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上午，阴雨天，孙传芳要像往常一样出门，其妻随口说了一句，刚下过雨，还去吗？孙传芳一看天，雨已经停了，笑笑，走出了房门。
孙传芳一会就来到了城南的居士林，那是他和北洋前总理靳云鹏一起，在清修禅寺基础上改造的一处佛堂，靳为会长，他为副会长。自日寇占据了东北，早已下野的他就潜心向佛，不问政事，多次拒绝他的日本老同学冈村宁次和土肥圆对他的拉拢，绝不出山去做他所痛骂的“政客”，人活到他这把年纪，又有从前叱咤风云的诸多记忆，不仅名利心看淡，爱国情操也较之前重了许多，他每周必来居士林两次，时间也很固定。
孙传芳进了居士林，今天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信众并不太多，他换上了黑色僧袍，径直走向了前排的太师椅，同往常一样，富明法师端坐在佛堂中央，众居士分居两边，大家在法师的带领下，齐诵着《大佛顶首楞严经》。
一声枪响后，后脑中弹的孙传芳扑倒在座椅上，接着是第二枪，子弹射入太阳穴，第三枪，射入后背，孙传芳当即魂归极乐世界。
凶手居然是一位年轻女子，她放下了勃朗宁手枪，一边让和尚们去报警，一边散发传单，一边高声说道：“各位朋友不要惊惶害怕，我乃为父报仇，不会牵连在座的任何一人。我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
传单上表达的更加清楚有条理，共有三点，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本人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本人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本人即向当局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之心向居士林的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施剑翘的《告国人书》中，详细交代了其父施从滨十年前的受难经过。
回到十年前，也就是1925年的秋天，孙传芳组成华东五省联军，再度吹响反奉号角，很快就把并无准备的杨宇霆打得匆忙北窜，“收复”上海和江苏、安徽大部，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亲率白俄兵团反攻至江苏，派第二军军长、新任的安徽督办、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反攻入安徽。
施从滨，安徽桐城人，1867年出生，时年59岁，15岁就加入了清政府的北洋军序列，宣统年间已经是陆军少将加中将衔，辛亥革命后，在张宗昌手下任职，事发之时，已近花甲之年的他早存退休之念，耐不住张宗昌邀约，只好等这一仗打完再言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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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从滨本人在这场战役之前并没有很大名气，至少没有他的兄弟名气大，他的四弟是辛亥革命烈士施从云，他当年在滦州成立“北方革命政府”，自任为总司令，后来牺牲，手下的“总参谋长”正是冯玉祥。
在安徽境内的施从滨部被孙传芳手下击败，施本人也被俘，老将军没有想到的是，孙传芳居然要取他性命！按理说当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无非是为争夺地盘，不涉及主义人命，朝天放空枪现象十分广泛，“敌军”主帅那更是性命无忧，大不了下野做个寓公，等待机会重新来过。而孙传芳这次大概是为了杀敌立威，想动摇对方军心，加上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的过节，于是动了真格，将其斩首。
都说将军难免阵上亡，死亡本身在所难免，施家人也并非难以面对，他们痛恨的是孙传芳把老将军斩首之后，还将人头悬挂示众，风吹日晒达三日之久，用白布写上血红色的几个大字“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这得多大的仇！很明显是不留后路的做法。
施剑翘本名施谷兰，是施从云亲生女儿，由于大伯施从滨没有子嗣，自幼过继给他，施从滨对她非常疼爱，父女感情很深。闻听父亲被害，立志复仇，但这个裹足的小女子当时不过20岁，知道自己肯定是实施不了这复仇大计的。她找到了张宗昌，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哥哥施中诚从排长提拔到团长，另一个是把弟弟施中杰和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军校留学，是为长短期双保险。
作为短期目标的哥哥施中诚身为家族长兄，知道孙传芳势力太大，报仇之事很难成功，经常劝慰妹妹放弃。施剑翘在父亲周年忌日里哭泣的惨状被施中诚的一天同学看到了，他叫施靖公（与他们家属于同族，并非亲属），当时在阎锡山的手下当参谋，当即向施剑翘表达了倾慕之心，也隐约表达了帮她实现复仇理想之意。
施剑翘的第一个计划不成功，面对着天上掉下来的二号计划，几乎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二话不说，就跟着施靖公回到山西，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怎奈随着时间推移，她觉得施靖公越来越敷衍她，每每一提复仇计划，表现的很心不在焉，后来他也官拜旅长，也算是小有成就，但复仇之事，几乎不提。一晃七年过去，施剑翘一日终于憋不住火，1935年初，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天津娘家，从此再也不见这个吹海口的丈夫。可怜这位丈夫后来在战犯看守所死去后，接收骨灰的通知单寄到施剑翘家，施剑翘都给退回邮局。
回到天津后，施剑翘原来的长期方案中的两位弟弟也在军中混的风生水起，但此时的施剑翘却意识到不能让他们再冒险，更应该让自己这个弱女子挑头来做这件事情。施剑翘也知道与自己家族渊源极深的冯玉祥已经从归隐状态出山，重新为蒋介石所用，她也反应过来，自己即便是杀死这名仇人，未必要付出死的代价。
凶案中的勃朗宁手枪，恰如其分的出现在她的视野中，这是她弟弟施中杰的同学“碰巧”寄存在她家中，而她的弟弟施中杰已是冯玉祥的副官，堂弟施中达是南京军官教导队团长，与蓝衣社交往神秘，就连《告国人书》本身，也是两位弟弟帮忙写的。
一回到天津，施剑翘刚刚由施谷兰正式改名，就已经下定了由本人执行刺杀计划的决心，为此她还做了其他精心准备。
一、强行放脚，裹足后的旧社会妇女，也有中途遇到新社会放足的，谓之解放脚，通过时间的推移，重新回到天足状态，当然之前的骨头变形很难完全恢复好。施剑翘为了行动方便，去医院做了手术，矫正脚部骨骼，这属于强行放脚，付出的疼痛代价只有本人知道。
二、打听孙传芳下落，之前她还没有得知孙传芳在居士林，孙传芳的消息竟然是来自于施剑翘上幼稚园的儿子身上，儿子的一个女同学居然就是孙传芳的小女儿，施剑翘正是通过这条线索锁定了孙传芳家。起初她是想打入内部做保姆，后来又得知孙传芳每周必去居士林，这才化名打入了居士林，摸清了孙的规律。
三、行动当天本来下雨，施剑翘早晨去居士林本来未带武器，也没有发现孙的踪迹，当她看到有人在擦拭孙传芳的那把座椅时，意识到孙马上就会出现，赶紧回家换上了专门裁剪制作的深色大衣，内藏勃朗宁手枪，回到了居士林，等来了十年中的最好时机。
行刺完毕，施剑翘从容报警，等待警察来把她带走，如她所料，弟弟们马不停蹄地开展营救工作，冯玉祥第一时间得到了这则消息，马上带着她的弟弟们去见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媒体上也大肆鼓噪，引发汹涌民意。相对而言，落魄的孙传芳之子倒成了弱势群体，法庭上当事人双方都以孝字痛陈，皆哭成一团，按照民国法律，天津地方法院以最轻程度判定有期徒刑十年，后来的二审又改判成7年。
冯玉祥的活动能力自然不仅限于法院和司法院，后来，他联名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多人，做通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工作，给予特赦处理，关押不到一年后，施剑翘被释放。
施剑翘的传奇还在继续，四十年代初期，她跟随母亲和弟弟施中杰在四川居住，在抗日救国的热潮中，她也发起了募捐活动，捐献了多年的积蓄和徐悲鸿送她的美术作品，经她号召募捐所得的资金，给国军买了三架战斗机，宋美龄都亲自接见过她。
施剑翘死于1979年，就在之前没几年，她的老家安徽桐城在改山造田的活动中，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啃开了修建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坚固的施从滨坟墓，老人家骸骨中的三十多颗金包牙被送往大城市去卖掉。性情刚烈的她未必知道，假若知道，谁会清楚这位为父报仇的当年奇女子究竟会做何感想。
再交代一下她那位堂哥施中诚，他后来做到了74军军长，手下的余程万、李天霞、张灵甫等等，似乎都比他有名气，与他的前辈施从滨一样，施中诚在淞沪会战中由于下身浸水过久，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
施剑翘（后）与施中诚夫妇合影，照片拍摄自四十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