗日、仗义除暴，最后大隐隐于市的这一国术名家的文学形象，但并非为“国术”本身张目。
小说中，第十九路军和侵华的日军在沪上打起来时，音乐名师郑觐文不让前来学习的刘杞荣等赤手空拳的三人出门：“不要去，打仗，子弹又没长眼睛。”接着，又说：“老夫今年七十有二，经历的事比你们多。中国从清朝末年起就腐朽没落了，偌大一个破烂的中国，你们改变不了。”刘杞荣不赞同：“郑老先生，都不去改变，那中国不更落后于小日本了？”郑老先生不客气地反问：“你有办法阻止小日本不打我们吗？你有，我就让你去。”
小说临近结尾，时间进入了上世纪80年代，少林寺的两位僧人到长沙来请刘杞荣去少林寺去传授棍术。年近70的刘杞荣征询家人意见，他妻子说她想了两个晚上，觉得他应该去，“尚武精神乃我中华民族之魂，魂都冇得了，一个民族会不思进取。”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亲历过国破家亡、最后又见证过国家独立、河山重整。何顿借刘杞荣妻子之口道出了他对国术的态度。
小说也展现了旧时湘楚风情
在国术传人的人生故事之外，小说亦展现了旧时湘楚风情，再现老长沙生活场景：呷茶、听戏的茶馆；湘江上缓缓行驶的机帆船；老长沙饭馆里的臭豆腐、姊妹团子、糖油粑粑……这些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描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宏大历史背景下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
时代沉浮之中的苦厄和奋斗、初心和梦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冲突，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的交织，让这部主角为国术从业者的小说免于武侠小说的流俗。
小说中，刘杞荣的逆袭，不是靠他的天赋——他无天赋可靠，相反，他先天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也不是靠秘籍，刘杞荣所学的，他的师父们也都同样教给了别的同学、别的师兄弟；他也没有特别的经历，和当时所有国人一样，他历经了贫穷、战乱。让他出类拔萃的，是他的勤学与苦练，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中一直灌输给国人的品质之一。
刘杞荣的进步，是一步跟着一步的，没有一蹴而就。他面前曾有很多狠角色，而他即使在很弱的时候，也不怵这些狠角色。小时候，他面对的最大的狠角色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曾面色狰狞地踢他，甚至希望他早死。到国术训练所、正式学习国术后，他一次次被人摔倒击败过，他在一次次摔倒击败的过程中学会了怎么不被人打败、学会了怎么打败对手，也学会了尊重对手。
在自己成为一般人很难打倒的狠角色后，何顿并没有让刘杞荣成为一个所向披靡的强者。时代的洪流中，覆巢之下，刘杞荣手刃得了单个的敌人，但保护不了家人。他谦虚、正直，但免不了被人排挤、被人整。他靠国术赢得了一些荣誉，但他没有拿这些荣誉去经营他的人生，他甚至情愿放下一切，去公园里教人习艺。
小说第三章，写刘杞荣和表弟偷偷去长沙求学——“他俩溜出屋，于晨曦中相视一笑，快活地走向码头。两人在码头上等了半个小时，天渐渐白了，趸船的竹栅栏门开了，两个少年和着一些去县城走亲戚或办事的人迈上了在水波中摇晃的机帆船。刘杞荣忽然有一种奔向了自由的喜悦……刘杞荣站在船头，感觉天空很高，世界很大，他看着两岸的树木和房屋，看着碧青的天空，感觉自己像鹰一样飞了起来。”这次出门，何顿在小说中说这是改变他们两人命运的一次启航。而国术的练习，何尝不是改变刘杞荣命运的又一次启航？对刘杞荣来说，国术的练习，增强的是他人生的韧性，无论困厄还是荣光，都不为所累。
对话
小说家自己写得过瘾，小说才会好
潇湘晨报：您最早知道《国术》主人公刘杞荣的故事是在什么时候？
何顿：最早是1992年，他有个徒弟，喜欢看我的小说，我和他玩得很好。在他屋里，我碰到了刘杞荣先生。那时，我就听了很多刘杞荣的故事。例如书中写到的日军投降后他和山田凯男的比武。山田凯男是日本的一个武术家，也是日军的联队长。他们比劈刺。互刺10枪，山田凯男刺中刘杞荣6枪，刘杞荣刺中他4枪。再比摔跤，10跤山田凯男全输。另外，上世纪湖南首届散打比武，何键讲一直在台上没被打下来的是冠军，我听刘杞荣的崽讲，他讲他父亲打到第六个第七个的时候不想打了，没什么力气了，散打不像摔跤，散打要用力打，摔跤还可以借力摔，但他最后还是打到底了，连续打赢了十一二个，得了冠军。这些故事，我1992年的时候都晓得了。但我那个时候不关心武术，那类生活和那类题材我都不关注。
潇湘晨报：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并决定要写出来？
何顿：大概是六七年前，电视上一些男性角色缺乏阳刚之气。我就很迷茫。那个时候，《国术》里刘杞荣的故事就蹦到我脑袋里来了。我有责任写一部以武术强身健体、有报国思想等等内容的作品，这样可以扳正一下那些人的思维、想法。
潇湘晨报：刘杞荣、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是现实中真实有过的人物。以这些真人真事写作小说，和你平常纯虚构的小说写作，处理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会不会让你缩手缩脚？
何顿：没什么不一样。我在写作《国术》前，我让他的儿子、他的徒弟再帮我讲述他的故事。我跟他儿子讲，我要写这些故事，我要当作小说来写，不会当作传记或者纪实文学写，我要设计一个文学上的武术人物，是文学的创作。他讲好，那要得，那很好。我讲比如你母亲那条线的故事可能是真的，但你父亲的其他女人——他父亲结过三次婚，那些女人的故事我要自己来设计，就不要你给我提供，可以不？他说可以。我还跟他讲，作为纯文学创作，你讲的故事可能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就由我虚构，我写完给你看，你觉得可以用你父亲的真名，你就给我授权，要是你觉得不可以用真名，那我就另外取个名字。我写完给他看，他觉得蛮好，就给我写了个授权书。不过，小说中的刘杞荣就是小说中的刘杞荣，不要和真的刘杞荣联系在一起。刘杞荣已经是一个文学形象了，就像霍元甲和叶问一样。
我写《黄埔四期》时也是这样，也给主人公的子女看了，有个主人公的子女不同意用真名，那我就改了名字。故事我已经写出来了，人物是我树立起来的一个形象，我不可能把他抹杀不？小说家首先面对的是自己，自己写得过瘾，小说才会好，写的时候左顾忌右顾忌，这样的作品就写不好。
潇湘晨报：你是怎样避免把这部武术人物的小说写成武侠小说的？
何顿：有个朋友给我发了条短信，他前几天看完了《国术》。他讲他以前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但《国术》他看得津津有味。武侠小说的套路，例如跌到什么洞里，遇到什么奇人或秘籍，等等，都是乱弹琴的。《国术》里的故事有很多都是真的。刘杞荣是真的湖南第一届散打和摔跤冠军，他是真正杀过日本鬼子的，这些都不是假的。
潇湘晨报：你听到的刘杞荣的故事，有没有哪些是你很犹豫要不要写入小说的？
何顿：没有。这部小说真正让我犹豫的，是人物对话到底要不要用方言。普通话面对全国读者会好些，但会丢掉些湖南特有的韵味。方言是脱口而出的，是有冲劲的，我觉得阅读是要给人快乐，如果给人痛苦那就没必要了。方言给人带来的快乐和亲切感是比普通话多一些的，至少在湖南的读者这里多一些。例如书中我写旷楚雄在刘杞荣获得优等生、周进元进了前10后喊刘杞荣、周进元请客吃饭，周进元对刘杞荣有误会，不想去，旷楚雄踢了他一脚，说“去，莫鬼相样子。”这个“鬼相样子”就很有味、很有力。
另外对一些痞话的运用，也有过犹豫。完全不用，好像不是习武之人的性格，用多了，降低了小说的品格。痞话和脏字在文学中的运用，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会让人眼睛一眨：啊呀，他咯里敢用这个字啊。读者总觉得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升华、演绎，要比实际生活干净一点，但有时候干净了就体现不了一些人的性格。
潇湘晨报：感觉您对刘杞荣的塑造代表了您理想中中国男人应该有的形象。
何顿：中国男人在上一辈人其实大多是刘杞荣这种品质，他们即使做出了现在的人看上去是天大的功劳，但他们认为这冇得什么，是他们应该要做的、必须要做的。真有本事的人，他任何时候都是很谦虚。就像刘杞荣，他是真正有一身本事的，他从不宣扬自己，但到该出手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出手。他能够很轻易地打倒对手，但又会给对手面子，他有武德，不会让人很难堪，能够让的时候就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