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亭
摘要：9月3日为什么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就是因为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最后完成了投降的正式法律手续，9月3日才是真正和平的开始。那么当年能够出席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到底是哪些人？
投降仪式上的中国人
出席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有确切资料证实的是徐永昌上将、杨宣诚海军中将、朱世明中将、王之少将、李树正上校、王丕承上校等六人。对这六人，现在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
首席代表徐永昌作为中国代表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怎么不是蒋介石？因为同盟国出席投降仪式的，都不是国家元首，都是军事将领，所以蒋介石自然不会来。在蒋介石手下，何应钦无疑是军中第一号，但他要负责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分身乏术。而白崇禧、陈诚虽然资历和职务都够格，但是派系因素太明显，也不适合。只有徐永昌，出身于阎锡山的晋绥系，抗战爆发后从1937年8月起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一直到1945年8月，为抗战胜利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资历职务都合适，出身杂牌却长期在中央，再加上为人处事一向低调，名声又好，因此能得到这个名垂青史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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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宣诚中将，虽然是海军，但实际上离开海军多年，由于他曾经留学日本，又担任过驻日海军武官，很熟悉日本，所以在抗战中担任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为抗战胜利也是有颇多建树。
朱世明中将，清华大学毕业后公派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先后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参谋本部处长以及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通晓多国语言，是极为出色的军事外交官，1946年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王之少将，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军事观察员身份一直跟随麦克阿瑟转战太平洋，此时担任中国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部首席联络参谋。在签字仪式上陪同徐永昌签字的那名军官就是王之。
李树正上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抗战中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参加过第一次远征缅甸作战。
王丕承上校，曾先后在美苏德法等国任武官，还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时任军令部情报处处长。
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有留学背景，都是军事外交方面的干才，作为中国军人的代表出席日本投降仪式自然再合适不过了。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蒋介石最亲信嫡系的黄埔军校出身。
此外，还有中央社记者曾恩波、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等三人也豋上了“密苏里”号，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日本正式投降的经过向国内报道。
两位美军大佬
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后就宣布由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陆军五星上将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这下可把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中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惹火了，他公开表示将不出席投降仪式。尼米兹平日都是谦谦君子的温雅风度，就是莱特湾海战中，哈尔西置登陆滩头不顾率全舰队追击日军小泽舰队，尼米兹也不过是发了个很委婉的电报：“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现在他如此发飙，是因为觉得在胜利时刻由陆军将领到台前，会给人以陆军才是第一功臣的感觉，对在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海军太不公平。最后杜鲁门决定麦克阿瑟作为同盟国代表签字，尼米兹作为美国代表签字，同时投降仪式放在海军军舰上举行，这才平息了尼米兹的怒火。
麦克阿瑟签字时邀请的陪同者是曾经当过日军俘虏的温赖特中将和英军珀西瓦尔中将，温赖特是1942年日军进攻菲律宾时的美军司令，这个职务本来是麦克阿瑟，后来美国高层见战局必败无疑，不想让麦克阿瑟成为俘虏，专门命令他离开菲律宾去澳大利亚出任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也就是说温赖特等于是替麦克阿瑟当了日军战俘。珀西瓦尔则是英国在新加坡驻军的司令，在日军攻占新加坡时被俘。这两人是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被俘的最高军衔将领，两人在战俘营里饱受折磨，此时都是皮包骨头形同骷髅，看看都令人心酸。麦克阿瑟请他们两人陪同签字无疑是对两人的一种补偿。
尼米兹邀请的陪同者是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上将和太平洋舰队副参谋长谢尔曼少将，照理说最合适的应该是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这两人各自带着一个指挥班子，轮番指挥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部队，在哈尔西指挥下叫第三舰队，在斯普鲁恩斯指挥下则叫第五舰队，其实就是一支舰队两套领导班子。两人堪称尼米兹的左膀右臂，军衔级别相当，战功也同样显赫，应该一同出席投降仪式。但尼米兹考虑到可能会有死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袭击仪式所在地“密苏里”号战列舰，美国高级将领此时都在“密苏里”号，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特意安排斯普鲁恩斯坐镇冲绳海域，在发生不测时负责指挥全局。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出席仪式的美军官兵，从小兵到上将，穿的虽然都是新军装，但都是衬衫式样的军便服，不带领带不佩勋章勋表，太过随意，完全不像出席这种重大仪式的样子，原来美军是专门下了命令，要求这样非正式的穿着来表示对日本的蔑视。
日本代表都是老相识
日本代表团由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大本营，这两人可都是中国人民的“老相识”，重光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公使、总领事，在1928年济南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都是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要人物，而他的的一条腿就是在1932年5月，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断的。梅津就更不用说了，他担任过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何梅协议》中的“梅”就是他。想当年这两人都是何等的趾高气扬，今天却在这里俯首称降，真是最大的讽刺。
重光葵穿的是最正式的服装，燕尾服，条纹裤，大礼帽，白手套，还有拐杖，当然拐杖不是为了风度而是腿却是不方便，那是193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园出席一二八淞沪事变祝捷大会时，被朝鲜志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断的后遗症。而梅津的穿着就有点问题了，虽然说是带绶带的正式军礼服，但明显没有熨烫过，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括。脚上的大马靴，毫无光泽，看上去脏兮兮的。完全不像是出席正式场合的样子，原来梅津是极不情愿作为日本军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但他的职务却让他根本无从推却，于是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心里的不满。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了日本对待战败投降的态度。
随着各方代表在投降书上依次签字，日本才算是真正履行了投降的法律程序，中国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也终于真正赢得了最终的完全胜利，这个中华民族最为荣耀的一幕也将永存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