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题跋的历史相当悠久，至明清时发展至鼎盛，题跋名篇、名家层出不穷，历来为藏书家所重。然而，同样繁盛于明清的通俗小说，虽受到普通读者欢迎，却迟迟未进入藏书家视野。
《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从刊》
若根据作者身份对通俗小说序跋进行划分，大抵可分为商人、文人两大类。其中名声较广、影响较大的，多为官高位显的名人，或专业小说评点家所作，他们所作的序跋多从意义、章法、人物、情节出发，论述通俗小说价值，较少关注小说版本信息、文本流变过程、文体发展状况等现在被认为属于通俗小说文献学范畴的内容。
学术界一般会将新文化运动后大量学者投身于通俗小说版本搜集，对通俗小说展开版本、校勘等研究视作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的契机。但实际上，自清代中期开始，通俗小说开始与藏书家产生联系，以藏书为契机创作的序跋也随之诞生[1]。
通俗小说与藏书家所代表的雅俗文化不断交融，成为通俗小说文献学形成背后长期的积累与萌芽初生的线索。这一过程，往往会被如火如荼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和各种时代新变所遮蔽。以藏书家的通俗小说序跋撰写为线索，或可对通俗小说文献学的成立过程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记录：通俗小说序跋中所见藏书家的阅读社交生活
由于通俗小说一直以来被视作“小道”，被排斥于四部之外，因此想要通过常规著录方式获取通俗小说的递藏状况就显得十分困难，了解通俗小说的实际流通状况也相当不易。不过，通过一些由藏书家所撰序跋中透露出的信息，可了解到其接触通俗小说、获得通俗小说的具体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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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序跋史》
虽然这些序跋在藏书题跋中并非主流，撰写目的也多为偶然，但对于追溯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的起始环节——通俗小说版本的递藏状况却颇有助益。
（一）购求收藏
搜求图书最常见的方式自然是购买。但由于前文所述背景，极少有藏书家会纯因收藏目的购买通俗小说。不过，一些历史小说，特别是时事小说，由于成书时大量抄掇当时野史、邸报等资料，会因为具备史料价值而进入藏书家的收藏视野。
如成书于清初，讲述李自成起义至吴三桂降清始末的时事小说《剿闯通俗小说》，在编纂时抄撮《国变录》《泣鼎录》《死难诸臣名单》《附闯诸臣授职名单》等史料而成，且在乾隆年间曾遭禁毁，流传较少，目前所见多为抄本[2]。
傅以礼《剿闯小说跋》
因《剿闯通俗小说》兼具史料性与珍稀性，得以进入藏书家的收藏范畴。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中，有一种抄本为藏书家傅以礼旧藏[3]。此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卷首有傅以礼跋语，全文曰：
《剿闯小说》五卷、《馘闯小史》六卷，一署“西吴懒道人口授”，一署“润州葫芦道人避暑笔”。卷首有“西吴九十翁无竞氏”序，均不详其名氏。其书虽分两种，而事迹连属，特出一手。余家所藏明季稗野不下百余种，其用平话体者，惟此书与《台湾外纪》耳。卷中所载讨贼檄文，见史忠正公集，诸书皆无异词，此书独属之吴三桂，且慢窜易首尾数语，近人《甲申朝事小纪》遂袭其误，殊为失考。丙子冬日，换番钱一圆得之禾中友人，手自装缉，灯下标识讫。[4]
按此处“丙子”即光绪二年（1876），根据跋文后的“节子题识”印可知此为傅以礼藏书。
不难发现，这是一篇文体规整、信息丰富的典型藏书题跋，向读者提供了相当多信息：
首先，傅以礼在跋文中详细著录了所得书籍的书名、卷数、作者及序跋题署等基本信息。
其次，跋文详细介绍了得书过程：傅以礼在光绪二年以一圆外国钱币从一农夫处购得《剿闯小说》《馘闯小史》二书，经过阅读后发现二书所叙事迹连贯，认定为同一作者所作。
再次，傅以礼收藏此书，与其阅读爱好与治学方向密切相关。他专治明史，格外留意收集南明史料，如其所说“所藏明季稗野史不下百余种”。
《新编剿闯小说》
《剿闯小说》之所以会进入傅以礼视野，正是因为他认为此书是以平话体记录史实，较为少见。在评价时，他也更加关注书中内容是否符合史实。可见，傅以礼是将《剿闯小说》作为历史研究的罕见文献而收藏，对此书的文体或文笔并不十分在意，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而成的通俗小说序跋实际上是一种无心插柳的行为。
不过，此篇偶然产生序跋却向我们展示出了通俗小说狭窄的生存缝隙和传播途径。最早出现的通俗小说即以讲史为重要题材，因此许多论者在论述小说存在合理性时，便常以此为主要论点，将小说与史部建立联系。在实际传播时，一些通俗小说也确实凭借此功能得到了藏书家的注意，从而得以保存。
（二）制造抄本
此外，为扩大藏书规模，抄写过录书籍也成为藏书家的得书方式之一。在各种通俗小说中，最受藏书家爱重的当属《红楼梦》。
舒元炜《红楼梦序》
程伟元在《红楼梦序》中曾说：“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5]逍遥子《后红楼梦序》中也表示：“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6]可见抄本《红楼梦》在藏书家中的受追捧程度。
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记录这些版本诞生过程的序跋。如被学术界认为过录时间最为清晰的舒序本，就是一部典型因受到藏书家青睐而制造出来的抄本。此本因卷首有署名为舒元炜的序文而得名，舒元炜序题署为“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可知过录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
序文对此本抄录过程记录如下：
董园子偕弟澹游方随计吏之暇，憩绍衣之堂，维时溽暑蒸，时雨霈，苔衣封壁，兼□□问字之宾；蠹简生春，搜箧得卧游之具。……筠圃主人瞿然谓客曰：“客亦知升沉显晦之缘，离合悲欢之故，有如是书也夫？吾悟矣，二子其为我赞成之可矣。”于是摇毫掷简，口诵手批。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雠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君先与当廉使并录者，此八十卷也。）[7]
序文中提到的“董园子”即舒元炜，董园为其字[8]；“澹游”即舒元炜之弟舒元炳，澹游为其字；“筠圃主人”则为藏书家玉栋别号[9]。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据序文内容可知，舒元炜、元炳兄弟在乾隆五十四年进京赴试，落第后寄居于玉栋家中，等待下次再考。在闲谈时玉栋提及对《红楼梦》的喜爱，拿出自己收藏的残本，又借到邻家所藏的另外二十七回，合抄校订，最终成为现在舒序本的面貌[10]。
此外，序文中还提到了曾与玉栋一起抄录过《红楼梦》的“当廉吏”，据学者考证，应为当保[11]。
舒元炜序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详细记录了抄本小说产生的具体细节，在论证《红楼梦》传播序列时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舒序本的过录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可知玉栋及邻家收藏《红楼梦》抄本的时间则更早，此时距离曹雪芹去世不过二十余年，因此玉栋应该是较早注意到《红楼梦》的藏书家。玉栋与曹雪芹均为汉军正白旗人及内务府包衣，且同属八旗文人圈，玉栋很有可能听说过曹雪芹的文名，并对其创作产生兴趣。
曹雪芹邮票
在得到《红楼梦》抄本后，玉栋更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了新的抄本，并推荐给其他同好，这也成为《红楼梦》早期版本的重要产生途径。
（三）家藏递传
明清两代多有藏书世家，其藏书历经数代，渐成规模，晚辈藏书家对于父祖辈的收藏往往十分珍视。其中就有少数通俗小说因受到藏书世家的重视，得到了妥善保管，吴县潘氏的《儒林外史》收藏即是一例。
吴县潘氏自潘奕隽起，六代皆好藏书，其中以潘祖荫的滂喜斋藏书最为知名[12]。在潘祖荫藏书中，有一部精抄本《儒林外史》。
此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共六册，卷首封面有“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题签，旁有一行小字曰：“同治癸酉二月祖荫重装并题签”。每册封面题有“敏斋杂著”，并题有序号。第一册封里有题记曰：“凡六册，‘敏斋杂著’四字皆文恭公手书，光绪戊寅三月十八日祖荫记。”
按“文恭”为潘祖荫祖父潘世恩谥号[13]，同治癸酉即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戊寅即光绪四年（1878）。可知此抄本《儒林外史》原为潘世恩旧藏，后由潘祖荫重新装订。
潘祖荫
此本《儒林外史》卷首回目后有一则识语，曰：“全椒吴敬梓，号敏轩，一字文木，举鸿博不赴，移居江宁，著诗集、诗说，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行于世。”此外，书前还贴有手抄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有学者核对笔迹，发现识语当为潘世恩所写，而《文木先生传》则为潘祖荫抄录[14]。又有学者将此本与其它《儒林外史》版本进行比对，认为潘世恩抄本所据底本当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抄写时对卧闲草堂中的词句进行了润饰[15]。
根据潘世恩生平，其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状元后便赴京为官，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因母丧归乡，守孝期满后继续留在苏州侍养父亲，至道光七年（1827）父丧期满后才重回京城。
而《儒林外史》成书后主要在江南地区流传，目前所见刊本皆为江南书坊刊行，因此潘世恩在归乡期间最有可能有闲暇阅读、修改《儒林外史》，并命人抄录此书用作收藏。故可推断，此本《儒林外史》当在潘氏祖孙手中珍藏把玩了五六十年。
滂喜斋藏书
潘世恩抄藏《儒林外史》的原因自然是阅读兴趣，因此在会在卷首作识语简要记录吴敬梓生平，其中“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行于世”的评语，应袭自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句。
而潘祖荫将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全文抄录下来附于书前的行为，体现出身为藏书家与学者的自觉考证意识，其重新装订、反复阅读《儒林外史》的行为，也反映出对祖父收藏的珍视，为后世读者了解通俗小说递藏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情境。
以上几则序跋的存在，使得后世读者了解到通俗小说得以保存、流传、增殖的三种途径。虽是作者无心之举，却展示出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小道”“末技”的通俗小说，如何通过狭窄的生存缝隙进入藏书家视野的最初过程。
当通俗小说收藏行为愈发常见后，通俗小说文献学的成立也就有了合理的文化环境，因而这一初始过程值得重视。
二、展示：通俗小说序跋中所见藏书家的阅读社交生活
晚明以降，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书籍作为一种典型的古物形式，逐渐成为精英士大夫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阅读、藏书、校书行为逐渐衍生出社交属性。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藏书家作为精英文人的代表，要参与大量展示、维系其社会身份的社交生活，而序跋有着酬送赠答的社交属性，而通俗小说又天然具备娱乐功能，可以想见，藏书家、通俗小说、序跋经由社交融合在一起，势必会产生相当奇妙的化学作用。
藏书家为通俗小说撰写序跋，既可以记录其社交生活的具体面貌，藉此拓展序跋的内容与功能范畴、扩大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更能在无形中使通俗小说序跋具备阅读史意义。通俗小说进一步融入精英文人的文化生活，这一过程成为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的必要酝酿。
关于通俗小说序跋的阅读社交功能，在前文所举舒元炜序中即有体现。作为一部内容雅俗共赏且存在不少稀见抄本的小说，《红楼梦》的确非常适合供文人学者在雅集中赏玩阅读，这一情境在现存最早的《红楼梦》抄本——甲戌本题跋中也有展现[16]。
在甲戌本《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末附有六条手书跋语，其中第一条题跋曰：
甲戌本《红楼梦》跋
《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余向读世所刊本，辄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谭。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谬也。子重宝之。青士、椿余同观于半亩园并识，乙丑孟秋。[17]
题署中的“青士”为濮文暹，“椿馀”为其弟濮文昶[18]，乙丑当为同治四年（1865）。其余五条题跋则为此本收藏者刘铨福题写[19]。此篇题跋不仅表达出题写者对《红楼梦》的喜爱之情，更展示出藏书家在雅集中共同赏玩藏书的典型阅读场景。
根据题署可知，此次赏玩品读活动的发生地是当时的京城名园——半亩园。半亩园位于北京东城黄米胡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李渔设计修建，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被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完颜麟庆购得[20]。
此条题跋创作之时，半亩园的主人则是麟庆长子崇实[21]。麟庆、崇实父子均爱好藏书，他们在半亩园中辟一藏书楼，名曰“嫏嬛妙境”，藏书“统计八万五千余卷，盖萃六七世之收藏”[22]，并编有《嫏嬛妙境藏书目录》四卷。跋文题写者濮氏兄弟因擅长诗文创作，精于鉴赏，被崇实聘为西席。同治三年（1864）同年中举的濮氏兄弟又在会试时同榜高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更加得到崇实礼重。
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
而刘铨福与其父刘位坦在当时也以好古藏书著称，其藏书室名为“君子馆砖馆”。据刘位坦友人杨翰回忆，半亩园一直是麟庆、崇实父子“讌集名流”“文酒流连”之处[23]，刘铨福可能因爱好藏书、精于鉴赏而成为半亩园座上宾。
甲戌本《红楼梦》应该正是在某次雅集时，由藏主刘铨福带至半亩园，与同样有收藏、鉴赏爱好的崇实、濮氏兄弟及其他文人雅士品鉴赏玩。事实上，崇实家与《红楼梦》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麟庆与高鹗曾为忘年交，二人有不少诗歌酬唱往来，高鹗还曾为麟庆之母恽珠诗集作序。
结合以上信息不难发现，刘铨福将其收藏的《红楼梦》早期抄本带往半亩园，并请作为崇实座上宾、当时炙手可热的濮氏兄弟题写跋语的社交目的相当明确，因此这篇藏书题跋除了作为《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流转记录外，也是作为文人以藏书进行社交的见证。
此外，一些记录藏书过程的通俗小说序跋还可作为当时“学术共同体”交往的成果[24]，如咸丰三年（1853）刊行的空青室本《西游补》正是晚清学者“学术共同体”从事校订研究工作时的副产品[25]。
空青室刊本《西游补》
此本为藏书家、学者钱培名（1814-1878）校订刊行[26]，卷首有题署为“癸丑孟冬天目山樵识”的《西游补序》。天目山樵则是学者张文虎（1808-1885）别号[27]。此序对空青室本的诞生过程交待得十分详细：
予游莺湖，得旧抄本《西游补》于延州来氏。原本略有评语，以示我友武陵山人。山人曰:“未尽也。”间疏证一二，以示三一道人。道人曰：“嘻，犹未尽。”乃覆加评阅考论，而删存其原评中窾者，犹以为未尽，不得如悟一子之诠《西游记》也。
可知张文虎受聘为钱熙祚辑定《守山阁从书》时，从“延州来氏”处得到一种带有评语的旧抄本《西游补》。张文虎遂向友人顾观光（1799-1862）展示[28]，顾观光对其进行简单文字疏证后，又将此书交给三一道人（钱培名别号）。
钱培名对此书进行了大篇幅的校订与评点，最终形成空青室本的现有面貌。不难发现，此本《西游补》正是张文虎、顾观光、钱培名三位学者在辑书、校书闲暇时，共同阅读、讨论、评定的产物，这使得通俗小说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副产品，也使序跋成为晚清学术共同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手段。
如果继续以张文虎为线索梳理还可发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通俗小说常常作为与同好进行交流的媒介，甚至以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晚清文人小说评点群体[29]。
宝文阁刊本《儒林外史评》
若将《儒林外史》各本卷首所附序跋、识语进行汇集，便可发现此部小说在学者交际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光绪十二年（1886）宝文阁刊本《儒林外史评》中即有张文虎多条识语，其中“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外史》”、“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同郡雷谔卿、闵颐生、朱贡三，先后皆有过录本”、“己卯夏杨古酝大令借此本过录一通”、“旧批本昔年以增艾补园，客秋在沪城，徐君石史言曾见之”、“有友看我批本，慨然曰：‘会当顽石点头’”等句[30]，足见《儒林外史》在张文虎社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当通俗小说融入藏书家社交生活后，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多元。而通俗小说序跋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记录，内容与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当通俗小说成为藏书家社交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时，便意味着对文本的深入阅读与探究考证即将展开。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藏版）
三、主导：序跋撰写与藏书家的通俗小说出版活动
随着通俗小说的影响渐广，藏书家除购求收藏、玩赏品读外，还进一步参与到小说出版活动之中，甚至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这些由藏书家参与出版的小说中常会附上其所撰序跋，既具备广告宣传作用，又能够作为藏书家收藏、校订过程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藏书家自发主动参与小说生产过程，其所做序跋与书坊单方面邀请名人作序相比，在信息量与文本质量上都有了巨大提升。藏书家对通俗小说出版的深度参与过程，也经由序跋详细记录下来，成为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前的酝酿实践。
藏书家对通俗小说出版的主导最早可追溯至乾隆年间静寄山房刊本《平山冷燕》，此本由怡僖亲王弘晓评点并刊行[31]，刊行过程在卷首序文中也有体现：“庚申夏月，小监于肆中购得《平山冷燕》一书，余退朝之暇，取而观之，以消长夏。……因随笔所之，批点数语，聊以寄兴云尔。”[32]
可知弘晓在偶然得到《平山冷燕》后，出于对小说的喜爱决定评点此书。关于刊行此本的静寄山房，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的资料，但同样名为“静寄山房”之处，一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中的名景，一为醇亲王南府花园之名，似乎都与皇室存在联系。
此外，从静寄山房本呈现出的精校精刊本面貌、存世数量及较为客观的评点立场等特点，都可推测此书应该是弘晓的家刻本。
弘晓《平山冷燕》序
需要指出的是，弘晓收藏并刊刻《平山冷燕》之举应非偶然，除个人的阅读喜好外，应当还有对通俗文学的长期兴趣积累。怡府自怡贤亲王胤祥起便以藏书闻名，目前可见两种怡府藏书目录为抄写于乾隆晚期的《怡府书目》与咸丰年间的《影堂陈设书目录》，分别著录图书四千五百余部、五千三百余部，可见怡府藏书之盛。
怡府藏书中还有一相当显著的特点，即收藏有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如《怡府书目》中便著录有《醉菩提》《韩湘子全传》等十八种通俗小说，及《国色天香》《秀谷春容》等六种通俗类书、《牡丹亭》《南九宫谱》等二十七种剧本、曲谱；而《影堂陈设书目录》除著录二十种通俗小说、五种通俗类书外，更专设“戏本目录”类，著录戏曲类著作二百零七种。
这种对通俗文学的著录规模在历代私家书目中都相当罕见。不仅如此，弘晓也是清代诸王中刻书数量最多的，其中也包括《牡丹亭还魂记》这样的戏曲作品。此外，《红楼梦》早期抄本己卯本亦为怡府抄录。
怡亲王弘晓府邸
由此可见，弘晓收藏、评点、刊行《平山冷燕》是长期对通俗文学进行关注的结果，由于纯粹的阅读兴趣与自由的刊刻权力，使其逐渐形成较开明的收藏与出版观念，这一过程，也经由其通俗小说刊刻活动与序跋撰写得以清晰展现。
如果说弘晓对《平山冷燕》的阅读、评点、出版行为仍属个人行为，那么晚清影响颇大的通俗小说《七侠五义》的出版过程，则更能体现出藏书家对通俗小说商业出版活动的主导影响。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广百宋斋刊行的《七侠五义》，封面有“旧题石玉昆述”“曲园重定”字样，可知此书为知名学者兼藏书家俞樾修订[33]。小说卷首有俞樾《七侠五义序》，文曰：
往年潘郑盦尚书奉讳家居，与余吴下寓庐相距甚近，时相过从。……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盦之一盼乎？”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一种笔墨。乃叹郑盦尚书欣赏之不虚也。[34]
其中潘郑盦正是前文提到的精抄本《儒林外史》收藏者潘祖荫，据序文可知，潘祖荫应在京城为官时读到光绪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刊行的《三侠五义》，并在光绪九年（1883）守父丧回乡时将此书推荐给好友俞樾。
俞樾《七侠五义序》
俞樾读后，因喜爱而对小说进行修订：根据史实修订了原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情节，将书中颜查散之名改为“颜眘敏”，将书名改为《七侠五义》，并修改润饰小说文字。随后，俞樾又将此书交由上海新兴出版社广百宋斋刊行。
广百宋斋由商人徐润创办，是当时较早使用铅印技术刊刻书籍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广百宋斋在成立之初，曾刊行《广百宋斋书目》并藉以征稿：“代客承印各种大部书籍。惟期见赏士林，不敢顾惜工本。凡缙商欲排印铸版者，请至本斋面议可也。”[35]流露出“求稿若渴”的姿态。
此外，徐润在策划出版时对通俗小说相当重视，组织刊刻了不少“荟萃近时名手而成”的精刊本[36]，如《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绘图增像第一才子书》《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销量都颇可观。
味经堂刊本《坐花志果》
此外，作为活跃于上海的商人，徐润与江南地区的文人往来相当密切，俞樾友人汪调生的文言小说《坐花志果》曾由广百宋斋刊行出版。俞樾与徐润因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往来，选择将修订完成的《七侠五义》交给广百宋斋出版也是双赢之举：广百宋斋希望凭借俞樾声名及精修小说稿获得更大销量，而俞樾也乐意将喜爱的小说交给信赖的出版社刊行。
从结果上看，此次藏书家、学者与出版商的合作的确产生了成功反响：广百宋斋《七侠五义》出版后不仅立刻热销，还使上海的善成堂、泰山堂、上海书局、珍艺书局、新闻报馆、申报馆等出版社纷纷跟风翻刻，还出现大量续书，极大扩大了公案侠义小说的影响，成为晚清小说史上的瞩目现象[37]。
前文提及的经由藏书家收藏、校订的通俗小说，大多经历了类似传播过程，这些小说也更容易击败其他版本，成为通行定本。
如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在刊行前应根据潘氏所藏抄本进行过校订，此本随即成为江南地区非常流行的版本[38]。而后经由张文虎在苏州群玉斋本基础上进行了评点，经张文虎评点的《儒林外史》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七年（1881）经由申报馆的两次刊行，影响辐射至全国，遂成为近代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39]。
群玉斋活字板《儒林外史》
又如钱培名在刊行空青室本《西游补》后又进行了修订、评点，于光绪元年（1875）交由申报馆刊行，申报馆本遂成为定本，得到了黄人、鲁迅、刘半农、施蛰存等近现代文人学者的盛赞。
可见，当通俗小说成为藏书家日常阅读与社交生活的组成部分后，藏书家的小说观念也逐渐包容，加之晚清出版技术的革新、对新稿件的渴求等外在因素催化，藏书家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出版环境与藏书家的双重筛选下，兼具文学与文字质量的通俗小说便更容易脱颖而出。这样一来，长久一来对通俗小说的社会偏见也在逐渐消弭，为通俗小说文献学建立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
四、预流：藏书家与通俗小说早期版本的搜寻考证
随着藏书家与通俗小说的关系日益密切，通俗小说文献整理工作终于开始萌芽，逐渐有学者主动搜寻稀见通俗小说版本并进行考证研究。
《新编五代史平话》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一批进行通俗小说文献搜集、考证工作的学者，往往兼具藏书家身份，他们在披露新发现的通俗小说文献时，也习惯按照学术传统以跋文形式对其发现经过、版本状况、成书时代、考证过程等内容进行记录。这些序跋在承担传统藏书题跋功能之余，还融合了前文提及的所有功能，并传递出藏书家对待通俗小说的全新态度。
在此酝酿过程中，可视作标志性事件的当属宣统三年（1911）《五代史平话》的刊行。此书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长篇讲史话本，由曹元忠发现[40]、董康印行[41]，二人均为近代知名的藏书家。书末附有曹元忠所做跋文，全文曰：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脱去数页，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博访通人，亦惊以为罕见秘籍。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
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惟刊自坊肆，每于宋讳不能尽避。其称魏征及贞观处，则皆作“魏征”“正观”，要亦当时习惯使然。是书近为吾友武进董大理经景刊行世，写刻之精，无异宋椠。他日藏书家或与士礼居本《宣和遗事》并传乎？宣统辛亥七月吴曹元忠跋于京邸之凌波榭。[42]
曹元忠
此则跋文相当规整，依次介绍了《五代史平话》的卷帙与保存状况，以及此书发现、版本考证的具体过程。此书为曹元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友人张敦伯处发现，曹元忠在查考历代书目未得后，终于根据《梦梁录》中记载推测此书应为南宋坊刻的讲史平话小说[43]，并借予好友董康影印出版。
曹元忠跋文的内容及所承担的功能相当丰富，既介绍了得书过程，亦是藏书家往来社交的见证，更是藏书家主动参与小说刊刻的成果，体现出藏书家与通俗小说间已经建立起相当紧密的关系。
《新编五代史平话》董康识语
值得注意的是，曹元忠跋文着重强调了《五代史平话》一书为董康以影印之法刊行，意在保存此本原貌，这在当时也属创举，体现出曹、董二人对新发现的通俗小说文献的重视。而此本刊行的最终影响是：“现今流行的各种《五代史平话》版本，均以董康影刻本为底本”[44]，从中亦可见二人之功。
至于董康影印刊行《五代史平话》的动机，当与其早年旅日访书经历有关。董康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首次赴日考察，因此结识汉学家岛田翰。次年陆氏皕宋楼藏书在岛田翰牵线下售予静嘉堂文库，董康慨叹珍贵文献流失海外，于是在北京将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手稿刊行，并作《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一文。
在文中董康除叹息“国人视书之存亡，淡然漠然”的态度外，还不无感慨地回忆了其在日本与岛田翰相约访书的经历：“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纵观古刹旧家之藏，浃旬而返。”[45]
按日本不少藩主与寺院都以藏书闻名，其收藏除传统四部典籍外，还包括大量通俗小说，如尾张德川家的蓬左文库藏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余世腾刊本《全汉志传》、万历三十四年（1606）《列国志传》，日光山轮王寺藏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本《水浒传》及崇祯八年（1635）万卷楼本《东度记》等，而这些小说版本在国内均已不存。董康在日本“古刹旧家”访书时，应该见到不少罕见通俗小说版本。
董康对此状颇为唏嘘，后来在日记中回忆内阁文库所藏小说状况时，还曾发出“顾吾国坊肆（小说）流传绝少，殆以妖妄荧听，厉以禁网也。德川氏于此类书籍搜罗綦富，悉储于内阁文库”的感慨[46]。
董康
此后董康数次前往日本，访书时将重点放在通俗小说、戏曲类文献，其中应该就有痛惜国内典籍流失、立志发掘被轻视的通俗文学文献的心态。
此外，董康“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47]，在听闻友人曹元忠得到罕见的古本通俗小说后，自然会产生重刊出版的想法。曹元忠在跋文中也强调此书以影印形式刊行，并赞“写刻之精，无异宋椠”，即指出董康希望保留书籍原貌的明确意图。
从这一角度来看，董康主动刊刻《五代史平话》，并请发现者曹元忠作跋文“考镜源流”之举，体现出藏书家对通俗小说早期版本搜寻及源流考证研究的自觉兴趣，是触发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生成相当重要的线索。
缪荃孙
在《五代史平话》刊行四年后，1915年藏书家缪荃孙也发现并刊行了一部“宋人词话”《京本通俗小说》[48]。此书卷末同样附有缪荃孙跋文，其中说道：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钞本，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
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琦，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49]
缪荃孙跋文中提到的得书过程与采用的考证方法都与曹元忠跋十分相似：缪荃孙言其在上海亲友收藏的旧弹词中发现四册残本平话小说，翻阅后发现此书为钱曾也是园旧藏，为“影元人写本”。
在发现外证后，缪荃孙又梳理了小说中所引诗词、人物原型官职等内证，最终确定此书为成书于宋代的平话小说。
《影元人写京本通俗小说》，1915年缪荃孙跋刊本
《京本通俗小说》的刊行在当时同样引起很大反响，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学者都将其视作宋人小说予以推介。但随着上世纪二十年代藏于日本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发现，开始有学者撰文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情况提出质疑，目前学术界已倾向认为此书为缪荃孙伪造[50]。
至于缪荃孙“炮制”此书的动机，在跋文中可寻得端倪：
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梦梁录》云：“说话有四家，以小说家为最。”此事盛行于南北宋，特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遂至传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礼居重刻《宣和遗事》，近则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话》，为天壤不易见之书。[51]
缪荃孙在跋文开篇即指出，由于通俗小说不受藏书家重视，书坊又为牟利常进行更名删改，最终使得早期小说版本相当罕见，而以宣统三年曹元忠、董康影印《五代史平话》为契机，通俗小说早期版本终于成为被藏书家爱重并主动搜寻的珍宝。此段感慨足以体现出《五代史平话》刊行后对藏书界产生的巨大震荡。
罗振玉与王国维
约与缪荃孙刊刻《京本通俗小说》同时，藏书家、学者罗振玉在日本发现了宋椠巾箱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宋椠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先后于1916、1917年将二书影印出版。其中巾箱本卷末附有王国维、罗振玉跋文，大字本卷末附有罗振玉《又跋》。
罗振玉的两篇跋文除介绍巾箱本与大字本的保存现状与递藏信息外，也注意到国内通俗小说文献存世稀少的状况，如其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中说道：
宋人平话，传世最少，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此外仍然不多见。此三浦将军旧藏，予借付影印。宋人平话之传人间者，遂得四种。
《四库全书》杂史类存目《平播始末》条，言《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乱、翰林院火，《大典》烬馀，有以糊油篓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整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国变，官寺所储，亦为人盗窃分散，今一册不存。平话一门，不知人间尚存残帙否。[52]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罗振玉跋文中认为宋人平话传世最为稀少，《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平话在经过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战乱破坏后，散佚严重，直到近年，才陆续有学者发现尚存的宋元平话，但“仍然不多见”。其选择将新发现的两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影印形式刊行，同样有披露新发现通俗小说文献信息，保存文本原貌以求得学者重视的意图。
王国维跋文形式亦相当规范，并更进一步对此书刊行时代、文体、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使此跋具备了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的雏形。跋文首先介绍了宋椠大字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保存状况，接下来根据卷末“中瓦子张家印”款考证出此本为南宋书坊所刊，进而可以确认此书与此前藏书家发现的《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宣和遗事》均为“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
在此基础上，王国维分析由于此书“有诗有话”，故名“诗话”，与现在所见的“词话”构成模式一致，均属于“说话”的一种，由此确定了“诗话”的文体特征。
王国维画像
此外，王国维还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刊行时间早、版本稀见，更因为它是后世西游故事题材通俗文学的蓝本，在“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佚”的情况下，“而南宋人所撰话本尚存，岂非人间希有之秘笈乎”[53]。
王国维跋文从从刊行时代、文体结构、题材影响三个角度总结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的文献学价值，跋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论证逻辑，不啻为一篇标准的学术论文。
加之此前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所收的《梁公九谏》与《宣和遗事》[54]，至此，宋元旧本通俗小说已基本被藏书家搜罗完备。经过这些顶尖藏书家兼学者不懈的搜寻、发掘、宣传与考证，也终于使学术界意识到通俗小说的文献、学术价值，有意识的文献搜集与考证式的研究方法对通俗小说的介入，为现代意义上的的通俗小说文献学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 语
自1920年起，亚东图书馆先后刊行了《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六种标点本白话小说。这些小说书前附有由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学者的新作序跋二十八篇，其中以胡适《〈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演义〉序》等影响最大。学术界一般将这些具有考证性质的序跋视作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形成的起点[55]。
胡适
不过，在提及胡适等现代学者创作的新式小说序跋时，后人往往第一时间想到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改革的直接刺激，容易忽略作为藏书家的胡适，其小说演技与其小说购藏活动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忽略自清代中叶以来藏书家所撰通俗小说序跋在收藏意识、研究方法对现代通俗小说文献学层累叠加的推动。
实际上，当藏书家开始对通俗小说产生兴趣，着手收藏小说并撰写序跋时，雅俗文化便开始出现交集。随着交集不断深入，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态度、通俗小说的文本面貌，以及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也会随即发生变化。这些细微变化都被记录在藏书家所撰序跋之中，成为了解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生成的宝贵线索。
通过这些序跋记录可知，藏书家接触通俗小说所关注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早期藏书家多因外部原因，如家族递传、史料价值等，偶然关注到通俗小说。
《红楼梦考证》
随着雅俗文化交流逐渐密切，拥有共同爱好的精英文人们常会以通俗小说为媒介相互品评、展开社交，并逐渐参与到小说的文本校订、语句修改活动中，介入程度愈深，对通俗小说的了解也愈多。最终萌发出搜寻通俗小说早期版本，并撰文介绍稀见小说的版本状况，自觉分析其文体形成规律，归纳其文献学价值等。这些发展趋势以藏书家的收藏活动与题跋撰写为媒介汇集到一起，自然构成通俗小说文献学形成必要的学术积累。
此后，投身小说研究的胡适、鲁迅、孙楷第、周越然、郑振铎、马廉等学者无不兼以藏书、研究闻名，他们同样在海内外积极搜寻通俗小说版本，撰写序跋或专题论文记录研究成果，进行通俗小说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在此过程中，关于通俗小说目录、版本、校勘等研究开始逐渐细化，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范式也终于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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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译日文小说与中国近代文学建构研究（1894-1919）”（编号：21CZW036）。
[1]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及的“藏书家所撰序跋”，乃取广义概念，指由藏书家撰写的通俗小说序跋，其中既包括藏书家为自己藏书所撰的题跋，也包括其为自己参与校订、编撰图书所撰序跋。
[2] 关于《剿闯通俗小说》的版本情况，可参见潘建国《南明〈剿闯小说〉版本辑考》（《古代小说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69页）、成敏《“剿闯”系列小说版本及版本演变考》（《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2期）、王进驹《〈剿闯小说〉版本新考——以台北藏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等文的相关研究。
[3] 傅以礼（1827-1898）：原名以豫，字节子，号小石、节庵学人，绍兴会稽人。曾任福建长吏、台湾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等职。其专研明代历史，性好藏书，特别留心收集南明史料，藏书楼名为“长恩阁”“七林书屋”“华延年室”，有《长恩阁书目》、《华延年室题跋》等著作。
[4] 傅以礼：《剿闯小说跋》，转引自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页。
[5] 程伟元：《红楼梦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0页。
[6] 逍遥子：《后红楼梦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5页。
[7] 舒元炜：《红楼梦序》，《清乾隆舒元炜序本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8] 舒元炜：字董园，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举，后任山东泗水、新泰、巨野知县等官。
[9] 玉栋（1754-1799）：字子隆，号筠圃，汉军正白旗。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举，曾任山东临邑知县。玉栋性好藏书，藏书楼名为“读易楼”。
[10] 按现在所能看到的舒序本仅存第一至第四十回。
[11] 周绍良：《舒元炜序本<红楼梦>跋》，《红楼梦研究论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当保（1754-1785）：镶白旗人，曾先后任笔帖式、直隶八沟理事同知、直隶承德府知府等官。
[12]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小字东墉，号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咸丰十三年（1852）中探花，授编修，历任内阁侍读、工部侍郎、礼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等官，卒谥文勤。其兼通经史，喜好金石、书画收藏，藏书楼名为“滂喜斋”，编有《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宋元本书目》等。
[13] 潘世恩（1769-1854）：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著有《思补堂集》《亦吾庐随笔》《读史镜古编》等。
[14]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15] 陈新：《〈儒林外史〉清代抄本初探》，《文献》1982年第12辑。
[16] 学术界一般认为甲戌本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红楼梦》抄本，此本为1927年由胡适发现，为清同治年间藏书家刘铨福旧藏，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因第一回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字样，被认为是乾隆十九年（1754）抄录。
[17] 濮文暹、濮文昶：《红楼梦跋》，《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8页。
[18] 濮文暹（1830-1900）：字青士，江苏溧水人，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南阳、开封、彰德知府等官。濮文昶：字春渔，为濮文暹之弟。同治四年中进士，曾任湖北知州。
[19] 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道林游侣等，北京大兴县人，曾任河间府肃宁县教谕等职。刘铨福与其父刘位坦均以喜好收藏图书与金石书画著称，其藏书室名为“君子馆砖馆”。
[20] 完颜麟庆（1791-1846）：字伯余，号见亭，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兵部主事、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等。
[21] 完颜崇实（1820-1876）：字子华，别号适斋，完颜麟庆长子。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编修，后受先朝知遇由驻藏大臣擢升为成都将军、刑部尚书等职。
[22] 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885页。
[23] 杨翰：《息柯杂著》，《清代诗文集汇编》（6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页。
[24] “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提出，旨在说明清代江南学者的职业化问题。
[25] 关于空青室本《西游补》的具体情况及刊行过程，可参见拙文《〈西游补〉在近代的在发现及其小说史价值的确立过程》（《澳门文献信息集刊》2022年第2期）的相关论述。
[26] 钱培名：字宾之，号梦花，金山（今上海）人。清代藏书家、学者，藏书楼名为“小万卷楼”，校订有《小万卷楼丛书》。
[27] 张文虎：字孟彪，号啸山，别号天目山樵，南汇（今属上海）人。以精于校勘而闻名，其所校《守山阁丛书》《小万卷楼丛书》皆为善本。此外，其还以诗词创作见长，著有《古今乐律考》《舒艺室诗存》《索笑词》《舒艺室杂著》等。
[28] 顾观光：字宾王，号尚之，号武陵山人，金山（今上海）人，对医学、小学、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皆有研究，著有《六历通考》《算剩初编》《算剩续编》《算剩余稿》等。
[29] 周君文：《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0]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139页。
[31] 关于静寄山房刊本《平山冷燕》的基本状况及此本与弘晓的关系，可参见拙文《清怡僖亲王弘晓评本〈平山冷燕〉考》（《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的相关论述。
[32] 冰玉主人：《平山冷燕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6页。
[33]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人，三十年（1850）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五年（1855）为河南学政，同年被罢职。后以著述、授徒为业，先后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俞樾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皆有建树，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俞樾藏书亦甚富，其藏书楼名为春在堂，后又于光绪四年（1878）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建曲园书藏藏其著作。
[34] 俞樾：《七侠五义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5页。
[35] 广百宋斋主人：《广百宋斋书目》，转引自倪俊明《徐润与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唐廷枢研究》2021年第1期。
[36] 广百宋斋主人：《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例言》，《〈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
[37] 陈大康《打破旧平衡的初始环节——论申报馆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38]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39] 姜荣刚：《从〈儒林外史〉的传播接受看近代小说的演变》，《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40] 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直、凌波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捐官内阁中书，后迁内阁侍读学士、资政院议员等。曹元忠精研三礼之学，并好藏书，藏书处名笺经室，有藏书目录《笺经室书目》。
[41] 董康（1867-1947）：原名寿金，字授经，号诵芬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任刑部主事、法律馆总纂等职。1911年赴日本攻读法律，回国后在东吴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职。董康性好藏书，在日本期间搜藏不到不少珍本秘籍，其藏书楼名为“诵芬室”，以宋元及明嘉靖前版本为主，同时留意收藏小说戏曲类图书。
[42] 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新编五代史平话》，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49页。
[43] 曹元忠跋文认为《五代史平话》为宋刻，但后经学者研究认为，此本中有部分元人增益内容，或经元人改题，当为金元刊本。不过此书仍然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44] 罗书华、苗怀明等：《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45] 董康：《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394页。
[46] 董康：《四卷本自序》，《董康东游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47] 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8]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同治六年（1867）中举，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四年（1904）年任国史馆总纂。后因与国史馆总裁徐桐意见不合，归乡开始在各书院主讲，主持江南图书股、京师图书馆。民国后缪荃孙居于上海，任《清史稿》总纂职。
[49]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京本通俗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50]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讨论，可参见长泽规矩也《〈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话本〉》（《小说月报》1929 年6月），马幼垣、马泰来《〈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中国小说史集稿》，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徐朔方《关于〈京本通俗小说〉》（《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等文的讨论。
[51]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京本通俗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52] 罗振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页。
[53]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5页。
[54] 按《梁公九谏》为黄丕烈于嘉庆十一年（1806）发现，后其又于嘉庆十三年（1808）、十四年（1809）发现两种《宣和遗事》，经过校勘后收入《士礼居丛书》刊行。曹元忠、罗振玉、王国维的跋文中都提及黄丕烈发现并刊行古本小说之功。需要指出的是，黄丕烈藏书更关注书籍的成书时间与递藏状况，对是否为小说及此书在小说史上的价值并不在意。不过，由于黄丕烈在藏书界的声望及其刻书的质量，对后世藏书家还是起到了积极影响。
[55] 关于此问题，可参见孙逊、赵真《“亚东本”小说序跋与古典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以胡适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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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暨南学报》2022年12期，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