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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刚、景文彬等十几位公安干警，再次护卫张伯驹夫妇把第二批珍贵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在太和殿前举行了盛大捐赠仪式。这次来捐赠文物的不仅仅有张伯驹夫妇，还有章乃器、朱文钧、孙瀛洲、郑振铎、陈半丁、王世襄等，包括马衡自己也捐出了毕生收藏。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各界名流捐赠大会，十分隆重而盛大。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了捐赠仪式。
张伯驹与妻子潘素，第二次将自家珍藏三十余年的珍贵的书画字帖八幅上交国家，其中就包括《平复帖》、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等八幅国宝级书法名作，而且是无偿捐赠。故宫中的顶级书画，一半是他们捐赠的。张伯驹与妻子潘素的藏品填补了蒋介石当年败走台湾时把故宫博物院掏空的这一空白。其中《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共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陆机《平复帖》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华家。”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做了简短的发言。张伯驹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收藏、诗词和戏曲，而收藏又是他的最爱。潘素不仅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书画艺术家，也是一位有着炽烈爱国热情的爱国人士。她与丈夫张伯驹一样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特别是对顶级文物的收藏，需要卖掉家产，甚至举债，对此，潘素全力支持。他们不惜钱财甚至生命，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作出过巨大贡献。夫妇俩淡泊名利，就是要让这些国宝永远留在中国，成为炎黄子孙可以世代保有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无偿捐赠行为，令所有人动容，感天动地！
文化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了一纸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赠给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潘素女士，此时此刻，夙愿得偿，喜悦固然，但不免有种骨肉难舍的痛楚、失落。她再次留下了热泪，用手一一抚摸和这些宝物依依惜别。所有在场的社会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接下来是章乃器，他把1192件文物直接捐献给故宫，这些文物种类繁多有玉器、青铜器、陶瓷等，其中包括西周云纹玉环、商纹青铜鼎、商青铜弓形器、战国谷粒纹玉璲等多个国家一级文物。
章乃器，原名埏，字子伟，又字金锋，别名嘉生，汉族，浙江青田人，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金融学家、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和收藏家，爱国民主先驱，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他说：“在过去，帝国主义掠夺我们工商业，利润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家所夺取了。此外，还掠夺我们中华文化财宝。避免这些文物流失海外或者落入不法之徒手里，我尽了微薄之力，今天捐给国家，惟图永留华夏。”
接下来是孙瀛洲被誉为“宣德大王”，他为故宫捐献了3000件文物，其中包括晋、唐、宋、元、明清等各种珍贵名窑瓷器，其中就有极其珍贵的官窑、汝窑、哥窑、定窑以及元瓷器等稀世珍品，其中有25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然后是萧山朱文钧先生的夫人张藼祇女士率子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溍将家藏碑帖七百余种无偿捐赠。藏品主要有汉唐碑帖700余种、明清紫檀木家具、宣德炉、以及一批名家画作唐《观瀑图》、北宋《归牧图》等。中央文化部颁发奖状表彰朱氏保护文物、化私为公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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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把他生平所藏近700件汉、魏、隋、唐、两宋的陶俑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除了给每位捐赠者发奖状之外，还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文明传承。星散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绵延于岁月长河中的历史文物，正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文物还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的标识，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是国家象征、民族记忆的情感依托和物质载体，是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国家软实力的根基，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固基石。这些收藏家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和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铭记。新中国和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每一位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献的收藏家和捐赠者，你们就是守望中华文明之功臣，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之英雄！”
在场的人热烈鼓掌，都为这些无私捐献国宝的人的精神感动。只是王世襄有点闷闷不乐，原来，故宫只收了他捐“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青铜器。他要捐“天下第一紫檀案”——一张紫檀木的桌子给故宫，故宫嫌破，没收。后来，他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此是后话不提。
他说：“故宫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故宫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更是人民的；一个国家要壮大，民族要进步，离不开历史的积淀和薪火相传文化底蕴，让我们感谢和铭记这些曾经为故宫做出重大贡献者。”
吴道子绝对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传奇，最擅长的就是壁画，有着“画圣”的美誉。而这幅《八十七神仙卷》算得上是吴道子的巅峰之作。属于典型的绢本白描长卷，画中主要是以道教为主题，清晰地描绘了东华帝君、南极帝君等87位神仙，画中的场景确实是极其的令人震撼，每一个神仙的细节都刻画的惟妙惟肖，真的无愧是唐朝的画作巅峰！
在张伯驹夫妇、章乃器、孙瀛洲、郑振铎等文化名人捐赠的带动下，各地博物馆都陆续收到了当地收藏家的捐赠。其中上海博物馆三件精妙绝伦的国之瑰宝——大克鼎、商鞅方升和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是潘达于先生捐赠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也为他颁发了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收藏家徐世章逝世后，子女按照他的遗嘱，一共捐给国家2803件文物，多数都是精品，极具艺术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在徐世章捐献的文物中，六百多件古玉类异常珍贵。最早的有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玉，中间许多朝代的玉都有。虽然历经成百上千年，但是这些玉器成色好，晶莹剔透，圆润光滑，红山文化的玉器更是珍品中的珍品。
徐家捐献有功，收到了当时部长沈雁冰签署的褒奖状，也得到了奖励。对于徐世章和他家人来说，能够把价值连城的文物宝藏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得到更加专业和精心的保护，让更多的国人观赏，这种价值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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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指示》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出台后，再加上全国公安部门加大了对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中国文物流失国外、盗墓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根据线索，赵万刚和助手景文彬奔赴上海，会同上海公安干警直接查封了文物走私大贩子卢芹斋的卢吴公司和来远公司。可惜，这个中国最大的文物贩子卢芹斋早就知道不妙，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跑到国外去了，在法国定居。公安干警在卢吴公司和来远公司，还是查获了一大批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文物十七箱。其中大部分是浙江和太湖地区古墓被盗掘的古玉。
卢芹斋，原名卢焕文，1880年，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卢家兜村。长大后，服侍阔少张静江，后跟随张静江到巴黎。张静江这个商务参赞在公干之余，和小舅子姚叔来开了家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公司，起名“通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卢焕文悟性颇高，有经商头脑，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凭借天赋与勤奋，卢焕文从“通运”学徒开始，刻苦学习各项业务，又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很快就受到张静江重托，出任掌铺。张静江慷慨资助孙中山革命，后接受邀请，毅然丢下法国生意，回国辅佐孙中山，提携蒋介石，因此，后来孙中山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尊他为“革命导师”。张静江问卢焕文去留？答愿意单干。于是，得到张静江资助，卢焕文开办了自己的“来远”公司。并把自己名字改成了“卢芹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卢芹斋的合伙人叶叔重进行审判，法院认定：“从1927至1942年亲自经手收进各种珍贵文物达8000件之多，盗卖给美、英、法、日、瑞士等国的博物馆，价值700万人民币，仅销美国的即达300万元美金”。这只是卢吴公司贩卖文物的冰山一角。据统计，在37年内，卢芹斋盗卖了中国50万件珍宝，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卖到了欧洲、美洲等各个国家，罪恶滔天。
卢芹斋倒卖大批中国文物到海外赚了大钱，法国政府特批他在巴黎建造了一栋红楼，专门用作收藏古董，当地人称为“中国卢浮宫”。
他还娶了金发碧眼的太太，其实早就和这位女人的养母一位波兰女人勾搭成奸，玩弄母女俩，用倒卖中国文物的钱，挥霍一生，最后死在法国。此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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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率团出访印度、缅甸，赵万刚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任务就是保卫文化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这也是赵万刚第一出国，尽心尽责，处处小心谨慎。因为国民党反动派随时都有可能暗杀中共代表团。果然，在入驻香港酒店的餐厅桌子下，赵万刚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经调查是一位女保洁员安放的，就是要在大陆代表团就餐时起爆。这位女清洁工被移交给英国皇家港警署处理。
就在香港停留期间，得到消息收藏家郭昭俊准备将“二希”《中秋》、《伯远》二帖国宝在拍卖。郑振铎紧急向政务院打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帖。
总理马上批示：“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按照总理指示，文物局立即派出“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谈判成功，除赎金外，本息共计488376.62元港币，便可顺利拿下“二希”。总理已获知此事，并批了50万港币回购款，次日将汇到中国银行户头。由于中国银行及时出资，中南和金城银行并未先行垫付。
有人算过，当时50万港币约合8.75万美元，可以在香港跑马地买上千平方米豪宅。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国家外汇储备为1950年代的最低值，仅0.45亿美元。财政异常困难时，中央仍慷慨地拿出巨款，这是连郑振铎都没想到的。
就这样，赵万刚还护送珍贵的国宝《中秋》、《伯远》二帖回到北京，送入了故宫博物院。
在台湾的张荫梧夫人殷腊梅知道张大千手头确实费用紧张，打算把所藏的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卖掉。有传闻说，张大千有意把这两幅画出售至北美，只因朝鲜战争爆发，美方不予善价，这才考虑转售他人。她说服了张大千，国宝不要流失华夏，最好把这两件国宝转让给大陆的故宫博物院。
《潇湘图》五代南唐画家董源之杰作，表现的是南方山水，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山峦多用披麻皴，并以墨点渲染山峦之上的植被，呈现出江南山水的迷蒙。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其间，赋色鲜明，趣味横生，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潇湘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代表性作品之一。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现存宋摹本，绢本设色，此画绘写的就是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整幅作品线条遒劲流畅，工整精细，构图富有想象力。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的豪门夜宴。
这是顶级的国宝，蒋介石当局开始蒙在鼓里，如果知道一定禁止张大千的行为。那么，如何转让给大陆的故宫博物院？这就需要一个中间人，双方都信得过，既要守得住秘密，又能促成此交易。
此次收购张大千藏画，徐伯郊积极沟通双方。他和张大千是旧识，在许多方面情趣相投，曾秉烛夜谈赏画赏诗赏古物，曾一同游山玩水并热爱美食等。张大千每次到香港，徐伯郊都会把他们一家照顾得十分周到。
但是，收购工作一波三折。香港当时处于英国政府管制之下，这座海纳百川的自由港，汇集着各方政治势力。躲在暗处的情报机构林立，很多外国机构对顶级藏品虎视眈眈，这令文物流动十分难测，跃跃欲试出高价“半路截胡”者颇多。
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殚精竭虑，与徐伯郊书信往来多次，亲自指挥这次收购行动。最后张大千把这两幅珍贵的文物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及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东西，折价两万美元，“半送半卖”地给了国家。
作为一代宗师，人们对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倒卖国宝给洋人”一直颇有微词，但张大千出让的这两幅画，赢得了赞许。这是他在1945年花了近千两黄金、还舍弃了早就看好、并已交订金的一座前清王府而从琉璃厂购入的。是溥仪带出皇宫后流入民间的。张大千携带一批收藏精品到了台湾，后张大千在台湾待不下去，携藏品在香港待了好几年。
张大千能把这两幅珍贵名画最终给了内地，这是确凿的爱国行为，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蒋介石知道后，果然非常震怒，认为张大千“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个心向大陆“叛徒”。扬言要派特务除掉张大千。张大千知道香港也待不下去了，趁到阿根廷办画展的机会，取道巴西，在那里买了一家农场，在巴西待了十多年。直到蒋介石死后，台湾不再为难张大千了，张大千才转辗回到台湾，在台北郊外双溪溪水交汇处盖起了“摩耶精舍”，定居下来，直到去世。此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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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了。果然，不出三年，文物走私就跟卖淫嫖娼一样，在新中国基本绝迹了。文物回购走上了常规化道路。
文物回购，就是战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大财阀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时刻染指海外中国文物的交易。国际文物贩子美国的何斯泰打听到“镇国之宝”《五牛图》欲在香港转手，何斯泰觊觎紧盯这件重宝，不惜高价，势在必得。
唐韩滉《五牛图》是存世最早的纸本绘画，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评为“神奇磊落，稀世名笔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五牛图》被掠走、变卖，从此销声匿迹。
郑振铎指示这个“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购。”郑振铎写这些话时，字字泣血。
国内拨付款项，限于预算，手续繁杂，而争购文物必须当机立断，有时还要垫付巨款。徐伯郊时常因为欠款得罪朋友，有时候还为“躲债”藏在广州。此时，他知道不能错过时机，不能让争取多年的书画流失国外。
就这样，镇国之宝《五牛图》、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马远《踏歌图》、黄庭坚《张大同手卷》、李唐《采薇图》、吴镇《渔父图》……这些旷世名画，陆续回归了祖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徐伯郊负责鉴定、洽谈等事项，头绪多，任务重，但是经过他手成功回购的顶级文物有40余种。他被召到北京，在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小礼堂向管理文化事业的郭沫若、沈雁冰等汇报工作。快要吃饭时，周总理忽然来了，亲切地对他的成绩表示肯定，嘱咐再接再厉，为文物回流祖国做贡献。因为还有事情，总理连饭也不吃就又匆匆走了。徐伯郊深为感动。
徐伯郊几年间为收购国宝辛苦奔波，没拿国家一分钱补贴。郑振铎曾写信表示要按月补送薪金，但徐伯郊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在尽一个书生的报国本分而已。这都是我应做之事，哪还能要国家的钱呢！”而婉拒。
可是，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徐伯郊晚景凄凉，80多岁的时候连港岛的寓所也卖了，搬到蓝田租屋住。此是后话不提。
再说郑振铎先生在文物捐献、抢救等方面，为中国文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郑振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两所所长。1954年，他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仍分管文博事业。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10月17日，他奉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机上71名乘客、3名乘务组和6名机组成员一共80人无一生还。事后调查结论为：由于飞机进入强烈湍流区域，导致其超过临界点迎角而失去了控制，而机组在最后时刻依然试图控制住飞机，体现了足够的敬业精神。但最后还是失控坠毁了。郑振铎壮烈殉职。年仅60岁。
赵万刚本应陪同作保卫工作，但是他把这次宝贵的出国机会让给了助手景文彬。消息传来，赵万刚悲痛万分。首都文化界和北京市公安局沉痛悼念失去的文化巨匠和亲朋好友。郑振铎去世后，其家属遵其遗愿，将他的近十万册珍贵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此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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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中国文物的分水岭。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将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国子监等几处挑选出的文物精品，共2972箱，分3批用军舰转运台湾省，这些精品文物在国民党眼中看来，是代表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东西。文物总计约65万件。其中有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尔雅》、藏文大藏经、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帝鉴图说》、清代玉雕翠玉白菜、西周毛公鼎、《富春山居图》等等，是精品中的精品、孤品，最有学术价值。
这么多的国宝到台湾之后的日子也十分坎坷，有一大批国宝就潦草地存放在台中市的一个糖厂的仓库当中，这个糖厂日夜都在炼糖，产生的黑烟二十四小时不断，这对存放在当中的文物是极其不好的，甚至会损伤到这些珍贵的国宝。
跟随国宝一起到达的工作人员立马向蒋介石反映，希望可以换一个地方储存国宝，可是迟迟未得到批复。最终，在不断地诉求之下，蒋介石拨发了一些经费，让文物搬家，工作人员们拿着有限的经费，选定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适合的地方，台中市雾峰乡吉峰村北沟的一个山洞当中。
高丽萍来到台湾后，在父亲这个特权人物的陪同下，可以看到一些禁区的情况，当看到文物在黑暗潮湿的破山洞里，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怎么这么对待国宝？还不如不运到台湾来，留在祖国大陆故宫里不是保存得更好？造孽啊，践踏国宝，践踏老祖宗留给中华子孙的文物！罪该万死！”
一直盯梢她的保密局的特务听到后说：“你是被大陆赤化的共党吧？心向大陆，走，跟我们走一趟。”
高丽萍说：“台湾不是自由世界吗，怎么连说句实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要我跟你走一趟？上哪去？”
特务说：“当然是没有自由的地方！”说着动手要抓高丽萍，被高丽萍搧了一个大嘴巴。
高丽萍骂道：“你奶奶的，猪脑子，死忠？我这句实话错了吗？”说完，还踹了两脚，特务摔了一个嘴啃泥。这个特务刚想掏枪，被陪同的一个当官的拦住了。这个当官的说：“不得无礼，这是罗总的千金，是大陆通缉人员，刚回台湾。她说得很有道理！这么对待文物，就是糟蹋了老祖宗的宝物。”
高丽萍的父亲罗家聪也是心疼这些文物，说：“抱歉，小女说话，用词不妥。但是，热爱祖国文物的心情是可贵的。你们要向蒋总裁反映问题，不能再这么糟蹋国宝了！如此糟蹋国宝，天理不容！”
原来，来台岛的这些文物工作人员都只是以为在这里待上半年一年，就能带着文物回到祖国大陆，可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集团忙于所谓的“反攻大陆”的计划，和大清洗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么多珍贵的国宝就这样在山洞中待了多年，无人问津。
张荫梧的夫人殷腊梅找到了时任文物馆长的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先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传递了大陆亲人对他的问候，希望他能够回到大陆去。孔德成深为感动，但是表示，确实身不由己，即使自己想走，那么多特务盯着他，怎么走得成呢？家乡，孔府、孔庙、孔林，时时出现在他的梦中。他做梦也想回去啊！后来，殷腊梅问起了从大陆带来的文物保存在山洞受损的事。
孔德成流泪了，他说：“太难了。1950年以来，台湾的物价飞涨，甚至开始闹米荒，许多人都吃不上白米饭，我的文物工作人员们只有拿番薯来替代大米，猪肉更是几个月吃不到一次，把破烂的农舍修一修就是住所。可是国民党高层却对这些毫不在意，他们一心只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如何反攻大陆，彷佛这些珍贵的文物丝毫不重要。你说，我能怎么办？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台湾当局终于对这批文物重视了起来，蒋介石集团将文物送至美国进行展览，并在北沟修建陈列室，但陈列室只有六百多平米，六间房间根本不够存放这些珍贵的文物，剩余文物依然存放在山洞的仓库中。不少文物受损。后被高丽萍鼓动新闻记者曝光出来，特别发现存放古籍的木箱上有水迹，打开一看，果然伤及文物，这件事情的爆发终于激起了台湾当局和民众对国宝文物的关心，舆论大哗，随后时任馆长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引咎辞职。
这种尴尬的情况直到1965年11月12日台北外双溪建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馆暨中山博物院才有所改善。殊不知，这些文物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已经呆了十五年。有多少受损的文物亟需修复！此是后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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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也是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傅斯年对何去何从，相当矛盾。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有出门。其实早在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六人为和平奔走，就访问了延安。傅斯年与毛泽东是当年的北大旧相识，二人回首往事时，毛泽东称赞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斯年在延安的窑洞里看到满墙的锦旗，不由脱口道：“堂哉！皇哉！”傅斯年离开延安时，向毛泽东索要墨宝留念，毛慨然应允，抄录了一首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而此时蒋介石胁迫他去台湾，如果不去，也许老蒋会愤怒派特务下手。离开大陆的日子到了，送行的人，除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工仆裴先生外，就是即将远走美国的胡适，二人亦师亦友20多年，这次分别，二人终生再未见面。傅斯年就这样黯然神伤地离开大陆。
傅斯年和罗家伦是好友，无话不谈。张荫梧夫人在亲家罗家伦的介绍下，拜访了傅斯年。表达了大陆国务院、教育部领导对他的问候，希望他有机会回大陆任职。傅斯年感慨地说：“当年的黄土高坡之行，已证实了自己‘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论断。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而我，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归骨于田横之岛。”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他把退居台湾描述为“宋江之流”上水泊梁山。意识到这里肯定会出现“文化荒漠和思想枯竭”。就从大陆带走了文物所内阁大库档案，连同馆藏的众多考古文物、金石拓片，以及大批珍贵善本图书，而且许多都是孤本。比如中国宋版书籍，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北宋刊《史记》、南宋刊蜀本《南华真经》、南宋刊《文苑英华》，合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镇馆三宝”。“此本为今存《史记》之最古本”。但是，在傅斯年台湾的图书馆里，藏有毛泽东的墨宝，就是他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赠与他《焚书坑》。
陈诚任命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台大的原班人马都是大陆时期的北大旧人，他们把北大自由的校风带入了台大。1950年12月20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傅斯年就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台北病逝。
一语成谶，台大成为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台大师生将他安葬在台大校园，名为“傅园”，还竖起一口钟，名为“傅鈡”，每天敲响21下，源于傅斯年的“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余的3个小时用来思考”。
张荫梧夫人拜访了庄严先生。从1933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严就带着家眷，跟随故宫文物一路南迁，最后护送60余万件文物抵达台湾。文物抵达台湾后，尽管条件艰苦，他和一同赴台的专家们依然保持了中国文人乐天知命的精神传统。他对张荫梧夫人说，很感谢大陆亲人的问候。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三希堂，有一帖（《快雪时晴帖》）在台北，两帖（《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北京，他希望这‘三希’有朝一日能重归一处。另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有生之年把他带走的这些文物全部带回祖国大陆，带回北平。”但是，他这两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直到庄严老先生逝世前，他喃喃自语的最后两个字是“北平”。此是后话不提。
文物是中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标识，为了这些宝贵文物不流失海外，多少人倾家荡产挥掷千金也要留宝于国土；多少人呕心沥血、以生命相守！无论是大陆，还是祖国的宝岛台湾，守护文物，守住中华民族的根，涌现出一大批为了保护和研究文物而奉献一切的英雄和仁人志士。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大批的国宝从北平运往南方躲避战火，一直到50年代蒋介石集团将他们运至台湾，颠沛流离，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才把这批珍贵国宝保存好，也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之根之魂的热爱和守望。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些珍贵的文物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人民的，中华文明是两岸人民的，文化自信也是两岸人民的，祖国也是两岸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