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之夜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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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岭方鼎和曾侯乙编钟是历史课本里的“明星文物”，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鼎和一个钟放在一起说呢？
因为中国的青铜器文明，除了是青铜制品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也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得以区分——藏礼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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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个商城的豪都之争
郑州商城VS偃师商城
1950年秋，考古专家韩维周在郑州市二里岗散步时，采集到几块带有绳纹的陶片和磨光石器，一座大型商城遗址由此发现。
此后，考古部门对郑州商城遗址进行了持续多年的发掘工作，根据采集到的标本，推断这座遗址的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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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4日，郭沫若专程到河南考察郑州商城遗址，并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中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有殊。”
郭沫若猜想郑州商城是仲丁所迁的都城。遗址庞大的规模，已证明这座古代城市非同一般。它会不会就是亳都？
1974年，杜岭街附近出土了第一批青铜器，其中两尊青铜大鼎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大鼎呈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朴庄重。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另一件较小，高 0.87米，重64.25千克。
随后，考古专家又在郑州商城发现铸铜作坊、制陶作坊和制骨作坊，以及大量墓葬区、大型供水设施遗址，在城垣外围还发现了数段夯土外城墙。城市带有外城，这在已发现的商代前期城市中也是郑州商城所特有的。
种种迹象显示，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商代都城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垣建筑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人们推测这里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亳。然而，1983年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的发现，却对此说法形成了挑战。
根据测量，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属于商朝早期城市。考古学家安金槐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仲丁所迁之隞都；而北京大学的邹衡先生认为是商汤所都之亳。
郑州商城VS偃师商城的亳都之争，也许等到有了更多考古发现之后，才会见分晓吧！
02
藏礼于器
天子四面，诸侯三面
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公旦编著《周礼》，将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编撰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礼乐文化结构。
用音乐来管理国家，周公开创了一项创举。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活动、军队出征，都要使用不同的音乐，配备不同的青铜礼器。
编钟是中国古代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曾侯乙编钟是不可回避的“顶峰之作”。曾侯乙编钟共有64件，分3层8组，重量约4.5吨。此外，在曾侯乙墓中还同出了1件楚惠王赠予曾侯乙的镈钟。
曾侯乙编钟除了规模庞大、制作精美之外，还可以演奏七声音阶、半音阶，可以旋宫转调，终结了那种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没有七声音阶的错误认识。
这套编钟的音域有5个八度又1个大二度，而号称“西方乐器之王”的钢琴，在18世纪的时候其音域也仅有5个八度，可见曾侯乙编钟的音乐性能之高超。
编钟和琴、笙、鼓、编磬等其它乐器共同组成了王室显贵的陪葬重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风靡一时。
《周礼•春官》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
钟磬类乐器，天子可以摆放在厅堂的四面，诸侯只能放三面，卿大夫二面，士一面。
中国青铜器文明，形成了区别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主要特点，藏礼于器。
03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礼胜则离，就有了乐
西周是礼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周礼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衣食住行也体现着“辨等列，明尊卑”的等级制度。礼器就成了承载“礼”的实体。
最有代表性的礼器则是作为权力象征的青铜鼎。
传说夏禹因治水有功被拥戴为王，九州各部落领袖纷纷把他们的藏金献给夏禹，而各方国的酋长也把各族的图像进奉。
夏禹就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座大鼎，把各种图像装饰到鼎上，用来象征九州。在奴隶制时期，鼎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了一种表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西周到春秋时期不同数量的青铜鼎配上青铜簋，被称为列鼎制度。奇数的鼎，加上比鼎数少一个的簋，构成鼎簋组合，鼎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相次；簋的形制、大小、纹饰一般相同。
举个例子：按照文献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就是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两簋，平民则不能使用鼎和簋。
鼎簋制度在西周萌芽并发展，但考古发现，在春秋中晚期，这样的规矩逐渐被打破。
战国时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列鼎制度便埋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评价：“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的本质是维护固化阶级的统治。
《礼记》认为，礼乐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设计的，也顺应了自然世界的客观必然性，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从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寻找到依据，进而得到合理解释。
周人希望通过礼的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进而维护自己的统治。但见识过商朝如何走向灭亡，周人便将“德”的思想倾注进统治本身。
“礼别异，乐合同”，礼用来区别身份，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但礼胜则离，需要用乐来缓解社会矛盾，乐就成了重要的教化工具。
当乐的娱乐性和艺术性超出了“礼”的捆绑，就从简单的诸侯僭越行天子之乐，到井田制瓦解，王田变私田，诸侯建立郡县制，再到诸侯征战，都想成为那个能享受最高“礼乐”待遇的“周天子”。
《礼记·乐记》中讲：“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让西周的礼乐制度划上了句号，但礼乐的精神又随着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慨，又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陪伴了华夏民族两千余年。
本文有参考：
王清雷-周代礼乐制度视野下的编钟
朱承-《礼记》：挖掘生活政治的哲学范式
字 · 祖
先 · 声
历史书的婴儿尸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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