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亲，向来是大事。一般在腊月之后，小年之前。官话说是“娶媳妇”，用枫桥方言说，则是“讨新妇”，其主语是公婆，谓其娶得儿媳妇进门，用词颇为雅致。要是说男子娶妻，我们就叫“讨老婆”，显得有些粗鲁。
“新妇”一词用来称儿媳，渊源甚古。
刘宋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周郁妻》：“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清人黄生《义府》“新妇”条云：“汉以还，呼子妇为新妇。”那么，这是汉代就已经有的称呼了。
《后汉书·何进传》也说：“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
宋代洪迈《夷坚甲志·张屠户》：“新妇来，我乃阿翁也。”
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卷三：“新妇异日有子有孙，皆如新妇之孝敬。”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小翠》：“翁无烦怒，有新妇在，刀锯斧钺，妇自受之，必不会贻害双亲。”
从上面的例子，可知“新妇”一词从汉代到清代都在使用，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依然保存在我们的方言里。因为旧时的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不被接受，所以婚事与结婚的男女反而关系不大。想来正是“讨新妇”的注脚。
推算起来，农历戊寅年（1938）的腊月某日，就是钱家山下人黄长清择定的娶妻日子。当时长清的父母均已不在世，所以不是“讨新妇”，而是叔父主持，为其“讨老婆”。
新娘王文雅，来自二十里外的王家宅，传闻家境颇为殷实。前去迎亲的轿郎一早就出发了。直到将近黄昏时分，远远望见一队轿舆，越过新石桥，沿着老网山脚迤逦而来，于是喇叭（唢呐）顿起，锣鼓齐鸣，长长的迎亲队伍，从村口鱼贯而入，全村二十来户人家，男女老少，倾家而出，夹道观看。
但见嫁妆丰厚，光箱笼就有十来扛。前头抬的是大红棉被，中间有是木制的脸盆、脚盆、马桶箱，一口大钿橱（木柜，可装棉胎，也可装稻谷），还有一个铜火熜，一应家用物事，无不具备。婆娘们扳着指头，记点箱笼、物件的数量，相互印证嫁妆名目，眼热不已，嘴里更是啧啧有声。
一顶大红花轿才抬着新娘进门，门口就开始向外“撒糖”，花花绿绿的纸包糖，那时还是十分新奇，混杂在染成红色的花生中，在石板地上翻滚，引得孩子们惊叫追逐，争相抢拾，场面十分喜气。
长清是德顺太公的长子，是年二十九岁，家徒四壁，并且四面漏风，结婚的屋子是向叔叔借的。人倒是老实巴交，平日连说话都带着些结巴，却不知走了什么运道，居然有这般好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
据说媒人去做媒，女方问其家境，媒人只甩出一句：“谁不知伽（他们）是‘开窗一百亩’！？”王家人就不再言语了。
长清的爷爷是元相太公，是村里少有的念过私塾的人，人极聪慧，善于经营，挣下不小的产业，当时村子周边百余亩水田都是他家的，所以有“开窗一百亩”之言，广为流传。只是他的儿子德顺早逝，所以未能保持。到了长清手里，已经彻底衰落，剩下的只是山边的几丘薄田而已。但媒人的嘴，蜜样的甜，不知王家人是真的被蒙了呢，还是有别的缘故，总之，王家宅大户人家的囡仔头，嫁到了钱家山下这个小山村里的长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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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那两年也不太平。前一年日本佬就打到了钱塘江北，才三个月，就把上海与杭州都给占领了。幸好钱江辽阔，把日本军拦在了江北。据说有小股日军渡江至萧山、绍兴一带侵扰掳掠，弄得诸暨这边也是人心惶惶。所以这桩婚事给村子带来了喜气，大家都等着热热闹闹的“吵新房”（闹洞房）。
吃喜酒时，本族各家都有代表来了，坐了五六桌。
酒席还算讲究，共有八碗。
当头是一大碗青菜炒年糕，切成一寸半长的细条，还夹杂一些些肉丝，经过酱油调芡，色浓汁稠，糕白耐嚼，适于垫胃。
接着是大豆腐，瘦肉打底，鸡杂切粒，豆腐成丁，再以番薯淀粉勾芡成羹，让人吃了热乎乎的，不再觉得天公寒冷。
接着上“大汤”，将精肉切过剁碎，捏成鸭蛋大小的丸子，装得满满的一大碗，另有金黄色的鸡蛋皮镶边，看着就十分诱人。再之后是鸡、鸭、鱼肉之类，都是热辣可口。
最后是一碗皮卷炒菠菜，皮卷里裹着肉末，先在镬煎过，色泽微黄，散落在青绿的菠菜叶子中间，十分爽口。
酒，则是自家酿的米酒，因呈青白之色，所以村人叫“白酒”，虽然酒精度数不高，却极易上头。
长清家境，大家都知，所以大家也都“守”着吃，没有放开肚皮，也没有展露酒量，只是多盛一碗米饭，多加一勺肉汤，便都吃饱吃好了。
——那时村里“人家好”（家境好），才会有十二碗头。至于十八碗，听说是那些“大人家”（大户人家）才吃得起，这小村里似乎还没有先例。
喜酒吃过，轮着“自房头”（同族）的年轻人来“吵新房”，争着要看新娘子的模样。
吵新房，其实并不在洞房内，而是在堂间。
排开三张八仙桌，点着几支红蜡烛，把堂间照着光影憧憧。桌上放着些碗碟，里面有葵花籽、番薯糖、染了色的花生，还有去皮切成一寸长的甘蔗，垒得高高的，装了好几碟。
桌子两边各坐六个青壮男子（村小人少，来人不多，通常为八人、十人、十二人），中间一只筷筒，放着十二根筷子，当作筹码。吵房的核心是“发拳”（猜拳），每赢一轮，便得一根筷子，输方则吃一碗酒。待一方将十二根筷子全抢拢了，便告吵房结束。
周边挤满“看闹热”的妇孺。新娘子和两个伴娘则是坐在上横，监督发拳，并负责每巡倒酒。新娘子穿着红棉袄，须得全程陪坐。所以吵新房的要义之一，便是大家都来看新娘子，看客们在旁边品头论足，或是窃窃议论新娘容貌，或是品评伴娘举止。
新娘则多是低头垂目，不敢张望。伴娘显得稍微活跃，先要安抚好“小工”，例如点一根烟，送两粒糖，否则小工捉弄，故意将酒热得滚烫，令其执不住酒壶。新郎反倒无事，只是在旁迎客寒暄。
我们村的拳令，有一点芽头，二度梅，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魁手，六六顺，七（乞）巧，八仙庆寿，九九归一，全家福。要是大家都只伸拳收指，则还有一令叫做“平拳对”，猜中亦赢。
发拳，须是口到指到，极为考验反应能力。常人发拳，手指弹发，不免生疏，或是习惯先喊某令，或是二指之后便来三指，便会被人抓住破绽。所以要出令无常，弹指多变，方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是为高手，定是最后压阵。
但高手却怕碰上生手，因其全无规律，就怕一伸手便被碰死。只要挨过前三拳，必能觅得破绽，出拳制胜。
发拳开始，他处先须抱拳拱手，道是“哥俩好哇”，或是“全家好哇”讨个吉利，然后才开拳，我们村却是双方对过眼神，直接开拳。诸暨方言短促，发拳时多用拳令的前二字，越喊越快，越喊越响，便只用一字，伸手于前，指头伸缩跳动，手心上下翻动，令人几不可辨。其声渐高，几至声嘶，忽被猜中，声未及出，戛然而止，便见输方满面涨红，赢方则将尾音拖长，或是顺势放出全句，伸手高举，亮着那获胜的手指，得意洋洋。
眼看一方连赢数人，逼出对方主将，那主将却是心中有数，出拳便中，连扳五局，倒过来一人取胜，独得双筹。于是众人跺脚叫好，气氛更是热烈。
但米酒不醉人，发拳喝令，挥手弹指，令人越加清醒，不易分出输赢，新娘便入不得洞房。于是令小工在温酒时掺入烧酒，混酒易醉，过得三巡，那些壮汉便已醺醺然，舌打结而语不贯，声愈嘶而指不应，话渐俗而语多荤，赢者得意，输者不服，动静渐大。加上来发拳的年轻人，原本就是对长清既有些羡慕，又有些想要看其“好看”（难堪），所以这一“吵”便不免有些过头，让新娘子很是不安，蛾眉频皱。
长清的远房堂弟槐安，时年二十，还未娶妻，正是精力旺盛得要溢出的年纪，在那里犟头倔脑，乘酒起哄，很是有些“坏”（音wai，方言与“槐”同音）的味道。
新娘子似乎是有点看他不惯，瞟了他一眼。
槐安当即跳了起来，阴阳怪气地说道：“奈个（怎么啦）？眼睛斜带转，白眼看人家！”
这本是有些像晋代阮籍看人用青白眼的典故，却不晓得，年方十九岁的新娘子文雅，还真的是个“白眼”——一只眼睛先天残疾，眼白多而黑瞳少，这是她最大的心病。若非如此，也不会“下嫁”到这小村子里来，她父母更不会让她嫁给一个穷汉。她其实只是平平常常地看了槐安一眼，槐安却觉得是对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于是有了那句十分难听的话头。新娘子当即就哭了，这新房再也“吵”不下去，最后连夜点心也没有给人吃，就把人赶了出来。
槐安、炳水等一伙年轻人，本就闲得无聊，兼以带着醉意，被赶出来后，都不愿回家，就一起转到了我家台门里。
我们这小村子里的人，心理似乎有些自卑，总觉得王家宅是大村，一定是看不起我们这“小村堂”，不仅没察觉到自己的话头戳着人家的痛处，反而对吃了一记白眼，耿耿于怀，嘟嘟囔囔，念叨个没完，话里话外都是“倷（你们）有啥了不起”的意思。
炳水很有些文才，识工尺谱，能唱绍兴高腔（今称绍剧）。平时也参加草台班子，逢年过节，搭台演戏。他即兴编出一篇快板，来作嘲讽。后面的句子都已经想好了，但开头第一句，却怎么也放不落轴（不妥帖）。于是就跑来问我爷爷：“汉标叔，汉标叔，伢（我们）下头有几句话说来着，这抬头你看奈个（怎么）写？”
我爷爷那时四十来岁，已是“场面上人”（绅士），且儿女成群，所以不会去掺合“吵新房”这些事。他正抱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小叔，听得来问，随口说道：“伢不是四十九都瓜山村么，开头一句，介个（这么）写就好。”
于是炳水编，槐安写，把一首七言快板写在我小爷爷汉江家的墙上。我堂兄仕浩小时候还看到过，记得开头四句是：
四十九都瓜山村，
王家府上攀高亲。
高亲攀着小长清，
十笼十箱抬进门。
我从父亲与仕浩哥这里多次听到这个故事，今略加剪裁，记录如上。
我翻查父亲所编家谱，文雅阿嬷，1919年出生，活了九十四岁，也是难得的高寿了。我小时候有时会在在村里碰见她。她住在何家台门里，长得瘦瘦的，像是风中的芦杆，似乎随时会被吹倒。我看见她去生产队夏天出活，也许是因为没有穿鞋，赤脚走路，所以显得小心翼翼的。
那时她的头发已经很疏稀了，但梳得很整齐，穿一件黑色对襟，我记得和她说过几句话，她的声音细细的，腮边微微颤动，像是在斟字酌句似的，待人极是温和。我依稀觉得她有一只眼睛眼白要多一些，看人时有一愣一愣的感觉，大约便是天生有眼疾的缘故。
她娘家土改时被划了地主，但长清家却是不折不扣的贫农，所以解放后的日子倒比娘家兄弟过得还好一些。长清与文雅夫妇育有五子二女，因为儿女众多，一生过得极是清苦。大女儿被送给了吉竹坑某家，便是我写的那篇《买树记》里的女主人。次子做过生产队（小队）的队长，三子做了兽医，三儿媳姓邵，名字与家母完全相同，所以村人喊她，是连姓带名一齐喊的。
按村里习俗，做父母的要负责为每一个儿子讨新妇，而每一位新妇来谈的条件，是至少一间楼屋。讨新妇的开支或借欠，也由父母承担。所以长清夫妇带着日益强壮的儿子们，自家打沙墙，在自留地上建起了五间楼屋，从而拥有了讨新妇的条件。讨得一个新妇，便分出一家。
当她为二儿子阿冲讨新妇时，我已经十来岁，也跑去看了闹热，所以印象如昨。后来听说，新妇出嫁之日，提出必须有两间屋，否则不起轿。为父的只好与儿子打好商量，写下字据，名义上给两间，结婚之后仍要还的。但新妇既已得屋，自不愿让出。而接着就要为三子讨新妇，那新妇有样学样，也要求独得两间。
这类事情也算是当时的乡俗所致。如果是独子，反正所有财产都能继承，只要人看对了，其他从简。恰是儿子多了，女方便会提出额外要求，以求在析家分产之前，多争取些“利益”。于是便苦了两位老人家。
当小儿子结婚时，长清阿爷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夫妇一生操劳，不曾有空歇口气。幸好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条件有了改变，文雅阿嬷的儿子们也都开始翻建新房。在她的第三代后人中，有读了大学的，文雅阿嬷在一生最后的十来年里，还是享受到了子孙满堂的福气，也活出了高寿。
【附考】
因为有这个讨新妇的故事和这首快板，顺便也让我确定了钱家山下村名的变迁。
我们村在清代和民国政府时，属于诸暨县第四十九都，村名叫“瓜山村”。我堂兄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淇江家的门梁上还钉着门牌，写着瓜山村某号，他小时候看到过，大概在“文革”中被弄掉了。
但我们村现在的名字却叫“钱家山下”，因为村子就在一座山北边的山脚下。
这山，村人习惯称其为“老网山”。其实原名应为“㫰网山”。“㫰”，意思是晾晒。因为从北边看过去，这山很像正在风中晾晒、稍微撒开的渔网，故有此称。㫰，通“朗”，音亦同，所以也有人写作“朗网山”“浪网山”。比如杨村清代郭氏族谱，就记作“朗网山”。
我们村里人发lǎng这个音不全，发作lǎo，于是就成了“老网山”。村里也有人把它写作“老马山”“老梦山”。其实这些字在方言中的读音都很相近。1950年初，县里做地名调查，由本村上报，“老网山”一名被载入《诸暨县地名志》，成了通用名，印在了地图上，标注海拔为197米。
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大队叫“网山大队”，就是由这山而得名；后来撤社改村，就叫“网山村”；现在则与杨村、下西湖等合为一个大行政村，叫做“阳春村”。
爷孙俩背景里的老网山（黄仕忠摄）
卫星地图上的钱家山下
“网山”的称呼，其实也是晚起的。古代的名字，应是“瓜山”。可能是因为远远看去，此山很像一个梨头瓜。
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载：
诸暨县……第四十八都领图二（元四图），第四十九都领图二（元三图），第五十都领图三（元同。以上宋为长宁乡，旧名永宁。领里五：步溪、大坑、石砩、马塘、黄山。元初增丰义、瓜山、高湖三里）
从秦汉以后，中国实行了郡县制，县以下以“乡”统“里”。延至宋代，变为以“都”统“图”，不过“乡”级行政区划也依然保留着。明代实行“里”“甲”制，以“都”统“里”。所谓“里”“图”，实是一物。《明史·食货志二》说：“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
据《府志》所载，“第四十九都”在宋代辖二图（里），元初才增加了第三个“图”（里），名“瓜山里”。此“里”因山得名，地处瓜山周边，可能包括现在的小溪坞、钱家山下这一带。
只是永宁江从石砩谷口冲出，水势直下，河道翻卷滚动，溪谷间时而成溪流，时而为田地，村落位置也屡经变迁。就像我们村口旧有一丘田叫“庵塘独庙”，便是因此地明清时（也许还要早些）曾有一座尼姑庵，庵边有一口池塘，后来被废止了。“文革”中改造水田，在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此庵遗址及石子铺成的道路，是我亲眼所见。
我们村的位置，处在瓜山之下，所以村名又叫作“瓜山下”。正如周边的一些村名，有横山脚下、白果树下、择树下、庙背后，都是这般叫出来的。
说起来，瓜山之形似瓜，但这瓜的形状却不是很圆润，其间有一微凹处，让这瓜像是被扭了一下，稍微有些变形。也许因了这个缘故，村子又被称作“qian瓜山下”，这“qian”，方言是“扭曲”的意思；“瓜”，喊作“guo”，与家（go）的发音很近。50年代乡里登记地名，农协的人不识字，提供了一个大家都在喊的称呼，乡文书以音记名，写作“钱家山下”，于是村子便有了新名字。
现在，只要输入“钱家山下”四个字，就很容易找到村子在地图上的位置，通过卫星导航，可以直达村口。
其实，从古到今，从没人叫这山为“钱家山”，这山也从不属于钱家人，周边更从没住过姓钱的人家。但从“瓜山里”到“瓜山村”，再到“瓜山下”，又到现在的“钱家山下”，一个小村子村名的变化，却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回音壁】
黄绍辉（堂侄）：看到我们小村的这些人文变迁，熟悉的事，熟悉的人，炳水爷爷、槐安太公、长青太公、还有你老父亲炳超爷爷，都已转世轮回，很多事情还历历在目。
炳水爷爷是独居老人时，我发现他颇有才艺，会吹笛子，他的住处放着一本“工尺谱”，注着上、尺、工、凡、六、五、乙，是手抄本，也听他吹过，模糊记得不是昆曲南调、江南丝竹一类的调子，节奏有点明快，应该是西路乱弹一类的秦腔韵味，我们离东和的左溪村不远，那里形成的“西路乱弹”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炳水爷爷能吹这些曲调也有可能。
还有炳水爷爷很调皮，欺负长江太公没有文化，长江买了新凉帽，让炳水在凉帽上代写名字，他写了“冷水黄鳝，蒲草盖卵”，人家路上碰到问长江，问长江这个字谁写的，他没文化死要面子，说是他自己破笔头随便戳戳的，结果笑喷。
好了，我把想到的事情发给你，也好做个素材。不过我的年纪更小一点，对先人的事情也只是道听途说一些记忆。
小菜（自由职业者）：讨新妇，我们嵊州话也是这样说的，不只是枫桥方言吧？但我一直搞不懂“讨新妇”怎么写，还以为“新妇”是“媳妇”的方言呢。小时候的疑问，大了没有方言环境，没去考究。
我是75后，感觉我小时候的迎娶仪式已经大量简化，但是白事保留的仪式还完整一些。
吉竹坑，哈哈哈，这个村名有意思。我们乡下老家附近有个地方叫做“苦竹坑”。再网上一搜，叫吉竹坑的，似乎诸暨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浙江丽水、福建三明、广东潮州、广西钦州等地都有“苦竹坑村”！
曾庆兰（学生）：广东韶关方言当中，娶媳妇也是“讨新妇”，可以说某某家讨新妇，也可以说某人讨新妇，前者是以公婆为主，后者则是本人。粤语当中，新妇又叫“心抱”“新抱”（sam1 pou5），网络上常常都是这么写，但感觉只是记音，不是本字。后来我琢磨，本字会不会是“新婆”呢？但婆（po4）的发音又是不一样。再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粤语说的就是“新妇”，只是古无轻唇音，粤语当中保留的是古音，所以声母不是f而是p，如同番禺的“番”在粤语里读pan。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村名的变迁，也浓缩了一部乡村变迁史。“瓜山村”“㫰网山”的消失，正好说明地理名称在进入地方志等官方叙事过程中，不断地被雅驯、被正名，于是有了现在的“钱家山下”。
李舜华（广州大学）：小试了一把考证功夫。迤逦寻来，便是一部村落变迁史。我倒是喜欢那“瓜山下”。您现在可不就是瓜老说史。
林华勇（中山大学）：地名相对于语音或语法结构来说，通常比较固定，不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地名通常隐含不少社会变迁的信息。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举了不少例子。如广州地名中的“涌”或“冲”，“和”或“禾”，粤西地名中的“那”“洞”（或“垌”）、“谢”等字，大致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语素。乡下有个山，写作“谢鞋山”，还编出了个感谢赐鞋的民间故事，反映出当地人知恩图报的朴素情感。实际上“鞋”为“下”（同音）之误，“谢”应是个地理名词性语素，否则无法解释另一个地名“谢鸡”。也就是说“谢”“鞋”都是记音字。似乎跟您的“钱家山”（有钱人家的山，反映民间对富裕的追求和向往）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刘勇强（北京大学）：村名史和造屋记两篇相得益彰，又与此前的茅坑记等互为补充，构成了钱家山下乡村变迁的实况，是难得一见的基层国民生活图景。经兄充满真挚情感的记述，一切鲜活如在目前。此虽与我早年的经历区别很大，但感受实有相通处。期待早日结集出版。
杨海文（中山大学）：大家写村史。
董春晓（杭大同学）：开头闹洞房一节非常生动。
任平（杭大同学）：对一地名的考证，引发不少故事，是写随笔散文的好方法。杭州不少地名皆有故事，且反映历史渊源，城市变化，值得写。我儿子美国回来后，做了不少乡村改造项目，我鼓励他也做点地名文史调查，这个很有意思。
岑宝康（杭大同学）：我辈两代以前，乡村的祠堂、庙宇的碑记石刻以及家谱、族记，林林总总，多多少少记载了一些乡土文化的片断花絮。现如今，乡土文化的传承已难以为继，中国社会几千年来赖以维系的传统伦理分崩离析，连本来能自动上位的迷信巫术也逼仄受阻。前几日，我们村几位长者找到我，要我帮村里写一篇村史。我欣然应允。看了你这篇东西，我更觉那是我对村庄的应尽义务。
程芸（武汉大学）：写得真好！把我也带回了遥远的童年，还有肯定已经面目全非的乡村世界了。
裘新良（中学学弟）：@黄仕忠教授写家乡的旧事写得真好，每一件事都历历在目。这些旧事因为文明的变迁许多会彻底消失，后代人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记录这些旧生活真好。
郭巨松（中学学弟）：黄教授用文字的碎碎念念，记录上个世纪江南小山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让我们温馨、共鸣。
蒋志毅（表侄）：钱家山下、小溪坞的前世今生，我也很有兴趣，可惜没有老的文字，而老一辈已经凋零，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郑尚宪（厦门大学，福建仙游人）：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现象：许多地名的读音和文字差别很大，像我老家，文字是“森林村”（据说是因为旧时树林极为繁盛），读音为“内篮”，问过村中老人，也不明所以。我下午再仔细回想了一下，莆仙方言中“林”有三个读音，分别谐音“泥”“淋”“篮”，我家乡的读音应为“内林”。离我们村五里远还有一个大村庄，叫“林内”。
曾庆兰（硕士生）：从一个故事到一个村庄，这样的叙述很有趣。
蒋思婷（硕士生）：之前老师用“钱家山下”为微信名，我还以为那山是被姓钱的氏族所拥有的，所以叫“钱家山”。现在看了这篇文章，原本居然是“瓜山”，似乎跟着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令人忍俊不禁。太有意思了。
王茂根（中学校友）：你写了很多家乡村史的题材，大大的点赞。网山、小溪坞，从小就知道，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钱家山下以前不晓得，今天读了这篇文章才了解了完整的村史。
高伯齐（中大校友）：看到村名登记那个草率，很无语，想起大学同学说起当初民族分类登记时那个随便，可以想象那时的文化氛围和风气。这几十年乡村合并过程大刀阔斧，村名的改变，或者更多的是湮灭，更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比如我故乡的小山村，以前叫“下河西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和另外三个村合成“四河村”，小组已经标到了十几，让故乡陌生了很多……
徐大军（杭州师大）：黄老师对家乡村名的考证，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代有一代对音传村名的理解。“钱家山下”，既有村名的前代读音的痕迹，也有一个时代周边村名习称的影响，如周边的一些村名有横山脚下、白果树下、择树下、庙背后。
庄初升（浙江大学）：写写这种文字挺好的。怀旧、思乡。
顾黔（南京大学）：瓜山里—瓜山村—瓜山下—钱家山下，感慨！
高薇（中山大学）：读着读着，老是会勾起对老家的回忆（尽管并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但是关于这种种回忆，我现在才知道是有些可琢磨之处的。以前听不懂的，好像现在也能明白了，细节串联得上了，或者再借着您笔下的描述，对应过来自家长辈的讲述，哦，原来如此！
关瑾华（毕业博士）：小孩子时，父亲汇款或寄衣物给爷爷奶奶，只能通过邮电局，地址是：“阳江市江城区大魁大队吉树村”，我由此知道了故乡那条村子的名字，“魁”字也是。我一直好奇“吉树”到底是哪棵树？遗憾的是直到爷爷和父亲离开人世，我都没能鼓起勇气向他们讨个答案。看了“钱家山下”得名缘由，恍然想起那条已被港口开发整体征用的小渔村。多少有趣有情的地名，就这样湮没在滚滚发展的大潮里……
周红霞（硕士生）：初夏午后，得读此文，仿佛置身瓜山下之树荫旁，听阿嬷、阿公用乡音讲“古”。这个鲜为人知的地名，似乎在我眼前活了起来，诱惑我进入那个独特的时空。开端已是这般吊人胃口，其后事如何，更是令人期待。
张志峰（博士后）：中国的自然村落正在快速减少，传统的村落文化也日渐消失。文章三言两语，就将大家带入了那个时代，陌生的往事，家长里短，村落变迁，便现于眼前。期待后篇。
王蒙（毕业硕士）：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叫“李建村”，村里也无人姓李。读初中时曾翻出一封八十年代的信，是爷爷的表哥从台湾寄来的，地址写成“李鑑村”。问爷爷，才知道这就是原先的写法。我妈总是愧疚，让我在乡下躲了几年“计划生育”，好像是耽误了几年学业，可正因为在乡下生活的这几年，让我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血脉相连，有着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也很感谢老师，这篇文章让我暂时从“新手妈妈”的焦虑抓狂崩溃角色走出来，想起自己在村子里生活的美好童年时光，腾出空来给爷爷打个电话，聊一聊旧事，暂时回到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的日子。
刘洋（毕业本科生）：印象中，冠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十分常见，比如我的故乡就叫“罗家台”，可罗姓却远算不上我们村的大姓，这是心里一直都有的疑惑。看完“钱家山下”村名变化的来龙去脉，发现小到一个地名，原来也大有学问。乡文书以音记名，由误写造成的村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将错就错，对“木头做成了船”已成定局，无奈只好认可。
李慧（广西大学）：小小村庄名称变化隐含假名安立之大义。读老师近日文章，体会到道并非高高在上或在古书中，道在村庄、在日常、在民间传说等等。
王芊（中山大学）：钱家山下，没想到和钱姓人家毫无关系，只是音记方言的结果。无论是卫星地图中的“钱家山”，还是族谱中的“朗网山”，地志中的“老网山”，这些官方、正史、家族文献中记载的文本内容，似乎都和民间口耳相传的地名有些许差异。诧异官方正史文献居然是这样产生的，所谓“正统”，反而掺杂了太多偶然甚至儿戏。而㫰网山、瓜山下这些让乡人真正具有归属感的口传地名，以及地名有趣的内涵，尤其是文雅阿嬷被闹新房的故事、老屋墙上留下的七言长诗，这些鲜活的真实的“历史”，也很难进入官方、正史文献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