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至今，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两千余年。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祖师们翻译经典、研究教义，对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经典、宗派思想及修行方法，进行了取舍选择、创造发挥，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
那么，现在的佛教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中国性格？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从各种原始文献看，佛陀以自己的世界观、观察力和思维力，领悟了直达解脱之道的独特境界，并善于启发他人也进入这种思维境界，此即原始佛教所说的“闻、思、修、证”。
中国文化对于佛陀思维灵性的继承和信仰实践，是放在“乘”这一较为谦逊的概念中，而不是将佛法作为永恒真理的神秘存在。这体现在历代佛教对佛法“空”与“不空”的激烈探讨上。
用佛法的某个“乘”，可以达到一定的觉悟境界，而一旦达到，这个“乘”就被丢弃了，因为其使命已经完成。中国佛教常用“彼岸和船”来譬喻修行和乘的关系：一旦上岸，船就必须舍弃。于是，佛法被作为一条直通神圣的实用之径，而非一套神圣的教条，这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佛法的基本解构。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为适应特别的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这个基本解构又被重新解构，开始出现以领悟佛陀境界为目标的 “方便法门”和佛教宗派。
《维摩诘经》用“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来阐述这些方便法门和宗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是印度佛教和西域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产物，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几点影响：积极入世、孝道、审美。下面逐一阐述。
关于积极入世
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现世，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活禅”和“易行道”两大理论实践体系。佛陀时期的隐遁修行，在重视现世价值的中国社会看来，有某种消极因素。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儒家批评佛教隐遁带来的厌世、君无税收、父无所养等“不忠不孝”问题。印度佛教那套刻板生硬的体系，在中国必须改变。“生活禅”的确立，是降低佛教出世性、提倡积极入世的重大举措，是这种改变的成功尝试。它提倡修行无需隐遁，提倡在生活中落实自利利他的“菩提心”，以尽职尽责的世俗生活来追求并达到解脱生死、庄严人生的宗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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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摩诘经》为这种思想倾向提供了开创性的见解，它重新诠释了“出家”概念，被中国佛教高度认可并继承。维摩诘尊者讲：“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正式提出转换心灵的精神境界，不需要改变生活形态，认可入世的禁欲主义，将追求清净寡欲的解脱境界与融入家庭、社会乃至商业活动的生活互相适应。
“易行道”源于印度宗教家龙树所著《十住毗婆沙论》，该论将持名念佛号称为“易行道”，将其它宗教实践方式称为“难行道”，为净土宗念佛法门确立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易行道”摈弃了繁琐的推理思维和哲学式思辨方法，指出凡夫坚定信念、依托不可思议他力解脱生死的实践方法。“易行”指简单、容易，即易操持、见效快。这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发展极快。
关于孝道
印度佛教没有把“孝”的观念提到明显的高度。印度僧的父母到寺院探望儿子，须对儿子行礼。但在中国，佛教就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以“孝”为基本原则的中国伦理。
孝是家族观念的产物，是君臣关系的基础。中国人的逻辑是：忠以孝始，善以孝先。中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为了佛教传播及信仰的需要，特意将本国的道德意识（如忠孝）突出反映于译本中。对比同一经典的梵文、巴利文原典和汉文译典，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这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佛教的生命力。在中国佛教版本中，读者会看到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圣人拥有着自己文化的美德。
关于审美
美是愉悦、振奋 、和谐、圆满、爱意的统称，审美则是让人感受美的过程和方法。中国佛教的美不同于原始佛教的美。
前者强调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偏重于人伦和谐的美，是扩大范围的爱；后者强调思维的缜密和完整，偏重于脱离苦，属于身心愉悦振奋的美。中国佛教和原始佛教对“佛”这个觉悟者概念的不同解释，印证了这个结论。
在以大乘为主体意识的中国佛教中，佛是同时具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完美人格的人，成佛则需要经历无数“帮助众生觉悟”的善行，这是出于内心本具的善良和爱。中国佛教是从道德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 。
在以解脱道为主体意识的原始佛教中，佛是证悟了“无常、无我”法印、领悟了“生不由我、死不由我”、在精神上超越生死的人，成佛只需深入大自然中，深刻体会关于“灭苦”、“我空”等规律并深入实践，这是出于敏锐的观察力、洞见力和思考力。原始佛教是从精神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中国佛教将个体精神层面的美上升到社会伦理层面“无差别平等的爱”，即菩萨的慈悲，既提升了审美层次，又增强了审美的实用性。（ 文/陈沁）
