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3年5月5日夜间，一辆从南京浦口发出的火车正飞速往天津前进。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火车。
它的车厢由全钢打造，车身涂着蓝漆，人们都称它为“蓝钢皮”。这是交通总长吴毓麟花大价钱从美国购买的豪华列车，当时整个远东地区也只有这么一辆。
列车除了普通的二三等车厢外，还设置了三节头等车厢。
车豪华，车票自然也便宜不到哪儿去。
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吴虞，曾在日记中提起自己坐这趟列车的经历，说连火车票在内，总共花了49块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那时一块银元可以买18斤大米，或者7斤猪肉。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月工资也不过是8块银元。
可想而知，能坐得起这列火车的，非富即贵；能买得起头等车厢车票的，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超级有钱的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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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在“蓝钢皮”的头等车厢中，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
还有一群新闻界人士，比如《大陆报》记者李白斯、《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等，他们是到山东境内进行采访的。
其中，有位身形微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的男子，他名叫鲍威尔，是美国《密勒士评论报》驻中国记者。这天凌晨两点多，鲍威尔正和一位名叫贝吕比的法国人聊得火热。
鲍威尔已经在中国待了近6年，对这块土地了解得比别人多。他告诉贝吕比，火车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山东境内，目前正位于在三省交界处，有大批土匪聚集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待在土匪窝里呢！”两人哈哈大笑，打趣一番后，便各自洗洗睡了。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真的遇到了土匪、还在土匪窝里度过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日子。
鲍威尔
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凌晨2点50分，睡梦中的鲍威尔突然被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惊醒，列车开始剧烈摇晃，鲍威尔迅速起身，一边掏出手枪一边向外张望。
此时，列车正停在一处荒野中，有群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朝这边奔来，他们边跑边胡乱放枪。
很快，这群人便闯进了头等车厢。一位罗马尼亚乘客不甘心被劫，抄起手边的茶壶砸向对方，还没等茶壶落地，他身上便挨了好几枪，随即倒地身亡。
再没有人敢反抗。
鲍威尔和贝吕比乖乖地上交了手枪。他们知道，这下真的是遇到了土匪。
土匪在车厢里四处翻找，将乘客们的财物洗劫一空，就连床单、被子和罐头都没有放过。
有个土匪把车厢里的灯泡摘下，塞了满满一口袋，还有的找到了一件外国女人的胸衣，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把它围在腰间做口袋。
被劫的乘客之中，有一位叫露茜的女人，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在她后来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曾详细记录了自己被抢的经历：
“一个匪徒拿走了一条玉串，我设法要了回来，但一转眼就被另一个匪徒抢走了。他把我的手指掰开......抢夺中，珠子洒满一地，我大怒，要他把这些珠子全给捡起来......他用左轮手枪指着我的头......”
后来，这封信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题目就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
洋票指的是外国人质，相对的，中国人质就叫“本票”。
鲍威尔手上的戒指被强行拽走，打字机也被扛走，不过后来土匪觉得这玩意没啥用，把它砸成了一坨废铁。
当时，火车上除了30多名洋票，还有200多名本票，他们大多是富商、外国人的译员、学生等。
车上乘客被逼着在铁道边站成一列，他们手中的车票如今成了衡量自己身价的凭证：三等车厢的乘客每人值2000大洋、二等车厢的乘客每人值1万大洋、头等车厢的乘客最贵，每人值3万块大洋。
车票丢了？没关系，没车票的一律按头等车厢的价格算。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只针对中国乘客。对洋人，不管他坐几等车厢，赎金都是一样：每人5万块大洋。
将几节车厢洗劫一空后，为首的一个年轻土匪一挥手，下令带着乘客们一起上山。
此时，天色已经微亮，一千多名土匪走在旷野中，他们大多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有的扛着“战利品”，有的催促人质们前行，这些人质在睡梦中被赶下车，一个个衣不蔽体，走得异常艰难。
土匪们要去的地方，名叫抱犊崮（音“故”），崮是指四周陡、顶上平的山。
之所以叫“抱犊崮”，就是因为这座山上有400多亩良田，但是山势极陡，只有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通往山顶，牛上不去。为了便于耕地，百姓只好先抱一只小牛犊上山，将牛犊在山上养大后，再用它来耕田。
如今的抱犊崮，已经被开发为AAAA级旅游景区
抱犊崮顶上有个巢云观，是一座荒废多年的破道观，三面都是峭壁。土匪们就驻扎在这里。
抱犊崮是山东的地盘。以前张敬尧担任苏皖鲁豫四省交界督办时，原本应该负责剿匪工作，可他对土匪一律采取安抚措施，因此很多匪徒被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张敬尧手下的兵。
后来，张敬尧因为横征暴敛、作恶多端，遭到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毛主席等一大批湖南有志之士赶往北京，连续7次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掉张敬尧。
最终，张敬尧灰溜溜地逃离了湖南。他一走，兵又变成了匪，再加上张勋等人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也分散在鲁南山区，所以这一带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窝。
张敬尧
此次劫列车的土匪头子，名叫孙美瑶。早年，他的哥哥孙美珠集结了七八千人，在抱犊崮安营扎寨，落草为寇。他们的队伍中，就有不少是张敬尧的手下。
1922年，孙美珠在与官军的交战中被射杀，孙美瑶接任一把手。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谋划许久的行动。
津浦线在临城那一段，早早被孙美瑶手下挖开，他们事先埋伏在铁路两旁，静静地等着列车出轨。
“蓝钢皮”被劫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
还没等北洋政府反应过来，外国驻中国公使已经乱成一团，他们以为这是“义和团”事件的重演。
说实在的，洋人并不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在眼里，但是，他们不敢招惹中国百姓。
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政府，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况。
等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得知是土匪们干的事儿后，外国政府稍微松了口气，转而逼迫北洋政府，要求他们立即解救被绑人质。
“蓝钢皮”上有英、美、法、意、比的乘客，这五个国家提出抗议倒也在情理之中。
让人不解的是，日本政府表现得非常激动，事发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便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甚至登岸游行，抗议劫持事件。
可是，被劫持的乘客中并没有日本人。
更让人起疑的是，据鲍威尔回忆，车上原本有几个买了从北京到上海全程票的日本人，但在事发前的半夜，这几个人在徐州跳下了车，而根据列车时刻表显示，徐州并没有停靠站。
如果把全世界的国家比作人，那日本绝对是个极度讨人嫌的小人。
在日本政府的撺掇下，其他国家争相表态，英美扬言要出兵中国、亲自处理临城大劫案，意大利表示要对中国铁路、军队、关税、交通等进行全面托管，他们甚至声称若是5月12日之前没有将人质解救出来，每过24小时就要增加若干赔偿金。
北洋政府倍感压力。
为了让洋大人们满意，北洋政府抛开其他一切事务，将所有精力集中在这桩火车大劫案上。
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两万人马，将抱犊崮团团包围。
田中玉
大军还没开始围剿，外国公使团又提出抗议，说强攻会危及人质生命安全。
正在犹豫时，田中玉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
“建国自治军的首领让我给你们写这封信，要求你们立即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掉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写信的人是鲍威尔，“建国自治军”是孙美瑶等人给自己队伍起的名字。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便让他做代言人，给田中玉写了这封信。
鲍威尔同意写信，但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放走。
土匪同意了。
田中玉收到信后没多久，几个外国妇女便被土匪送下了山，其中就包括露茜。
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其实土匪当时还释放了一些其他人质，比如和孙中山的国民党有关系的、曾经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田地不足40亩的、大夫、手艺人......若是一家人同时被掳，只留一个，留父不留子、留兄不留弟、留夫不留妻。
孙美瑶这么爽快地放走一批人，尤其是连女人都没有留下，似乎在表示他们这帮土匪和其他土匪不一样。
此时，孙美瑶手中，还有30个本票和20个洋票。
而另一边，各国政府纷纷强迫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绝对不能使用武力！
打不能打，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可是，一开始谈判才知道，原来土匪们想要的根本不是钱。
左一孙美瑶
送吃送喝
在正式谈判前，各国领事都来到山东，为出面调停做准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商界还派出代表，试图接济衣食、营救中国人质。
他们想得还算周到。山上的孙美瑶，此时正为吃的发愁。单靠巢云观储存的粮食和水，根本不够几千个土匪和人质撑多久。
鲍威尔和露茜都曾在回忆中提到一种食物，鲍威尔说是“薄饼”，露茜说“他们给了我一张包装纸式的饼，还给了一些大蒜......”
他们吃的，应该是山东特产——大煎饼。
鲍威尔等人还经常吃一种食物，里面有洋葱、大蒜和“肉糜”。他们吃了很久，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馅儿，问土匪时，对方掀起一块石头，找出一只大蝎子，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
有一次，露茜发现有个土匪拿着一罐润肤膏，不知道是不是能吃，当露茜比划着表示这东西是用来涂脸的时候，土匪立即就把它丢到了一边......
还有一次，有个年纪不大的土匪拿起一个粉盒，将里面的香粉吃了个干净。
人质们在意吃的是什么，土匪在意的却是什么能吃。
孙美瑶等人的处境，可想而知。
所以，当山下要求给人质们送补给粮的时候，孙美瑶表示：送粮食可以，也得顺便给我们送一份。
很快，红十字会的代表克劳答应了孙美瑶，他们雇了一支苦力队，成箱成箱地往抱犊崮送食物。
箱子里有面包、牛肉、罐头、国外产的葡萄干，当然，还有专门“献”给土匪的米面，连帐篷和蚊帐都有。
大家的生活瞬间舒坦了许多。鲍威尔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在山野郊游一般。
肉票还被允许和外界通信，负责运送食物的克劳和助手充当“邮差”。
不过，这俩人很精明，他们利用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的心理，制作了一种“土匪邮票”，要求人质寄信必须先购买“土匪邮票”。
当时，临城大劫案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大案，这些来自土匪窝的邮票立即成了不可多得的珍品，价格飙升。很多人甚至写信给克劳，想要高价购买。
克劳两人本来只是想赚点小钱，没想到求购信一封接一封，俩人赶紧加印邮票，狠狠地发了一笔大财。
如今，“土匪邮票”已经是收藏界的抢手货，一枚小小的邮票，可以卖上1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发生后，山外很多人不仅不咒骂孙美瑶，反而称赞他为“义匪”，甚至还有不少人称赞他们是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革命团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孙美瑶让洋人低下了他们“高贵”的头颅。单从这一点而言，孙美瑶这帮土匪就比当时的北洋政府要强得多。
只不过，孙美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反帝”实在不搭边。
洋票虽然被囚禁，但他们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至于那些一同被劫持的中国人质，根本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
5月15日，也就是劫案发生的第10天，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谈判正式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有田中玉（山东督军）、熊炳琦（山东省省长），土匪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周天松，此人心狠手辣，劫持火车的主意就是他和孙美瑶一起商定的。
周天松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政府撤军；二、收编土匪队伍为一旅，并任命孙美瑶为旅长；三、为土匪补充军火。
这三个条件一提出来，孙美瑶做下这次劫持案的目的便完全暴露了。
原来，自打田中玉担任督军以来，土匪们的日子便更加不好过了。田中玉处置起土匪来毫不手软，孙美瑶等人几乎被逼得弹尽粮绝。
他们之所以策划这次火车大劫案，目的不是为了要赎金，而是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
对于土匪而言，活路无非就是“被招安”。
可能大家觉得孙美瑶这种想法非常愚蠢，但在当时的中国，当土匪也是一种谋生之路。
那时曾流传一句话“快枪一拉栓，银元两三千，清早拉杆，到晚是官”。由土匪头子变成军官，是很平常的事儿。
据说冯玉祥的队伍里，就有至少10万人是从陕西、河南一带收编的土匪。
所以，对于政府而言，除了“补充军火”那条不能接受之外，其他两条并没有什么难度，田中玉等人爽快地答应了。
只是要签字的时候，周天松表示一定要有外国人、附近士绅一起签字作保，不然不签。
原来，早在民国八年，也曾有支土匪队伍劫持人质，政府曾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结果，等人质被释放后，这些土匪被全部剿灭，一个不剩。
说白了，孙美瑶之所以让外国人一起作保，就是不信任政府。
对于匪方的这个要求，田中玉也同意了，双方签字画押。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赶紧往北京发电报，说自己愿意入山代替洋票当人质，好让洋票们早点被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附和，表示愿意和吴毓麟一起去。
吴毓麟
这两人的“仗义”之举让北京方面大为感动，总统黎元洪立刻发嘉奖令，一群官员马上出言相劝，生怕吴毓麟冲动行事。
其实，吴毓麟只是说说而已。
他到山东之后，每天就是打打牌，别的什么也不管，只等时机成熟，往北京发个言辞漂亮的电报，等别人一劝阻，他立刻收拾收拾返回北京了。
还好吴毓麟跑得快，不然他真得去土匪窝里走一遭。
因为，孙美瑶变卦了。
一去不返
5月16日，也就是谈判成功的第二天，田中玉下令解除对土匪的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
但是，孙美瑶不仅没有释放人质，还当着官员的面，撕碎“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已经签好的条约。
孙美瑶为什么变卦？
说到底，还是官方答应得太爽快，让孙美瑶觉得条件开低了。
其实，土匪里面也是各有打算。有人主张适可而止，有人则认为有洋票在手，政府不敢使用武力，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笔。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孙美瑶提出了新的条件：
一、把张敬尧请回来，由他担任山东督军；
二、将自己的队伍改编成两个师；
三、将滕县、邹县、峄县划给土匪，政府军撤出百里之外。
田中玉一听，火冒三丈。他极力主张出兵剿匪，内阁总理张绍曾也同意这种做法。
但是，还没等田中玉开始行动，这个决定便泄露了，各国使节纷纷阻拦，死活不许中方动用武力。他们甚至找到北洋政府内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能出面阻止武装行动。
曹锟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巩固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他和美国公使达成了一项交易，一方保证不使用武力，一方承诺若是曹锟当选民国大总统，就会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此时，这场大劫案已经成为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
就这样，在曹锟的极力反对下，出兵剿匪的计划被压下了。
此事过后，曹锟赶走了黎元洪，就任总统
田中玉没办法，只好亲自去见曹锟，将自己的真实用意告诉了他：明面上宣称使用武力，暗地里仍然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没有错。
眼看官方不答应自己提出的条件，抱犊崮上的土匪们开始着急了。
他们先是挑出了一个中文名为裴雨松的法国人质，让他下山，带着新的条件去和官方沟通。
之所以选中裴雨松，是因为此人曾在一战中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结果，裴雨松一下山，便失去了踪影，再也没有回来。
土匪们既吃惊又着急，大骂“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其实土匪冤枉裴雨松了，这位“勇士”刚一下山就得了重病，只好在山上一座小庙里养着，正巧被黄金荣率领的法租界侦探发现，随后便被接回了上海。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黄金荣官运亨通，没过多久便成了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
黄金荣
总而言之，裴雨松一去不返，土匪们懵了，只好另寻人选。
这次，他们选中了鲍威尔。
在举手宣誓自己一定会回来后，鲍威尔带着土匪们提出的新条件下了山。
除了“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这条之外，土匪们还要求官府“发放6个月军饷”。
土匪们的请求再次被拒绝，鲍威尔信守承诺，当天便返回了抱犊崮。
次日，前往北京汇报情况的田中玉赶了回来，按照事先和曹锟商量好的，田中玉一边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边安排飞机往抱犊崮上投放传单。
孙美瑶更慌了，他让鲍威尔再次下山，提出了两个让步条件：
一、官军撤退；
二、收编以两旅为限（之前是两个师）。
田中玉毫不退缩，也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先释放三分之二的洋票；二、有多少支枪，就收编多少人。
土匪并没有立即给出回应，但没过两天，他们便释放了一位体弱多病的英国人质史密斯先生。
这位史密斯先生原本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症才到中国旅行，我们不知道这段被劫持的经历对他的失眠症有没有作用，只知道史密斯的中国之旅原本还有东北一站，但当他得知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立即收拾行李，头都不回地离开了中国。
史密斯回国后，曾表示这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但是，哪怕有人给自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另一边，尽管土匪做出了释放人质的举动，但双方依然出于胶着状态。
怎么做才能打破这个僵局？
很快，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
幕后之人
此人名叫陈调元，当时在江苏担任徐海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
按理说，山东发生大劫案，怎么也用不着他一个江苏官员出面，但是这个案子拖得实在太久，所以上面便委派陈调元前往山东，帮忙处理此事。
陈调元抵达山东之后，很快便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官方和匪徒互不信任。
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官方这边派出一名代表，亲自去土匪窝走一趟，表示官方的诚意即可。
派谁去？谁会愿意去？
之前那个拍胸脯说要用自己交换人质的吴毓麟，此时早已不知道躲哪儿逍遥去了，陈调元稍一思索，决定自己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商会代表、附近两县士绅以及美国人安德臣等20多人，前往抱犊崮。
表面上，他们声称是去接人质下山，实际上，就是拿自己充当“抵押品”。
陈调元可不是“傻大胆”。
陈调元有个孙女，名叫章含之，她和前夫离婚后，嫁给了乔冠华。她与前夫生下的女儿名叫洪晃。
来山东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如果土匪如约释放人质，而田中玉反悔，那这两个旅就会向田中玉发起攻击；如果土匪既不释放人质、也不释放陈调元，那这两个旅就会攻击土匪。
就这样，陈调元底气十足地到了土匪窝。
不得不说，陈调元虽然经常被人说军事才能一般，但他在为人处世上却不是一般的熟稔。
刚到山上没多久，陈调元就赢得了土匪们的好感。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似家人一样。
看孙美瑶眼睛红肿（愁得睡不好觉），陈调元立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让他好好保重身体，把孙美瑶感动地差点落泪。
光是这还不够。
陈调元上山时，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委婉表示：
“我们这里岗哨多，绝对不会出什么事儿，请您带来这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
陈调元一听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爽快地让警卫们把武器卸下，交给了孙桂枝。
事后才知，原来这个孙桂枝才是真正的幕后人物，孙美瑶对这位族叔言听计从，土匪们的大事儿小事儿全靠孙桂枝从中主持，向官方提出的那些条件，也大都是由他制定。
只是此人很善于隐藏，总是躲在别人身后出谋划策，从不轻易出面，所以官方最初并没有注意到他。
直到后来，谈判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土匪答应先释放一批肉票，在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名叫秦榛元的肉票，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还被拦了回去。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土匪背后的真正主事人，正是这位孙桂枝。
总而言之，陈调元的到来，让土匪们放下了心。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土匪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免死，不愿入伍的可以带上个人财物回家。
孙美瑶的“建国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
此外，政府要支付八万五千元大洋，作为赎金。
关于赎金金额，鲍威尔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之前政府原本表示支付100万赎金，却被孙美瑶拒绝。比起钱，他更想被收编。
协议终于签订完毕。
土匪们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正规军军装（陈调元上山时顺便带了2000套军装），爽快地释放了最后一批人质。
洋票们早已等不及，想要赶紧离开，土匪们却坚持准备轿子，非要把他们一个个抬下山去。
6月24日，鲍威尔等人终于坐上交通部提供的特快列车，结束了这段惊险刺激的土匪窝之旅。
这场历时37天、轰动世界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终于宣告结束。
但是，故事并没有真正结束。
下场
做下惊天一案，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从土匪头子变成了正规军将领，这让25岁的孙美瑶如何不得意？
只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直系和皖系的斗争旋涡中。
临城大劫案，使得属于皖系的田中玉被迫辞职，继任者则是直系干将郑士琦。而孙美瑶等人极力推崇的张敬尧，不仅是皖系出身，还是直系吴佩孚的死对头。
这些，孙美瑶一概不清楚，他只觉得自己已经成功“洗白”，不仅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行事还越发张扬。
在攻打其他匪徒时收缴的枪支，他只上交一小部分，其他的都私藏起来。
这些，别人都看在眼里。
1923年12月19日，也就是大劫案结束6个月后，孙美瑶接到衮州镇守使张培荣的电话，对方请他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中兴煤矿俱乐部玩，顺便化解下孙美瑶和吴可璋的矛盾。
（吴可璋是田中玉的心腹，也在枣庄一带驻防，他曾经举报孙美瑶私藏军火，孙美瑶则表示“我就是要造反，你能拿我怎么样？”）
之前，孙美瑶为了找靠山，曾经拜张培荣为师，如今师傅邀请，他自然要去。孙美瑶挂掉电话，便兴冲冲地赶去赴宴。
谁知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一把石灰便撒在了他的脸上，紧接着，孙美瑶被按在墙上，一人摁着他脑袋，一刀砍了下去。
孙美瑶死后，他的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不过孙桂枝没有选择留下来，他带着一帮人，继续流窜在鲁南山区，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
后来，孙桂枝带着儿子孙美泰加入中共党员领导的“邹坞暴动”，一步步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后记：
清末民初，流民遍地。想活下去，要么当兵、要么当匪。不过，从当时的某些方面来说，这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孙美瑶和哥哥孙美珠原本也是出身富贵之家，家中有300多亩良田，孙美珠还曾考中秀才，结果照样受官府迫害，逼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
至于孙美瑶手下的那些土匪，除了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外，还有留过学、在冯玉祥部队做过军官的人，他们身份复杂，做什么的都有，却都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当土匪这条路。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有一次，美军在重庆举办了一场舞会，两个美军军官疯狂飙车，原本需要两天的路程，他们只用半天就赶到了。当舞会主持人问他们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时，两人毫无表情地提到曾撞死了两条狗和两个中国佬，主持人听了之后竟然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就那样一个国不是国、人命如狗的时代，现在竟然有许多人表示怀念，认为那时候很浪漫。
这些人只看到了电视剧里描绘的“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却不知道在歌舞升平的另一面，无数百姓正卖儿卖女、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
100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寸寸滴血。
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只有一种，那就是甘愿为真理奉献一生，愿意为了自己挚爱的国家牺牲性命，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