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明宫复原图（侵删）
中国历史地理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大一统的王朝，如隋唐明清，其首都往往“缺粮”。而偏安一隅的割据王朝，如金辽南宋，其首都粮食却常年丰足，少有短缺。
这个现象，颇有些奇怪。
隋唐两朝定都关中，首都长安粮食严重匮乏，即便从隋文帝开始，修筑东向经潼关运粮进京的“广通渠”和沟通长江淮河的运河，也不能解决长安城的粮食问题，以至于经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几朝经营，才从洛阳打开缺口，通过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兴建了洛口仓（洛河入黄河口），回洛仓（洛阳城东邙山上），含嘉仓（洛阳城内），才得以迂回解决首都的粮食问题——
当然，这是“东都”洛阳的粮食问题，对于“帝都”长安的粮食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以至于皇帝和他庞大的官僚集团，为了吃饱饭，不得不常年迁居洛阳。隋唐两朝的多数统治者，也因此被冠以
逐粮天子
的美名。
唐德宗时，藩镇日益做大，洛阳已不安全，皇帝不得不困守缺粮的长安。以至于贞元二年（760年）漕粮到京，贵如天下之主的唐德宗，还要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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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平面图
长安城东广通渠假想图（侵删）
描绘北宋都城汴梁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百多年后，北宋虽困于军事重重威胁的“四战之地”，却一直对迁都心存观望，首都汴梁（开封）似有一种魔力，令赵宋皇帝流连于此，不愿折腾。三百多年后，雄踞北中国的金朝崛起，人口最高时不过五千余万，却能供应中都（北京）一百多万的人口，中都的物阜民丰，令南宋使臣大为叹服。
大一统的王朝饿肚子，偏安一隅的朝廷不缺粮。细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告别“逐粮”，赖漕运尔
隋唐无奈东迁，而宋金得以续命，无他，唯漕运尔。漕运，对于维系王朝的生命，保证其政权运转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王朝得以续命存身的"生命线"。
宋人张方平在其《乐全信》中就曾经说道：
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乐全信·卷二十三》）
北宋时期漕运四渠图
北宋漕运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上述四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
金朝的中都足以自给，并未向偏暗一隅的南宋要粮食，其功劳也归功于“漕运”。
金朝兴起于北方，其政治、经济、军事重心都在此处。伴随灭辽征宋功业渐次达成，金主海陵王完颜亮于1153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将都城从地处黑龙江的"上京"迁移到华北平原的"中都"。有赖和宋廷"绍兴和议"后得淮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供给，山东、河北等稻麦产量区尽入金朝彀中，粮食产量极大增加，外加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供给中都人口并非难事。
更加确凿的证据是，
金朝供养中都的百万人口，依靠的还是北宋运河漕运的功劳——
在宋金对峙时，山东将陵（即今德州）段御河完全处于金朝控制之下，该段御河又在德州北的东光境内汇入漳河，成为金朝控制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漕运通道。金朝为此继续修治御河（利用的是隋炀帝时期修缮的永济渠故道），并沿御河两岸在历亭、临清、将陵、东光、南皮等沿运之地建仓存粮，以便将山东、河北地区的粮食漕运至京师。为扩大运河通运能力，金朝还开辟了通州潞水漕渠，于中都大兴西北引玉泉山诸泉水由东南入高梁河，又引河水自东至潞水。
这段通航及其引水工程的实施，也就是后来元代开凿著名的"通惠河"的工程基础。
"其通渠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德州属河北东路景州）、沧州、会川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他……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金史·河渠志》）
金代中都郊区水道臆测图
元代水利设计及元、明、清通州至都城漕运通道及水源点分析（邢毅、朱颖绘制，2013.9）
元代大运河与漕运
南粮北调，大势所趋
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到明朝中期基本成型。这一过程基本是伴随战乱、政策、疾病及自然条件（气候、水土）更迭等因素，导致人口南迁西进，稻麦等粮食作物及棉麻等经济作物也随之南移，加之黄泛区盐碱化加重，可耕土地锐减，北方经济地位相对降低，但仍为全国的政治和军事重心。于是，元代以后的王朝格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形势。为了适应及稳定这一形势，统治者便着力于对自然条件进行人为干涉，大力建设保障防御体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
确保"南粮北调"的漕运通道的畅通。
明代为了解决巨大的边饷消费问题，由朝廷调拨漕粮供应地方驻军成为一项基本的、经常性的举措，而这种调拨主要是通过漕运的方式来进行的。
湖广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粮食产量增加，成为各边镇尤其是西北各镇边粮的主要来源地。明代学者包汝楫指出，"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矣。"（《南中纪闻》卷一）靠的就是湖广地区的漕运枢纽地位。
到了清代，漕粮供应更加侧重于地方驻军。
清代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立满军旗绿营，驻扎了大量八旗兵丁，驻防军队每年会消耗大量的粮食。许多的非战争地区都从湖广地区调拨大量漕粮充作地方驻军的粮饷，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当时湖广漕粮主要有两个去向：
"北漕"和"南粮"。
前者指的是每年运往京城的漕粮，都有固定的数额；后者指的则是每年运交荆州等地，供驻防军队食用的粮食。这些"南粮"数量经常不足，很多时候都会从北漕中临时截留。
在光绪二年内府户部刻本《钦定户部漕运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踪迹——
嘉庆八年截留湖南槽米八万石，运赴陕西，以充兵饷。又截留湖广及江西漕粮，以供给沧州驻防的兵士。即便是湖南西部山区的驻军，也常常依赖漕粮接济。如辰州府属的苗疆地区的永绥、凤凰营等，驻军需要的粮食非常多，而这个地区山多地少，每年所产的粮食常常不足以维持军队的供应，因此除了依靠商贩的买卖活动之外，主要还是依靠漕粮的供给。又如嘉庆三年，湖南截留湖北漕粮二十万石，除支给漕船用粮外，其余漕粮均拨入苗疆兵粮项下，以作备用。
除了供应军资，漕运还发挥着平抑粮价，赈济灾荒、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
谷贱伤农，粮食的价格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着民心的稳定。因此开明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关心粮食的价格问题，如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皇帝谕旨："上年霸州等地曾运通州漕粮给被灾百姓减价平 ，今年水灾更为严重，应如去年运来于各州县平粜"（《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十四至卷十八》）。漕运正是在这种"平粜"的政策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更基本的如救治灾荒需要进行大规模粮食赈济时，则漕运的作用显得更加明显。如乾隆四十三年河南饥荒，截拨江西漕粮赈恤；乾隆四十六和四十七年，山东兖州灾荒，截留江西漕粮30万石赈济。（李文治, 江太新 《清代漕运》）
清乾隆年绘制的反映京津地区漕运的潞河督运图（局部）
天津三岔河口是南北漕运交卸倒驳的大码头
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结论，漕运对于统治者追求的"稳定"是优选，然于经济上的"发展"却难免有阻碍，漕运也成为了明清两朝"僵化不变"经济观念的最好例证——
由于物品必须从1000英里以外的南方运来，如何运输就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北地区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依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南北的自然河流，决定了必须修建运河。漕河虽然因此而出现，但是地形因素和气候因素限制了它的运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作为一条南北交通干线，平民大众从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也未能达到期望的程度。虽然它为明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但它也反过来限制了明廷的财政经济计划范围，致使明廷在最后统治的时期里不能适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明帝国内外的历史变化。（黄仁宇《明代的漕运》）
这个观点有它的合理性，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事物阻碍了经济方面的进步而忽略掉它曾经做出的在政治、军事、社会福祉方面的巨大贡献。对于绵延两千多年的帝国形态而言，能走到明清这一步"集大成者"，漕运始终是"续命"的良方和"安邦"的重器。漕运的历史价值，便不应被轻易抹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