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录文化比较发达，不管是《论语》还是《孟子》以及后代很多名人的语录，禅师的语录都很发达，这种文化现象并非独特，而是非常普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不断，人们经常饱受战乱的摧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恰恰是诸侯国之间打仗，给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自由发展的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或许，那个时候没有形成成熟的散文文体，抑或许，那些开宗立派的大宗师们没有闲心琢磨散文文体，只是用了语录体来记录自己和弟子的言行。抑或许，他们的言行都是后代的弟子们记录的，为了保留对老师的尊敬，就要原封不动地原汁原味地还原老师的言行，而不能随便发挥。孔子说“述而不作”，意思是只引述古圣贤的教导而自己不发挥，于是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世很多人的记录，都在追求忠实地记录名人语录，却不会离开语录做自由发挥。
中国早就有了笔墨纸砚，印书工业却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还在于生产能力低下，没有提高纸张的生产能力，也没有大面积印刷书籍，当然，这只是客观原因，还有主观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缺乏大众化的教育机制。中国在战国时期才有了古印，而印度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有了古印。中国印刷术似乎受印度拓模佛像的启发，后来才兴旺发达。古代印度的佛经传授重视口授，而不重视文字记录。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但很多达官贵人信奉佛教，而且民间也兴起了信奉佛教之风。翻译佛经成为风尚，甚至成为皇家主导下的行为。很多庙宇都存有大量翻译过来的佛经，要是有谁想读佛经，就直接到庙宇里去阅读，非常方便。政治制度出现了寒门代替门阀的科举制度之后，民间的读书人也有权利做官了，只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就能轻松做官。也就是说，知识精英们都进入了官僚集团，客观上促进了佛经的翻译。知识分子增多了以后，印刷术也就进步了，印书业也就兴旺发达了，不过，书籍是不可多得的东西，不是谁都可以印书的，也不是印的书能够在民间流传的。尽管很多人都在翻译佛经，甚至因为翻译的不同，而对同一本佛经解释有误，但并不妨碍人们阅读和念诵。还有更厉害的翻译，就是逐字逐句音译过来，不进行意思的解释，力求原原本本还原佛经的面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音译过来的《楞严经》、《金刚经》，害得那些信奉者整天念诵，即便不知道什么意思，也要整天念诵，还要一天念好几遍，以此度过余生，希望能在里面得到成佛的道理。其实，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会获得什么成佛的道理。要想获得成佛的道理，还要去看有意思翻译的佛经，要自己去证悟。
展开全文
对佛经音译的翻译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音，但流失了意思。而对佛经意思的翻译，又失去了咒语原来的音，似乎并不能巧妙合一。于是，翻译佛经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语录方面琢磨，要原原本本翻译佛经的对话部分，至于念诵的咒语，根本不知道每句话的意思，就直接音译过来，让人们重复念诵，就可以获得解脱。于是，这种翻译技巧严重影响了后世的记录。中国的禅师们留下的文字大多是语录体，似乎肇自《六祖坛经》，发展成为禅家的一种专门文体。有如楼颖编的《善慧大士语录》（又称《傅大士语录》）4卷、于頔编的《庞居士语录》3卷等。裴休集的《马祖道一禅师广录》和《百丈怀海禅师广录》各1卷，收集道一、怀海一生的主要法语。裴休所集《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为黄檗希运于宛陵时上堂说法的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三个婆子排班拜。”问：“如何是不迁义？”师曰：“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是一种辩论机锋，要僧人领悟自性的秘密。
后来，这种语录体深深影响了儒家的记录。或者说，从《论语》、《孟子》的语录体一直沿袭到后来，书生们对于老师的语录特别重视，有着类似崇拜宗教神圣性的意思。他们要不改一字地记录老师的言行，当然，所谓的不改一字，也只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范围之内改动，而不能断章取义，胡乱摘取。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老师的著述太多，需要挑拣出一些经典语句，作为普及的语录体，流行于民间。可以说，语录体的书籍出现，让很多名人名声大噪，也让他们的学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毕竟，人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大部头的理论著作，要是能从他们的著作中摘出一些经典语句，制成小册子，流行于世，岂不是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于是，有了王阳明语录，有了鲁迅语录，有了伟人的语录，都让人们能够理解，要是人们随身带着一本语录，就更能随时随地翻看和理解了。
古代语录文化发达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接受心理的原因，并非凭空出现，也并非都是原始的文体，对文化的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要是语录本身是好的，当然可以有利于世道人心。要是选错了，或者产生了误解误读，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造成文化灾难。还是在选择的时候深思熟虑吧，或者不说什么语录体了，只是看前人的语录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
举报/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