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是全球化开端时代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张居正改革之后，明廷财政与白银密不可分，明朝财政体系处于由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急剧转型之中，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一场不在本土进行的对外战争，这一战争是对明廷财政的极大挑战。本文尝试以白银货币为中心，剖析战争财政问题，从战争发展过程考察明廷财政的战争投入实态，揭示这场战争明廷财政的白银投入粗估达到2000万两以上，对这场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在时间上，这场战争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在空间上，这场战争是东亚历史大变局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诸多方面凸显了时代的过渡特征。中国、韩国、日本学者对这场战争皆已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对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明朝财政投入及白银的作用，迄今鲜见有所揭示。明代中国出现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产生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而国内银矿资源不足，于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惟求白银，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1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和廣东、浙江的船只到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白银。这在中国史料和朝鲜王朝文献中都有确切记载。同一时期，葡萄牙人也积极投入到白银贸易之中。日本金银矿开采，则在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上半叶突飞猛进。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542年投资开采，产量不断增加，到16世纪末，向丰臣秀吉缴纳的银课达到每年1万公斤。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在16 世纪末向德川家康缴纳的银课高达每年1.2万公斤。佐渡的银矿产量，据估计已达到每年6万至9万公斤之间。2日本研究金银贸易史的专家小叶田淳认为，从16 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百年，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多的时代，白银是16世纪后半叶日本输出品中有独占地位的产品。3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银矿的开采数量激增对海上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倭寇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日本不能与中国进行直接港口贸易，只能通过
他国获取中国商品，日本和葡萄牙、荷兰、英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之间的交易。甚至认为：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超过墨西哥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1实际上，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与稍晚来自美洲的白银，成为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巨大白银需求的两个重要来源。白银在16世纪连接起了一个国际贸易的全球网络，2全球化开端就这样出现了。
伴随银矿的大开发和工商业的发展，白银开始在日本作为货币流通，乃至被用作战争经费及付给大名的报酬而大量使用。大名们向丰臣秀吉的进献，无疑构成了丰臣秀吉统一和稳定日本本土，并拥有经济实力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白银贸易也使得东亚海上从此失去了平静，战事迭起。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朝鲜独自抗战乏力，明代中国援朝势在必行。万历援朝之战正是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发生的一场牵涉东亚三国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明朝财政所应对的因而也就是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时代的国际军事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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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明朝正处于中国古代向近代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从财政角度说，从古代以实物和劳役为主向近代以货币为主转型；从军事角度说，从世兵制向募兵制过渡转型，以白银雇佣军队，形成巨大的财政开支；从兵器角度说，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变，火器大量用于战争，增加了战争的技术含量和财政对于武器装备的投入。在这一大转型时代的战争中，不仅调兵遣将需要白银，技术含量高的火器等制造需要白银，其他军事物资包括粮食、马匹、草料、车辆、船只等，也大多需要首先筹集白银招商或采集，白银在战争经费中占主导地位。战争之初，明朝原打算支付白银到朝鲜购买粮食以供应军队，但当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未达到与中国相当的程度，并非用白银即可置办一切，因此只能运输实物粮草、马匹、军械供应军队。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决定了这场战争中军饷的实物为主特征，但如深入考察可知，明朝在张居正改革之后，白银已经全面渗透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所有财政支出无不与白银货币发生关联。所以，存世明代文献中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费，几乎都是以白银作为计算单位记载的，凸显出白银担当支付巨额军费的重要角色，也清楚地反映出明朝人的财政理念已经发生变化。这正是笔者采用以白银为中心考察这场战争期间明廷财政实态的缘故。
明朝人就曾以白银为单位对这场战争的经费做出估计，但由于明廷财政处于转型之中，头绪纷纭，总体估算难度极大，数字始终莫衷一是。而国内外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白银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对这场战争的明廷财政投入主要聚焦在粮草实物上，3缺乏对白银货币估算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从白银货币化切入，采用以白银为中心的新视角，在绵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万历援朝之战的明廷财政运行，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尚祈方家教正。
一、战争第一阶段的明廷财政调度
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1592—1593年），朝鲜称为壬辰倭乱，其后是一个和谈中间期，然后是第二阶段（1597—1598年），朝鲜称为丁酉倭乱。和谈期虽然也有财政支出，但除了留守朝鲜军队外，均不是直接的战争经费支出，因此这里按照战争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依次探讨明廷财政支出的实态。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明朝收到朝鲜战报，“朝鲜国王咨称倭船数百直犯釜”，明神宗即诏“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督抚道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御，无致疏虞”。1六月初二，“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给辽镇备用。”2这是正式的应援参战了。首先给朝鲜犒军银2万，并促发辽东镇年例银20万，是明朝财政投入的开始。所谓“精兵二枝”，即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的先锋部队3000人，这是明朝最早的战争兵员投入。
六月二十四日，明朝参将郭梦征带明神宗赐银2万两到达义州，明朝大军未到，犒军银已到。而此时援军未到，朝鲜宣祖就已在担心粮饷问题了：“天兵在越边，告急在必来。不忧天兵之不来，所患者粮饷。粮饷既备，则天兵趁即出来矣。”甚至明言：“予不忧兵少，但忧饷。”3
六月，明朝战备已经全面开始：天津截留支用漕粮6、7万石，并尽数留用海船400余只；山东从保甲军余中简选壮丁，户部准留民屯屯粮银4万并事例班价给饷；皇帝准宣、大两镇选兵16000人，以备倭警。特别是“咨户部，议发帑银数十万，差大臣一员，就近督理粮饷”。4截留漕粮，准备海船，拣选壮丁，屯粮银给饷，军镇选兵，议发户部银数十万，添设专官督理粮饷。人力、物力、财力均在调配之中。
八月，明朝任命宋应昌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是援朝战争最高统帅。他甫上任，即请马价银20万，聘请工匠制造火器、盔甲弓箭等军事器械，令天津、永平、辽东沿海各道募兵设防，统计月粮、马料等本折之数，限日上报；从浙江调集海船到天津运输粮饷、军械；督令沿海各分守道官以及山东巡抚负责从地方采购粮食，运至辽东集中；令辽东管粮郎中王应霖，准备集中囤放10万大兵半年所需粮饷。5这是一整套备战方略的出台。很快他申请的马价银20余万得到了批准。马价银由太仆寺掌管，在马政货币化过程中，太仆寺从掌管马匹到收储白银，具有了明初所没有的财政职能，兵部常盈库主要依靠太仆寺马价银的收入。由此可见，从战争一开始，明朝就动用了户部、兵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调动了天津、永平、辽东沿海各道与山东，乃至浙江沿海的海船。募兵设防，统计月粮、马料本折等数上报，恰恰说明兵员需要招募，也就需要白银的支付；粮食需要采购，即用白银货币购买；聘请工匠制造火器等军械物品，还有调集海船运输等，也都需要白银投入。宋应昌《檄天津永平宁前等六道》中，述及20万马价银的具体分配方案：5000两给中军官杨元，随军应用；其余195000两，发天津道35000两，密云道40000两，永平、蓟州、宁前、东宁道各30000两，“听候本部应用。”6
十一月初，宋应昌向兵部尚书石星报告军饷事宜：
台下虑兵集而饷难继，此正不佞前揭陈其艰难之状者。幸近日严督各司道多方料理，似有次第。据辽镇王郎中报称，备倭粮草计十万兵马可足两月之支，又将御虏本色留贮九万石以待防倭之用，且目下又征二十一年屯粮、盐粮矣。荆分守籴完三万石，冯分巡籴完一万五千石，并海盖、宁前二道俱见行召买，务足三万石者。他如发银五万两，令山东籴粮贮之登、莱，听取天津穵运输至辽阳应用者，又在外矣。总计征倭兵马不满四万，通常计算可足一年有余。保镇新募之兵不得不急征耳。盖兵家原无定形，饷不足则计饷；若足，则计兵。7
很明显，一边是集中兵力，一边是集中粮饷。无论是粮，是人，还是运输工具，都需要动用白银货币去获得。粮食主要是用马价银在山东以及辽东等地采购。征调的永平、浙江、山西、宣大、延绥等地精兵前往辽东集结，同时粮饷由运河经天津直接运至辽东卸载。此外由于辽东地方“累岁兵荒，刍饷腾贵”，还动用了泰山香税银和登莱府库银5万两，依时价在山东购买粮食，集中贮存，以便海运；陆上预买粟米3万石、料草15000石，用发买的牛骡陆续驮运至辽阳；又发临德二仓10万石米粮运辽。宋应昌檄文通知海州等五分守、分巡道，要求各道以银500两“委官买牛，并赁取牛车”；“如牛少银多，即便买骡；如骡不足，方行买驴；合用料草，酌量留银买用。”还通知海盖道，用官银募雇海船50只以及梢水人役等以搬运粮饷，限三日内到官，船脚银优厚支给。以地方官银募雇海船之外，也动用官银雇征商船运载。1这里表明，自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财政体系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转型，财政运作机制也必将随变化趋势而趋向调整。白银在国家范围的广泛流通已产生深刻影响。财政运作主体是政府，而白银货币的大量投入涵盖了市场与商人，因此决策由朝廷做出，筹资机制却不仅有政府投入，还有市场的参与，运行机制背后隐藏有市场规律，有政府供给，还有市场供给。
下面是经略宋应昌记载的关支官军行粮的填注号单，其中既有实物，也有白银：
一为稽考行粮事。照得本部调到防海御倭官军马匹，每日应该关支行粮料草，俱要查照号单依式填注。
计开：某营将官 下千把总 等见在 听调，委官 实支旧管 月 日官军 员名、驮马 匹，新收官 员， 军 名、马 匹，开除官 员， 军 名、马 匹，实在 月 日官军 员名，驮马 匹。
计支： 仓本折色一日：一日支廪给米五升、廪粮银一钱（副参、游都），一日支廪给米三升、廪给银八分（千总），一日支廪给米三升、廪给银五分（把总），一日支米一升五合、盐菜银三分，一日支折色总给银五分（管贴队军丁），一日支料荳三升、草一束（马匹），各项如有不支，填一无字。 年 月 日，支放官某人，对同官某人。2
明朝官兵均有饷银，征倭官兵当然也不例外。依照明朝旧例，“将官五升，千把总三升，管贴队军丁一升五合；马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挨程关支，无容别议外，其将官日支廩粮银一钱，千总每员日支廩给银八分，把总每员日支廩粮银五分，管贴队军丁每名日支盐菜银三分。”此次征倭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给银五分，如有驮马，日给银二分”，由于各地价格不一，形成各军有愿支本色，有愿支折色不等的情况，于是户部明文“听彼自买”。3
万历二十年九月，宋应昌与朝鲜定：“我师如风雨，朝濟江而夕破贼必矣，顾师行粮从，江以西则我给饷，江以东则尔给饷，饷必给五万人，必支三月。”4行粮是指军队行军途中或在外执行任务时加发的粮饷。明朝这方面的“饷”包括白银；朝鲜方面的“饷”则仅见粮食实物统计。据朝鲜备边司云：
天兵共计四万八千五名，将领、中军、千、把总，不在数内。一日粮，每一名一升五合。马二万六千七百匹，将领等官之马，不在数内，每一匹日给料豆三升。以此计之，则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名之粮，一日约七百二十石，二个月则为四万三千七百三十石。马二万六千七百匹之料，一日约用豆八百一石，二个月豆四万八千六十余石矣。本国与上国升斗石有大小多少之差，上国以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本国则以十五斗为一石。上国米一升五合，准我国米二升七合；豆三升约准十五升四合矣。5
关于明朝兵力的调遣集结，早在进行。万历二十年十月，兵部得知日军欲犯义州，已令吴惟忠统领南兵、火器手各3000人，“限五日内往辽”，另兵丁10000人，“克日赴义州”，蓟、保两镇各选精兵5000，宣、大两镇各8000，马、步相半，择将统领，“文到五日往辽东，听经略调遣。”并且下令“四川巡抚速催刘綎兵马，星夜前来”。6当时刘綎兵之外，调动的兵力已是42000人。
宋应昌于十一月十三日上报朝廷《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云：从各地调集御倭兵马73800名，并准备用于50000兵马开支两月的粮饷，从登、莱等处籴买粮豆供给调用，备有沙兵领沙船分置辽东、登莱各海口以便运输或海战。这73800名军兵，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明朝拟征调的兵力数额。谈迁《国榷》记载十二月，“大发兵东援朝鲜，经略宋应昌、左都督李如松，誓师七万人，渡大同江。”1其记载“誓师七万人”，可是渡江的却没有那么多。
根据宋应昌十二月十二日奏疏，明军的具体组成如下：2
中军杨元10639名。杨绍先部339名；王承恩部500名；葛逢夏部1300名；梁心部2500名；任自强部50名；戚金部1000名。
左军李如柏 10632名。李宁部1189名；章接部2500名；李如梅部843名；李芳春部1000名；骆尚志部600名；方时辉部1000名；王问部1000名；周弘莫部2500名。
右军张世爵10626名。刘祟正部1534名；祖承训部700名；孙守廉部702名；查大受部590名；吴惟忠部300名；钱世桢部1000名；赵文明部2100名；谷燧部l000名。
加上后续步兵2800名，明军总兵力为34697名，号称4万大军。
当时明朝兵部征调兵马数目，是以马步兵各半为原则。3因此，战争第一阶段以骑兵和步兵战为特色。
上述朝鲜备边司所云明军48005名，是朝鲜方面掌握的明朝援朝人员数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而在朝鲜战场上，明军经战事减员，不足4万，后来成为宋应昌主张议和的一个砝码。4中朝两方面均证明了实际明朝援朝兵力没有最初拟调的7万那么多。
十二月，明廷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特发冏金十万犒慰，并重悬赏格。”5这里的犒军银，是给明朝出征大军的犒赏，也是明朝自战争开始投入的第四笔犒赏银。此前第一笔是战争始发给朝鲜的20000两白银，见前述；第二笔赏银是四月发马价银3000两给御史梅国桢，督率李如松沿途犒赏。6第三笔是十月因朝鲜战报获捷给予的3000两。7至此，明廷已发出306000两投入战争的犒军白银。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十六日，宋应昌上《议乞增兵益饷进取王京疏》，谈及军兵数字，特别提及了日军20万，当时明军不满3万军兵。述及具体情况：“止有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员名，名分隶三营副将，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攻克平壤，阵亡官军七百九十六员名，阵伤一千四百九十二员名，见在战兵不多。”8
疏中明确记录了万历二十年40万马价银的分发与用途，下面列表说明：
从表中万历二十年明廷所发马价银的花费情况可知，投入的白银货币大致是国内、国外各一半，白银具有多元的功用：籴买粮料、置办粮草及打造军火器械、买牛骡车辆、转运脚价、召募家丁、文武等员役廪粮、工食、犒赏之费、军功赏银、优恤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40万两白银中，一半是作为购买粮草、打造军器和运输工具及运输费用，即用在备战物资上，只有20万两到达了朝鲜战场。
宋应昌上疏的主要目的是：题请明廷再增加马价银20万，用于增援军，以及赏功、优恤和买粮：
今虽尚有余剩，若尽赏平壤等处功级，则军前别无措处，而应援之兵倘如所请，则又当酌量多寡，预行备办刍粮。是今日兵与饷所当亟为议处者，乞垂念血战军功，再发马价银二十万两，先将平壤等处斩获首级军士愿赏者，照例毎颗给银五十两，阵亡、阵伤者即行优恤，其余听候买粮及攻取王京赏功支用，如此庶足以张军威而奋士气。1
经略宋应昌题请增添兵马，兵部议以“南兵备登莱者”往援。神宗敕谕东征将士：“已令所司亟发银十五万两，赍赴军前，从宜犒赏优恤，”同时，“一面行山东等处召商粜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等处征兵选将，分道而前。务使尔等财力有余，得以实心战守。”2可见明廷又发银15万两，用于朝鲜战场的犒军、山东招商采粮、浙江征兵调将。
碧蹄馆战役后，和议风起，至四月战事基本停止，开始了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爆发第二次战争阶段的近四年和谈时期。十二月，明军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领下绝大部分回国，经反复议后，仅留少数兵力留驻朝鲜。这部分军兵照例给与行粮料草和饷银，下面还将提及。
一般认为，粮草不济，是战争第一阶段转向和谈的原因之一。宋应昌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移朝鲜国王咨》云：“王国军粮告匮，中国粮料又转运不前，致使兵顿开城，士多枵腹。”3而朝鲜方面认为，宋应昌在平壤大捷之后，筹集粮草不力，致使前方粮饷不济。4至此，虽然转输不顺，朝鲜战场军饷吃紧，但还不能说明朝财政已经不支，财政危机是在战争第二阶段才出现的。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和谈阶段，明朝财政也是要有支出的，首先是兵员的留朝，还有派出使团去日本谈判等，和谈代表沈惟敬手下的军士也是由军饷开支的，这在战争第二阶段经略邢玠的奏疏中清晰可见。5
战争第一阶段，据钱粮通判王君荣账册所载，明朝财政取自兵部常盈库的马价银有55万，到战事结束，共用了488940余两，还剩61468余两；宋应昌手下刘黄裳、袁黄监收过银35000余两，查无虚冒。6这些余银最后也留在了朝鲜。朝鲜《宋经略书》专门记有王通判君荣，万历二十年随经略出来，专管各营饷银，“多减尅干没”之事。7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明朝准备从朝鲜撤军时，经略宋應昌与朝鲜商议明军留守问题，并上《议朝鲜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他提出从长酌议应留官兵16000名，其余大兵俱次第撤回各镇以防内地。规定不论南北军，每名月给月粮银1.5两，行粮盐菜银1.5两，衣鞋银0.3两，犒赏银0.3两，共3.6两。将领以及千把总等官廪银，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马匹应支草料干银，俱照见行事例。并述及起初他打算前项钱粮俱都由朝鲜出办，与朝鲜商议的结果是朝鲜因倭摽掠，以致困疲，更何况“该国风俗止用粟布，并不行使银钱，故所积无几”。于是他建议朝鲜“开矿取利”。但朝鲜方面认为开矿费力而所获不多，难以指望。因此宋应昌又议留守官兵应支行、月粮银、盐菜银，照旧于永平府、辽东和各镇支给，饷银、马价不足的，由户、兵二部处发。而各兵月给衣犒银6钱，以及日用本色粮料，不在前项之内的，由朝鲜措办，得到了朝鲜国王同意。1
最终，明朝没有派遣官兵16000人留守，而是以刘綎所率川兵5000人作为留守。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刘綎已被任命为临洮总兵官，2则他实际留戍朝鮮两年。如果按照每名每月3.6两计算，5000人24个月总计饷银43200两，这里还没有把将领以及千把总等官的廪银，以及马匹应支草料银估算在内。3宋应昌详细记录了当时明朝犒赏银的发放情况：
今念尔辈从征劳苦，将及一年，兹当撤归，特加犒赏，以示优恤。议定将领俱照先次过江宴赏事例，军士每名给衣鞋银一两，饭食银三钱。其关西将士路经广宁，俱聴该道动支马价给散；其在辽镇者，俱各回营聴该道查明转解本管兵道给散。故示。4
其中将节次给赏过官军家丁银两、牛酒、食盐、兀喇达靴，各自数目详细开示于后。现特撮要如下：
头次钦赏银10万两，2万两留天津道，2万两留蓟州道，赏防海官军；6万两到辽阳，解至李提督（如松）军前，寄发义州。至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内，由经略手下赞画发放过官军银351123两，王通判给放官军共银8939.9两，剩银15948.1两。阵亡官9员，指挥2员，每员银10两；千总2员，每员银8两，内杨虎路远，加银2两；把总2员，每员6两，百总3员，每员5两。军丁1232名，每名银3两。川将刘綎官军50名，虽系后到，但起身在先，程途万里，隆冬在路辛苦，应与大军一体给赏，共享银5152两。辽东游击高贞所统官军，虽系续调，久住外国，相应量给一半，共享银566两，还有补赏宋大斌等统领辽东续到，并被伤详允未领银1804两。见在剩银4665.1两，银少军多，零星难散，所以剩银解发刘綎部，以犒赏留守官兵15000名之用。
二月，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动支马价银2100两，牛210只，又用银100两买盐20万斤，三协官军每协银700两、牛70只。千总每员折酒银2钱，把总每员折酒银1钱，管贴队军丁每名折酒银5分，牛肉、食盐尽数俵散。同月，还曾动官银易买兀喇达靴，由李提督禀称“各军涉历山险屡经血战，泥水浸湿，鞋袜敝坏，跣足不堪”，故“牌行守廵海盖三道分买”，解到李提督处33659双给赏。
五月，一次犒劳官军事，李提督就近借动马价银2400两，分别解牛260只至李提督军前，照依前次折酒数目犒赏三协并刘綎官军。
七月，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发银1万两，给赏扼守全罗追剿倭奴官军。一解到银10万两，内钦赏三协官军，发银41000两，官军家丁俱照前次数目听三协将官分给；刘綎营官军共发银5270两。一官军功次，每倭级一颗赏银50两。平壤城1285颗，城外362颗，开城165颗，碧蹄167颗，活倭6名，共享银99250余两。
此外，宋应昌还专门有《奏缴支存马价册籍疏》、《奏缴钦赏册籍疏》，5均为战后整理财政簿册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报告，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分别列表了。前者是对明廷兵部投入的马价银65万两，钦赏银10万两另册开报外，其余55万两在各地各部门的分配花费和剩余情况，用银名目一一在册。后者是对于前者提及的钦赏银10万两的另外开报。虽然有剩余银两，实际根据上述所引，马价銀发出后的剩余没有回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仅给出了兵部马价银的数字，户部投入的数字不在其列。
如果依据当时明朝给军月饷“户七兵三出办”的规定比例，则户部所出应更多。
万历二十一年，户部尚书杨俊民疏查九边军饷，其中云：嘉靖以前九边年例银止100万有奇，至隆庆初年280余万，至万历二十年，增至343万，比隆庆时又增60余万。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增加。其中，辽东镇“该镇主客年例旧额”经万历六年加添，也就是311278两，到万历二十一年则“发过年例并征倭银738400余两，比旧多费银427100余两”，1应该说这比旧多费银即是征倭银42余万两。疏中云：当时永平镇，又增海防兵3000人，岁增饷5.4万；万历二十年战事起后，天津新募海防兵3000，月饷每人1两；力士500人，月饷每人1.5两，不到一年，就花费太仓银59950余两；而又调遣浙直南兵，岁费月饷行粮20余万，这些均与东征战事投入有关的军饷，粗估达到了31.4万以上，加上辽东的42万，增加的岁费即达73.4万两。还有万历二十一年易州镇也增出108900两，疏中明言：“盖因倭警召募兵勇、预备料草、阅视简练，总兵游击等官各带标营奇兵往来天津，廪给行粮，月费数千余两。”73.4万两加108900两，已达842900两。而且这里还仅是户部尚书杨俊民查核九边的数字，并不是战事第一阶段户部投入的全面统计。仅以此数字加上兵部的65万，总计约155万两白银。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数字。
迟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初一，明廷对东征将士大加赏赐，为战争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明实录》记载：“兵部叙覆东征功，上命升宋应昌为右都御史、李如松太子太保，加给禄米一百石，各赏银币。其文武吏士升赏有差，石星赐蟒，并赏杨俊民银币。”2这些赏赐白银，按例出自皇帝内库。
二、战争第二阶段及善后期间的明朝财政调度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和议失败，丰臣秀吉再度起兵，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二月，明廷已有备战集议，决心应援朝鲜。朝堂上有云：“议援必议调兵，议兵必议运饷，议兵饷必议设官。”廷议援兵于宣大、蓟辽挑选7000名；浙江招募3700余名，令督臣即于本镇募用，以省劳费；省直水兵陆续调发，行、月二粮折色，取给中国本色折办；朝鲜设海防司道一员，专管防倭事务；择历练知兵者速往朝鲜，料理该国兵食策应戍守事宜；并择一骁将领辽镇西兵3000名，同往朝鲜。神宗下旨：
今倭情可疑，朝鲜告急。兵食将吏等，既经多官集议，宣大、蓟辽备兵俱照数挑选。增募调发应用各省直水兵，行彼处斟酌议处。粮饷折色，户兵二部处给。本色令朝鲜备办。海防司道官及备倭总兵宫，吏兵二部推用，游击以下，听督抚坐名咨请。管粮官，吏部速行选补。其战守救援缓急进止，俱听督抚总兵相机行事，不许纵敌贻患，亦不许轻动损威。沿海地方，该部严行防守，毋致疏虞，勿以虚文搪塞，及怠缓误事，违者，科道官参治。3
起初，明朝征兵并不顺利。三月，明朝任命蓟辽总督邢玠为经略，统率明军援朝御倭。邢玠甫上任，就上疏选调兵马，督运粮饷。当时的情况是，督臣孙圹所征南北官兵只有19000余名，不及战争第一阶段经略宋应昌往援兵马的1/3。4
五月，明朝发太仆寺马价银257000两，“以备水陆各兵三月粮饷及防倭官兵犒赏”。5五月下旬，邢玠到达辽阳，上报军情，选调明军38000人，命陆续抵达朝鲜。由于首批明军只有总兵麻贵部17000名，邢玠疏请募兵四川、浙江，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力援朝。6
七月，日军进攻南原、全州，明军失利。九月，稷山一战，明军获胜，日军退守釜山一带沿海，于是邢玠上奏增派水军援朝，凸显了战争第二阶段水战上升为主的特征。明廷起陈璘为副总兵，统领广东营兵5000人赴朝鲜。1
十—月，经略邢玠上奏：“以倭夷遁据釜山，拟调兵马十万，于今冬进剿。”计算来年调兵10万，需要粮饷80万石，10万石取办朝鲜，70万石派到山东、辽东、天津。2
此后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明、朝联军在邢玠的统帅下，兵分三路，会战于蔚山：
左协军：明将李如梅部12000人、朝鲜忠清道兵使李时言部4000人；右协军：明将李芳春部11600人、朝鲜庆尚道左兵使郑起龙部3300人；中协军：明将高策部11700人，朝鲜庆尚道右兵使成允门部5200人。经理朝鲜军务杨镐、总兵麻贵分别统率左、右协。3
以上所见蔚山会战合计兵力48200人，明军共35700人，朝军12500人。
蔚山战役失利，明朝联军与日军进入对峙阶段。邢玠急忙上疏朝廷增调水军，明廷派都督陈璘率广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共13000余名水兵赴朝；刘綎率川兵、董一元率北方各镇兵各1万名陆军，也抵朝鲜。总计明军在7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明廷发生了多起有关军饷之事：明廷以“东征又以捷闻，诏赉总督抚镇诸臣邢玠、杨镐、麻贵等白金有差，并发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犒将士”；4
兵部请发太仆寺常盈库草料166200余，解赴通州给发川兵安家银，每名5两，“并解蓟辽总督军前支用。报可；”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太仆寺言兵部寺库情况已到极限：“历查先年寺库聚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一役之兴，一切军饷取足兵部，该部必取诸寺库，于是支发若流，迄今于东封竣事费三百万，所存者止百余万矣。使从此积贮不支，犹可待用。乃自东征议起，今日解发朝鲜，明日解发天津，今日支饷川兵，明日支饷广兵，多者二十余万，少者不下数万，俱出年例之外，各边年例又不少减，于是百余万之积俱空。马价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所存者不过子粒、桩棚等银十余万而已。虽有旧库一区加隆以来，封识惟谨，即使春运尽完，不过十余万金，仅供年例耳。矧本寺寄养马之额，当岁足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本色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通计不满万匹，是本色亦消耗极矣。”章下兵部后，“于常盈库内姑借五十万两，另收新库，以备急用。”6同月，兵部复朝鮮监军御史陈效条上八议，其中根据战事的持续发展，陈效提出“宜多调船兵，设奇以待”，更提出“东征兵饷，岁费八十余万，脱或倭不即平，其何能继，宜开赎罪、援纳、通商之利，以裕接济”。7无论是犒军、军兵安家、以及各项军务，白银的开销数目极大，为此陈效提出了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罪、援纳、通商。”
上述陈效提出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罪、援纳、通商”，其实明朝战时财政来源早已多元化，主要采取的各种举措如下。
援例上纳之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户部题：“辽镇一隅，购银有限，经费不足，合将见行事例款内摘其便于广纳者，行该镇抚无拘土著及各省流寓、随任经商人等，该镇告纳，并附近北直水平、蓟州、山东登、莱等府米谷饶裕处，照依后开各项银数，自运米豆等粮，径赴辽东管粮衙门，告投分拨各缺粮仓口上纳，其载运脚价，在山东登、莱等府航海者，递减脚价，其山海管关立事听该部札付，凡遇运纳人员到被验实放行，每月终将放过人役姓名、其所运粮石开送管粮司官，亡紧催纳，以杜奸人影冒，及出关玩法之弊。报可。”8
动用地方财政开支：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户部言：“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见报粮数止十二余万石，恐经用不足。请行山东公帑三万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航运至朝鲜；又借临、德二仓米各二万，运至登、莱转运。”得旨：“事关军机，不许延误。”9
召商增盐引税收：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户部奏：“辽镇岁额淮盐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二十斤，每引官价五钱，召商中纳。万历二十二年议加四万四百三十三引八十斤，二十四年复停增引。今议照旧开中，海盐各开一万五千引，召商上纳本色，以备御倭之用。报可。”1
召募海商运输：万历二十五年九月，经略邢玠请借发临、德仓米及召买粮石，并于天津堆放。“募沿海商吴淞、淮浙等船兼搭接运，以登、莱籴运价涌后时，不若天津至旅顺止隔一帆也。部复从之。”2
调拨辽东镇年例银与辽阳垦植：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户部言：“东师大集，需饷甚急。山东、天津、辽东岁运各二十四万石；山东、天津则海运，辽东则水陆并运。今饷臣张养蒙欲就近和籴短盘，更为省便，宜许该镇于部发年例银内动借三万两，差官赍赴宽奠、金复、辽阳、广宁、永平一带平籴，要在委任得人，无侵尅，无抑勒，使不至困运以病民。”又言，鸭绿江边辽阳兵备道辖地沃饶，宜设法招垦，及时朽种，秋天收获就便平籴，以资转运，并优叙督星垦有功者。还规定为运输可以扣留解京银为运费。3
卖官鬻爵与铸钱，都是明廷财政开源的重要措施。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诏令吏部开鬻爵事例。4至二十七年（1598年）四月宝源局开始铸钱。5
增加赋税。军费负担出自财政，财政出自赋税。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吏部等衙门尚书李戴等言：“臣观天下赋税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6
中江开市。此事由朝鲜方面提议，得到辽东副总兵佟养正等的首肯：“近因屡奴侵犯朝鲜，于西岸奉明筑建墩台，仍隔鸭绿一带。今彼国近遭兵荒，时值匾乏，似当相时制宜，以赡其用。合无于中江贡道处所，筑一上圈，或准一月一市，或准半月一市，稍待彼国兵息年丰，即行停止”；“朝鲜原属藩国，有无自当相通，即其城破民残，尚发兵征晌，以恤其患。岂可闭籴历禁，以重其危。彼此贸易，吾人亦有利焉。”7尽管当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处于实物交易阶段，但是开市可使明朝得到关税之利，无疑也推动了朝鲜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银易布，在朝鲜换取米谷。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明朝先用一万两银子在林青地区交易青布，再到朝鲜换购米粮。在庆尚道贸易米粮之例：
青布二千二十匹，每一匹折大米六斗，大米八百八石；漂蓝布一千四可千匹，每一匹折大米四斗，大米王百七十六石；蓝平机布一育二十匹，每一匹折大米四斗，大米互千二石；白平机布二千匹，每一匹折大米王斗五升，大米四育六十六石千斗。共通大米一千六百八千二石十斗。8
战争期间，为满足朝鲜军事物资硝黄、筋角的需求，明廷还曾动用太仆寺银2000两，给朝鲜使臣自行购买运回，折为宴享之例。9
关于粮饷之事，明廷设户部督理东征粮饷侍郎张养蒙专门负责。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张养蒙条陈饷务五事，其中“东征兵调运米七十万石，银百十万两”，将各处额运粮饷至义州交卸实数，纳入考成法，即官员的考核制度，“岁终总考，不及额者题参。”10
需要说明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帝开始的派遣矿监税使四出，所入是在皇家内库，并没有投入战争。矿监税使反而使得明廷财政的正常税收受到严重影响，也就使明廷财政对于战争的投入受到干扰。后来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年撤矿留税时，才出现分成给户部、工部的问题。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明、朝联军在明朝经略邢玠统率下，分兵4路会战：11
东路军：明总兵麻贵率24000人，朝鲜平安、江原及庆尚左道军5500余人；
中路军：明将董一元所部13500名，朝鲜京浅、黄海、庆尚道军2300人；
西路军：明将刘綎所部13600人，朝鲜全罗、忠清道军10000余人；
水军：明都督陈璘所部13200人，朝鲜全罗、忠清道水军7300余人。
明、朝联军4路总兵力达89400人，明军64300人，朝鲜军25100人。
起初战争进展并不顺利。直至十一月，在朝鲜南海露梁海战中，明、朝水军合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为战争结束的标志。
战争胜利以后，面临的是明军撤归，留守朝鲜军兵的战争善后之事。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经略邢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其中一是议留兵34100人，马3000匹；一是定月粮，官兵盐菜及新造唬炮，每年共该银918960余两；各文武公费廩银，尚候酌议。此外还有定本色，合用米豆分派辽东、天津、山东等处，另有每年米豆130000万石，候朝鲜收成之后，再议停运。1
其后，户科左给事中李应策上疏驳善后十议，主要即针对留兵3万余。户、兵二部会议，提出“数年疲耗，今姑息肩，尤宜内固根本，不当更为繁费。查得朝鲜当壬辰倭患之始，请不过一万，此时倭正在平壤也。及癸巳倭败之后，留兵不过五千，此时候未去釜山也。盖该 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而亦苦我之扰。故前后请留止于如此。臣等以为今日善后之事。仍当与彼国商之”。2
实际上，明朝此时已经出现财政危机。与此战争同时或前后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事：西北哱拜、西南杨应龙之乱，与此战合称为“万历三大征”；还有东北与西北的战事，西南更有缅甸的入侵。自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帝以宫殿灾需修筑，派遣矿监税使四出，怨声载道，促发了民变，也影响了正常财政税收。战争耗资巨大，财政吃紧，库藏枯竭，户部尚书杨俊民筹划维艰，死于任上。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云：“请言其近，大司农匮乏极矣。九边粮饷未给者不知凡几，各镇请饷之疏且累累至。”3当时万历皇帝云：“留兵非难，处饷为难。该国若能供给，多留亦所不惜；必资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访定夺。”4
九月，以重阳令节，明神宗以东征功成，赏赐文武诸臣，凡與战争相关的官员，赉银各有差。5但是其时战后遗留问题还远没有处理完毕。
十月，朝鲜国王李昖请留水兵8000名，以资戍守。6他早就明确表示过：“大兵来，则唯要银子，难可接济矣”。7这应是朝鲜不愿明军留守人员过多的原因之一。
其时兵部言，东征以来借用兵部银227000余两，“今渡江之兵挨程请饷，朝夕待哺，乞勑户部亟为接济，勿致推诿。”8同月，户部主事俞维宇解银12万往永平，给散东征回兵。这说明，不仅是留守朝鲜的官兵需要饷银，就是东征归来的官军也需要银两安置。
此后明朝决定留戍朝鲜官兵16000人，而粮饷问题，又触及了两国实物与白银的不同观念：
今该国屡称凋敝之后全赖米豆以生，则视米豆不啻重；水陆兵将呈称，不愿米豆，惟求折色，则视米豆不啻轻。查得留戍官兵一万六千，其饷业奉钦依，本色俱听该国自备，折色天朝量助三分之一。先经本部发银十万，已足量助之数，即如各兵全给折色，不过再发七万余止耳。伏乞命下太仓银库，即于济边等银内动支六万两，并先题发关外银八万两，刻期兑发，听留戍官兵二十七、八两年分粮饷支用。其王京各仓米豆十万石，每石作价六钱，酌量搭放；义州仓米豆九万余石，乞勑辽抚悉心计处，或发辽左备饷，或折价银协济，务期实用，不致狼戾。上俱允之。9
总之，尽管在战争第二阶段，明廷财政危机已经凸显出来，但是明廷还是支撑下来，直至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战争经费的粗估
中朝联军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这场东亚大规模国际战争的最终胜利。就战争的胜败结局看，无不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关联。经济最终影响和决定着战争的胜败，也深深地影响着东亚格局的调整。战争中的军费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朝联军获得战争最后胜利，明朝筹措到大量军费，与经过张居正改革，为战争储备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也与战时明廷财政的军费筹措渠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有直接关联。海外流入中国的大量白银，成为最后赢得这场战争的保证。
军费增加使国家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明朝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财政体系在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转型的前提下，白银货币广泛介入军事过程，战时财政被分为实物与货币两个层面。货币虽然不是军事战斗力的要素，但却是战时财政的第一推动力。
任何历史条件下的军事财政都是一个广泛的综合性体系。战争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国境安全，不仅是境外的战场，而且国内的防御都需要军费投入。朝鲜战争具有国际战争性质，战事空前激烈，规模前所未有，长期而规模浩大的战争使军事费用激增。浩繁的战争费用很快就将明廷储积的财富消耗殆尽，进行到第7年，发生了财源枯竭，财政出现了危机。礼部尚书等甚至云及：“自东事军兴，畿辅齐鲁之民，岁加饷银数十万，椎骨剥髓，剜肉医疮。即奉诏停征，有司尚有不奉行者，百姓之苦极矣。”1
根据笔者对于《万历会计录》的研究，在万历十年（1582年）前，边镇粮饷已达800多万两白银，占明廷财政支出的44.58%，2当时的军饷已经急速向货币化发展，各边镇依靠明廷发给年例银。以辽东镇为例，根据统计，白银已占到87.98%，成为军饷的绝大部分。3援朝战争属于意外临时事件，更极大地增加了明廷财政对于军费的开支。
援朝之战具体花费了多少？自明代起，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明朝调兵征兵到撤兵计，第一次援朝自万历二十年五月——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整个过程约经历31个月，明朝战中统计兵力大约40000人，根据朝鲜方面所报数字是48000人；第二次援朝自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整个过程约经历34个月，明朝投入兵力大约80000人；由于各部兵马抵达朝鲜参战时间不同，从中国调发的路程远近也不相同，因此时间上难以简单划一，也就很难确切统计整体军饷，计算出明朝财政的实际投入总数。
户部尚书杨俊民在万历二十一年的《边饷渐增供亿难继酌长策以图治安疏》中云：“去岁太仓收过各项银四百七十二万三干两有奇，放过各项银三百九十九万九干七百两有奇，而边饷十居其八，且多额外之需。臣不胜私忧过计。”疏中明确记述户部负担的九边军饷数字：在嘉靖以前的年例银约100万两白银，隆庆初年升至约280万，到万历二十一年，已上涨到了343万。4援朝之战在万历二十年爆发，明廷开始挪借年例银、九边增兵，疏中数字明显包括了援朝之战的投入。而杨疏还提醒我们，边镇军饷不仅只有年例银，还需包括“折色、民运、盐引等银”，即年例银之外，还有不少边镇的经费折银，疏中没有举出具体数字。上文仅粗估战事第一阶段户部在九边与天津的投入，加上兵部的投入，共计约155万两。
据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用疏》记载：“帑竭藏空大殊于昔者，”主要是“意外之警，不时之需”，以致造成“盖各边年例爰给军需，据部题二十七、八年春夏已题无可发者”的严重问题。疏中举例：
如宁夏用兵甫数阅月，约费饷银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余两；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平播之师未及朞年，约费饷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余两，连川中凑办共约二百万三千余两。1
将5822000余两，加上200余万两，总计是7822000余两，由此可知，这里是明朝援朝之战780余万两之说的滥觞。查王德完此疏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时任工科给事中。2万历三十年（1602年），此疏为王圻《续文献通考》收入《国用考》。3谈迁《国榷》记载的战争费银也应出于此疏。
又曹于忭《遵例盘库敬报空虚之状仰乞圣鉴亟图长策以济国用疏》：
一岁之出，浮于一岁之入，甚至入以二百余万，出以六百余万，既竭力搜括苦心那凑，亦焉能继夫晏安无事不可狃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时何时，亦多隐忧之秋也。先年宁夏之役，费饷银凡二百万；倭之役费饷银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费饷银二百余万……目覩府库空虚已极。4
疏上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曹氏时任刑科左给事中。此中的780余万之数，应也是来自王疏。
清修《明史·朝鲜传》所云不得其详：“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關白死而祸始息。”5其中“丧师数十万”言过其实，一般认为是清初采用了明丁应泰诬告奏疏中语，而且“糜饷数百万”也过于笼统。同样的记述：“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也见于《明史·日本传》。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与《明史》的记述一致：“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7《明史·王德完传》则采纳王疏所云：“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8
朝鲜《再造藩邦志》记载：“是役也。征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费粮银约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三百万两。实用本色银米数十万石。”9这里所云费粮银和交易米豆银相加是8832000余两，还没有包括计算“本色银米数十万石”。
综上所述，自明至清，东征花费饷银780余万几成定论，迄今可以确认其数字来源于明朝王德完疏。但是我们必须对王德完的统计数字加以质疑，显然这一数字偏低。理由如下：第一，其疏所撰时间距援朝之战结束不久，明军在万历二十七年年底才大撤兵，大规模归国已至万历二十八年初，因此王氏的统计数字应该没有包括完整的战争善后经费在内；第二，更重要的是，此疏是从户部太仓库出发的单一统计，没有包括兵部太仆寺、工部等饷银的其他重要来源。如上所述，明廷投入战争的第一笔大数目银子就是马价银10万两。太仆寺隶属兵部，其马价银两，原系专备京、边买马支用。自明神宗开始，“钦赏银”开始大量转由兵部常盈库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明人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云：“大司农计度支，自二十五年邢经略出关至万历二十八年归，凡用饷银八百万两。火药、器械、马匹不与焉。”10这里统计的仅是援朝之战第二阶段就花费800余万两，而且火药、器械、马匹还没有包括在内。更没有包括善后留守军士的经费。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采纳了诸葛元声之说：“明援朝作战之经费，数字极为浩大，即饷银一项，约在千万两以上，以后役为例，已在七百八十万（明史）至八百万之间。”1
关于战争善后经费，查邢玠《东征善后事宜》，当时议留兵34100人，马匹3000，定月饷“官兵盐菜及新造唬船”，每年共计银918960余两，这里还没有把“文武公费廪银”和实物米豆130000石计算在内。2实际上，战争结束后，明朝派总兵官李承勋率16000军队驻防朝鲜，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五月撤回，根据是同月有令李承勋镇守贵州之命。3而据明朝侯先春的估算，留守朝鲜戍兵16000人，每年该饷银480000余两。4这是按照军士每年每名30两计算，还完全没有包括军官在内，显然数字太低。而从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明朝大规模撤军算起，至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约有18个月的时间，那么起码也有520000余两的支出。
从明朝国家财政体系来看，组织提供战争军费的主要是户部与兵部。万历二十一年七月，据当时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的报告，所出多于所入达95.3万。5户部不可能独力承担军费。随着赋役—财政改革，兵部、工部、吏部、礼部、刑部都具有了明初所没有的财政职能，马政由养马到征银，兵部太仆寺遂具有了重要的财政职能，因此马价银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大量饷银。根据太仆寺少卿李思孝疏：“稽之往碟，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列（拜），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6据此，则这场战争向兵部借银高达560余万两。如果将上述户部的780余万，加上兵部的560余万两，总共是1340余万两。根据邢玠之疏，在战事第二阶段“备倭之银续发八万两，不足两月之用”。7以此为依据，那么战事第二阶段的军费开支以34个月，每月4万计，就是1340万。与上述数字正好吻合。加上留守经费520000余两，约达到1400万两，加上上述战事第一阶段户、兵部的不完全统计155万，已达约1600萬两。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和谈阶段，沈惟敬在接近3年的“东封”活动中，其所带兵的盐菜银、草料银等，仅以几月计，也达3000余两白银。8而和谈阶段的费用这里完全没有计入。
李光涛先生《朝鲜壬辰倭祸史料·序》认为：“七年对垒，两次出兵，凡十六万六千七百余人，费饷银一千七百余万。”9在这里他提出了1700余万之说，但是同时，他并没有给出统计来源与步骤，兵员人数似乎也有过多之嫌。
根据笔者对《万历会计录》的研究，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单位统计万历初年（16世纪80年代）全国财政收入，共计是18100167余两白银；这场战争规模浩大，历时7年，仅是户部与兵部的投入不完全统计，已高达1340余万两白银，善后经费以60万两计，总共已有1400万两白银，加上第一阶段的不完全统计155万，已达约1600万，更不要说还需加上工部的投入，以及各地地方财政为之所付出的地方库藏纷繁叠出的白银数字。因此，笔者基本上同意李光涛先生提出的1700余万两白银数字，可是认为还过少。
总之，明廷财政对这场战争能够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关于明廷财政的投入，自明代以来已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成为这场战争研究争议的焦点之一。这场战争明廷征兵半天下：募集南直隶、南直隶、辽东、山东、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以及各个边镇的兵力；转饷半天下，明廷财政投入的军饷，以白银为主，数量巨大。
按照现代军事学的概念，对外战争经费，包括军队供给费、武器装备费、交通运输费、战争善后费4部分构成。上述数字实际上基本没有包括武器装备费和交通运输费，更没有包括全国转饷半天下，各地地方所付出的实物、劳役等部分。邢玠云：“臣先见钱粮户七兵三，备倭、马价、赏功等项，出纳头绪繁多。”1下面以辽阳道之例作为一个缩影。如邢玠之疏所云：“东征大事，其命脉全在辽阳”。“朝鲜之军火、器械、兵马、钱粮”，无巨无细，都由此道办理督发；粮饷虽有山东、天津运输，自秋至冬，朝鲜4、5万官军支给，强半由此道经营。他特别提及“其挽运也”：“买骡马。倩车牛，处草料，计工食，均劳役，审贫富，置鞍置袋，计入计出纷纷，千头万绪，衙门如市”；“其打造也”：“料物、夫匠、廪粮、工食、指授、考核、催督、般运，经数番乃成”；“其发兵也”：“审年貌，注腰牌，造册籍，处应付，补器械，每次兵过衙门，通为武场，一切簿书期会，昼夜无休”。2邢玠奏疏中在朝鲜还有“屯田、设站、造船、筑城等各项事宜”，他提及的“造船银”，即兵、工二部各出一半。3因此，如果我们将工部投入费用、地方出物资和明军在朝鲜的开支，事无巨细都包括进来，特别是在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型期，武器装备费是一大宗开销，并要增加交通运输费用等，如此总计起来，笔者认为粗估将达到2000万两以上。
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孙文良先生《明代“援朝逐倭”探微》一文中，根据明朝将领千万里后裔所辑《思庵实记》，统计出明朝援朝兵员与粮饷等项，为研究者广泛引用。其总计明朝出动兵员 234000人，米 540000石，金 534000两，银 159000两，帛 398920段。从金与银两项来看，这一记载就已无法令人相信，因为明朝以白银为货币，投入的黄金不可能比白银还多；此外千万里并非高级将领，从中朝双方大量官方记载均无此人可知，他不可能全面掌握明朝军兵与粮饷数字，因此今后应该慎用这一迄今被广为征引的资料。
关于此战明廷财政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这里提出明廷投入2000万两以上，仅是一个初步考察的粗估数字，对于零星散乱的中外文献记载进行全面综合考察，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