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尔山在什么地方，童年时代困扰我好几年。
我的童年时代，除了晚上和午休时间，几乎整个浸泡在大小喇叭的声波中，重复或熟悉的声音会被自动过滤，陌生而新鲜的信息则会引起好奇。
比如新疆本地电台播出防寒警报时，在“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寒抗冻准备”之前，还有一段话特别费解——“乌拉尔山南段形成的高压脊……寒潮近期将移动至我区……”
乌拉尔山在哪儿？我爸说乌拉尔山在阿勒泰那边吧，我说那边不是阿勒泰山吗？高压脊又是什么呢？我爸不吭声了。
从我记事起，家里最靠里的墙角顶上就有一个小木盒，这个有线广播的音箱没有开关，一到点，小喇叭就嗞嗞啦啦响，不是连里播音员传达指示就是转播电台节目。
户外大喇叭的音效要好得多，每隔两三百米就会有一个。站在某个地点，会听到两个喇叭的声音不同步。你很容易就知道声音的传播速度不快。
四岁那年，我在连队大礼堂登台领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的红旗迎风摆，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这首歌没人教，广播天天放，自来会。
五岁那年，幼儿园午休我睡不着，望着屋顶用报纸新糊的顶棚，我突然读出大标题——“一小撮走资派还在走……”老师吓坏了，因为没人教我认过那些字。
其实，只要认识“大小”、“一二”、“左右”、“正反”等几个简单的字，天天听广播，报纸上的大标题是什么意思，扫一眼就能蒙对。
和我爸妈关系最好的邻居家有一台红灯牌便携收音机，有个带背带的牛皮套子。邻家叔叔夜班给地里浇水，除了防风马灯、坎土曼（挖土农具），还不忘挎着收音机。
但是，晚上不上夜班时，虽然外边有大广播，家里有小喇叭，他还经常凑在收音机前小声听，这大概是显示他在家中的地位。我当时以为，人类都是同时听同一个声音。
1975年初春一天，我爸背着一个纸箱子回来，我跟在后面又唱又跳地广播：“我们家买了一个大大的收音机。”等我们到家，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那天我学到两个生字——“春蕾”。这台“春蕾”真是全连最大的收音机，是托北京的亲戚买了寄到乌鲁木齐，又托顺路司机捎到团部。“产地上海”+“北京购买”，这是顶格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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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天总有邻居跑来看稀奇。它有一大堆电镀旋钮，大家轮番小心翼翼地摸一把。那份骄傲虚荣让我好多个晚上都睡不着。
后来我才得知，邻居家那个收音机是我妈帮忙托石河子认识的上海知青花160元买的。我们家春蕾收音机虽大，却只有80元。这事我当然不会说。
添了这么一个宝贝，当然是要经常拆开后盖看看究竟的。但最大的收获是它让我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电台，真是打开了一扇大门。
那时十天休一天，叫大礼拜，父母下班后总有忙不完的家务。有了收音机，爸妈终于愿意晚饭后停一下手。巧的是，自有了收音机，晚上开大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然而后来发生的国家大事，都是连队礼堂和广场集体听广播。等到收音机正上方的墙上，毛主席像边上多了并列的华主席像，一家人听收音机的时间明显增多。
1979年我父亲回湖南探了一次亲，回来讲农村承包不但吃饱了饭，还真有人富了。我妈质疑：“你怎么相信广播上的东西！”我爸强调：“我亲眼看到的，这次是真的。”
关系要好的朋友串门明显增多，经常边听收音机边聊时事。我们属塔城地区，离边境不远。1979年初中越战争爆发，大家很紧张，经常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音员口音奇怪，新闻也特别耸人听闻，大人们很快丧失兴趣。但我喜欢听，不为别的，就喜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呼叫号，它的旋律太美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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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关于收音机最清晰的场景，是我边听着收音机，边用指尖在窗玻璃厚厚的窗花上画画。那是冬季的夜晚，广播里在播报寒流警报，我们不知道乌拉尔山在苏联境内，更不知道“高压脊”是一个气象学名词，对寒流不以为意。那时我们家已有电灯，温暖而敞亮。
它大概是1979或1980年，那年，收音机里突然出现“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种问候语，语音亲切而友好，我真切记得一贯激昂的广播改口时，身上有暖流经过。
那时几乎每天都能从广播里听到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不需要大人解释，我也知道世界正航向一个美好的时代。那时父母脸上常挂笑容，我很少挨打骂，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
文/黄章晋（媒体人）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