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孤烟
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在毛儿盖召开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双方因争执不下，差点发生火并。红9军军长何畏拔出手枪向毛、周开枪，坐在一旁的徐向前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何畏的手向上举，一串子弹把屋顶打出了十几个弹孔……
这则故事，源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份杂志，因该杂志影响力颇大，因此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甚至徐向前也知道了。徐帅看了文章非常惊讶，当即就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并致函杂志社，说讲历史不能编造，要有严肃态度。
故事编得惊险刺激，很合普罗大众的猎奇心理，但稍微有点历史常识，一看便知是假。毛儿盖会议时，周副主席身患重病，根本没有参会。而以何畏当时的职务地位，也没有资格参会（徐向前也说何没有参会）。至于一把手枪如何能在眨眼间打出十几发子弹，编故事的人也未能自圆其说。难不成何畏拿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二十响快慢机？开会的时候又怎能把盒子枪带进去？
不管怎么说，故事中的主人公何畏是以反面形象出场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何畏的名字基本在军史叙述中消失，如果提到，也是把他说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坏人”。比如说，很多文章中都讲，何畏因一次战斗失利而迁怒于作战科长周希汉，周据理力争，何一怒之下拔出手枪向周连开五枪，周挺身直立，不躲不闪，结果毫发无损。周希汉日后谈起此事，总说“何枪法太差，自己也确实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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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和旅长陈赓在抗日战场合影】
这样的叙述表现了何畏草菅人命的军阀作风，也突出了周希汉不怕死的傲人风骨，很能体现两人的个性特点，是典型的小说手法。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何畏开枪只是出气兼吓唬人，他是万万舍不得打死周希汉的。何畏那一口佶屈聱牙的海南话，别人都听不懂，一群参谋中只有聪明过人的周希汉能准确揣摩他的用意，何畏哪能真的打死他？
周希汉因顶撞上级被打了20军棍，何畏之后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特意嘱咐手下要照顾好周，想办法弄只老母鸡来炖了。由此可见，何畏也并非全无人情味的粗莽暴汉。
历史人物是立体化、多层次的，绝不能将其脸谱化。即便是何畏这样一个充满负面评价的人物，其人生历程中也有诸多闪光点。
【北伐军政治部合影，后排右一为何畏】
何畏出生于1900年，比彭德怀小2岁，比徐向前大1岁，比林彪大7岁。他是海南博鳌人，三岁随父去马来西亚，长大成人后因参加反对殖民运动而被英荷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何畏回国后就读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去香港一家服装厂工作，25岁那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一年后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和许光达、宋时轮、张宗逊、杨至成、谭希林、郑庭笈、邱行湘、郭汝瑰等人同学），毕业后参加广州起义，之后奉命潜入越南，和越南游击队一起和法军作战。
在越南的这段经历，积累了何畏的游击战经验，同时也让他对广西的地理民情非常熟悉。正因为如此，组织上派他到广西参加百色起义，在红7军当营长，正式开始了他的红军生涯。何畏不仅作战骁勇，而且智计频出，在红7军中无人不知，有人称他“小诸葛”，也有人叫他“拼命三郎”，可见他是难得一见的智勇双全人才。
红7军进入江西苏区后被编入3军团，何畏仍是营长。从自身条件来看，何畏在红军干部中有极大的优势——在国外参加过反帝斗争，上过大学，黄埔毕业，在国外打过游击，在国内参加了两次起义。论阅历之多、文化水平之高、斗争经验之丰富，红军干部中确实少有人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工人出身，自带先进属性。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队伍中，这样的出身为他加成不少。
如果何畏一直留在江西苏区发展，日后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大不一样。但不知为什么，他在1932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去，从此在张主席的麾下做事，而且成为张的铁杆心腹，这就注定了他大概率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红四方面军，能在张主席的残酷整肃下活下来的干部，要么是对张死心塌地，要么是特别能打仗，而何畏两者兼而有之。1933年，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击破敌军三路围攻，一时兵强马壮，全军扩建为四个军，何畏在张氏的推荐下成为红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和王宏坤、周纯全、李先念、王树声等响当当的人物平起平坐。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这是长征中的一件大事，在许多叙述中都只说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一方面军会师，却不提何畏。实际上，四方面军在5月份就做出决定，由何畏和李先念带先遣部队进入懋功地区，为一方面军打开通道。最早和一方面军会师的部队是25师74团，而这正是红9军的部队。一路追剿红军的薛岳这一次的情报很准确，他给蒋氏的电报中说和朱毛部会师的是9军何畏部。
在沙窝会议上，张主席伸手要权，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先念、何畏、傅钟地位全部上升，何畏成为候补委员，也可见他是四方面军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地位高于副总指挥王树声。在张氏割裂红军的问题上，何畏是坚决支持张氏的骨干之一，甚至发生了何和余天云一起持枪威逼朱老总的事件。
在许多叙述中都说，陈昌浩曾试图说服张闻天，让他拿出总负责的权威，让毛周朱接受张的意见南下，一旁的何畏讥讽张闻天是汉献帝。这件事不见正史记载，未必真有其事。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陈昌浩把部分领导叫来商量，到底要不要动用武力。何畏和李特（四方面军参谋长）都主张派部队去追，徐向前坚决反对。大部分人支持徐向前，陈昌浩在大事上也未糊涂，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何畏追随张氏的种种露骨表现，使得他在张氏失势之后处境尴尬。当然，他最后选择离开队伍，也和当时对张氏的批判牵连到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有关。试图离开延安的也不是只有何畏，许世友就准备带头回老家打游击，只是被及时制止。许世友后来说，最初在批判张氏罪行的时候他并不做声，但后来有小道消息说要枪毙周纯全和何畏，他觉得自己也是军级干部，很难脱干系，这才下决心要走的。
【许世友】
这次事件发生后，何畏的心理负担更重，因为当时就有人说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出走是受到何畏指使的。幸亏当时负责审查的董必武秉公执法，力陈许世友等人绝不能杀，他们确实说了一些过头话，但都是一时冲动的激愤之语，不能当成审判的依据。另外，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那就是这些准备出走的干部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之前并没有和部队有任何联系。要知道，当时在陕北的四方面军还有4军和31军，实力是要超过一方面军不少的，如果真要发动叛乱，局面是难以收拾的。
【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
在四方面军干部中，何畏显然是和许世友等人被区别对待的，许世友等人日后都被称作“好同志”，而何畏则被多次公开批评，例如贺龙就曾当面骂何畏是“乱弹琴的工人”，要他老实承认错误。主席则说何畏和张氏一样，都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深刻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何畏和张氏一样，选择了不辞而别，于1937年4月悄悄离开延安，从此人间蒸发。其人生结局有几种说法，但都是真假难辨，终成千古之谜。
出走是一条不归路，何畏从此成了反面典型。主席在谈到对待四方面军干部的问题时曾说，四方面军除了何畏以外都是好的，何畏便成了四方面军唯一的“坏人”。这样的评价，属于盖棺定论。假如当初何畏能像周纯全那样，深刻认识自身问题，留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作用，即便是出于对四方面军干部团结的着想，也一样有光明的前途，授衔时至少也应是上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